第一章 修辞转换与理念革新：政治文化视阈下的范、吕党争

范、吕党争一向是理解北宋仁宗朝前期政治趋向与士夫进退的关键[1]。然而，就现有的政治史研究来说，学界对党争两造的关注显是不均衡的。与备受后人崇仰的范仲淹、欧阳修等“范党”或说“革新派”适相反，以吕夷简为代表的所谓“吕党”或说“保守派”，这个在仁宗朝权力世界中长久占据强势乃至主导位置的官僚群体，于历史叙述中却罕有其自足性，而仅作为“范党”的对立面存在——一个弄权的守旧的终将被历史淘汰的对立面。[2]

上述研究格局的形成，源于盛行已久的革新为贤、保守不肖的价值判断。换言之，后世审视这段历史的视角是以“范党”的观念为基准的。早在庆历初年，一般士人面对由宋夏战事引发的政治困境，便“皆归过于张士逊、吕夷简”[3]而称颂“范党”，视革新为必然。后世亦多认为庆历新政之失败是由奸邪谗害君子造成的。[4]但正是这种后见之明阻碍人们对处在彼时历史情境下限知的党争双方特别是“保守派”抱同情之理解，进而造成思考上的惰性。事实上，吕夷简等元老大臣亦属仁宗朝官僚中的精英，对造就天圣、景祐之际的承平局势及平复庆历初年的政治危机皆有功绩[5]。同时，这群士大夫也有一套成熟的政治理念和行事风格，有自己的政治操守，远非一句“保守因循”所能涵括[6]，只不过他们的声音在一直以来的历史叙述中常被遗忘或遮蔽。党争双方文集的留存状况明显呈现出失衡的局面。范仲淹、韩琦、欧阳修、蔡襄、余靖、苏舜钦、尹洙、石介、李觏这些革新分子及支持者均有卷帙可观的文集传世，与之相比，“保守派”中人虽亦勤于笔砚，但他们的文集多已散佚，这使得“保守派”的核心成员除张方平、宋庠、宋祁等少数人外，在后世普遍陷入失声的境地。[7]

此外，范、吕党争研究还有一个难点，即范、吕两党并非都具备自觉的群体意识和明确的结党行为。和同心一德结成“君子党”的“范党”不同，“吕党”或“保守派”多以“不私不党”自居，在实际政争中，其核心人物亦无充分的协同，人际关系较为复杂，他们只不过出于相近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观念共时地压制“范党”[8]。如庆历年间章得象、贾昌朝、陈执中等宰执排抑庆历革新派，似非当时已然罢相乡居并很快过世的吕夷简授意而为。[9]而夏竦则更是长期与吕夷简不协，和陈执中也“论议素不合”[10]。又如宋庠、宋祁兄弟也是倾轧、批判“范党”的主力，他们曾被吕夷简指为朋党而贬外，显然也算不上是吕的同党。总之，“吕党”各成员之间的联系原本并不紧密，甚至不乏彼此冲突的情况，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后世研究需要而作为“范党”的对立面被归到一起的[11]。所以说，“范党”所攻击的吕夷简及其党附者，和后世意义略同于“保守派”的“吕党”本质上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无论在指涉范围、成员人数还是存续时间上均小于后者。[12]

再者，仁宗朝前期政坛还有部分与范仲淹交好同时与吕夷简关系淡薄乃至对立的士大夫，却在政治观念上和“范党”存在不可弥合的分歧，反而和吕多有类同之处。如王曾、晏殊都提携过范仲淹，亦颇受“范党”中人的景仰。王曾在景祐年间和吕并相，“论议多不合”[13]，还被宋人认为是庆历党争的源头[14]。但王曾曾劝诫欧阳修居官思不出位，又在景祐党争中批评高若讷“多是择利”，范“未免近名”，皆非“纯意于国家事”。[15]王和范、欧显然在“言事”“近名”等问题上意见相左。晏殊同样是显例。他荐举过范仲淹，又于天圣八年（1030）知贡举，取欧阳修为省元，并把长女嫁与富弼，对许多庆历士大夫有知遇之恩。故晏死后，欧为作神道碑，将其塑造成庆历革新派的护佑者。然而实际上，晏和范、欧等人的政治观念判然有别。天圣七年（1029），范上书劝阻仁宗率百官上刘太后寿，晏指责他会被人认定是好奇邀名，范当面予以驳斥，嗣后写信给晏申述言事和近名的正当性。庆历四年（1044），晏殊苦于谏官欧阳修“论事烦数”，在欧出为河北都转运使时不许谏官奏留，谏官蔡襄、孙甫遂以事弹劾晏，致使其罢相。[16]足见人际关系和政治观念之间不仅难以画上等号，还可能造成误判，传统的政治集团论并不适用于仁宗朝前期的士大夫党争。[17]

是故，本章选择搁置价值判断和党派划分，回归当时士大夫之间拉锯式争辩的现场，深入解析他们各自持有的政治观念和评价标准，还原那个政治局势与政治文化皆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原本就具有的多重声部。由文本细读入手，从剖判士大夫的政治言论和修辞策略出发，通过探讨不同士大夫群体间或和鸣或不谐的对话，或呼应或妥协或对抗的互动，来发见仁宗朝前期复杂的政治文化图景，进而求索理解两宋士大夫朋党及其争端的别种理路。[18]须预作说明的是，本文无意否定“范党”的历史意义，只想证明，他们的伟大无需由贬低其政治对手获致，他们的特质却须经正视对手来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