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商末周初孤竹国的都邑与疆域
《孟子·离娄章上》云：“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20]此条史料在有关孤竹国地望的考证中，往往被用于佐证卢龙或辽西地区濒临北海（渤海）而使用。倘若仅从地理位置而言，上述两地均可属于“北海之滨”，孰是孰非，或难判断。然而，结合相关文献和历史背景来看，该条文献实则是考证商末周初孤竹国地望的重要线索。
其一，就语言逻辑而言，“辟纣”是为因，“居北海”是为果。故就其字面之意，可释为“伯夷为了躲避商纣，而迁居北海之滨”。
其二，“伯夷辟纣”的原因。商末之时，纣王沉湎酒色、穷兵黩武、重刑厚敛、拒谏饰非。即便是殷商的宗室贵戚，也深受其害，“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21]。面对纣王的无道，孤竹国何以独善其身。所以，“伯夷辟纣”的主要原因，不外是为了逃离商纣的暴政，以免受其所害。即如《孟子·万章句下》所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22]
其三，“伯夷辟纣”与孤竹迁都。《孟子·离娄章句上》：“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尽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23]由是可知，伯夷在归周之前，已经迁居北海之滨。又《史记·周本纪》：“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24]《竹书纪年》：“（帝辛）二十一年春正月，诸侯朝周，伯夷、叔齐自孤竹归于周。”[25]两条史料均称，伯夷自孤竹而至周，与《孟子·离娄章上》自北海之滨归周的记载相印证，则伯夷归周前，孤竹国已位于北海之滨，故又言“在孤竹”或“自孤竹”归周。对此，亦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分析和进一步求证：
首先，据《史记·伯夷列传》载：“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26]可见，伯夷归周虽有“西伯善养老者”的考虑，但更主要是出于“让国”的目的。如果伯夷移居北海，而孤竹国并未随之迁都的话，那么，伯夷已然远离了国都，岂会因“让国”而再度逃离。以“西伯善养老者”而归周，只不过是其最终选择奔周而非他处的原因，并非其离开孤竹和北海之滨的初衷，即辟纣→伯夷（孤竹）迁居北海→伯夷让国→归周。所以，伯夷从北海而至周，恰恰也说明了在其归周之时，孤竹国都已经位于北海之滨。
其次，伯夷“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冠坐于涂炭也”，说明伯夷不愿自己入朝为官而坐视生灵涂炭，则其迁居北海之时，绝不应是个人或小部分群体所为，否则便弃国人于不顾。如果是伯夷率大部分族众移居北海之滨，又难免会分崩瓦解孤竹的国力，如此又何必之后“让国”呢？所以，孤竹族属迁居北海，只有国君迁都可为。
再次，伯夷因“让国”“叩马而谏”“不食周粟”等义举而名垂青史，其传在《史记》中位居《列传》之首，更是被孔子评价为“求仁得仁”的君子，历来被儒家所推崇，名望远在孤竹君“凭”（即继位之“中子”），乃至孤竹国之上。故典籍文献中，不乏以“伯夷”借代“孤竹”者，如“伯夷国也，在辽西令支”[27]“故伯夷国，今有孤竹城”[28]等，则《孟子》“伯夷辟纣”当理解为“伯夷随孤竹辟纣”。
最后，孤竹迁都的方向。如前文介绍，关于孤竹的迁都方向，学界中存在由卢龙到喀左的“自南向北”说和由喀左到卢龙的“自北向南”说的分歧。其实，此条史料已所言甚明，既然孤竹是为了“辟纣”而迁都，自然不可能越辟越近。商代后期，其政治中心为河南安阳一带。通过地图直线测距，安阳地区距河北卢龙地区约580公里，距辽西喀左地区700多公里。喀左地区相较于卢龙距离安阳地区明显更远，则商末周初之时，孤竹的迁都方向当为“自南向北”。
基于上述孤竹迁都之举的探讨，孤竹于商末周初的新都之所，则有必要予以考证，《通典》《太平寰宇记》《辽史》等史料中有关孤竹地望的记载，可供参详：
1.《通典》：“营州，今理柳城县，殷时为孤竹国地，春秋时地属山戎，战国时属燕。”[29]
2.《太平寰宇记·营州》：“营州，柳城郡，今治柳城县……殷时为孤竹国，春秋时，为山戎之地，战国时，其地复属燕。”[30]
3.《辽史·地理志三》：“兴中府，古孤竹国，汉柳城县地。”[31]
4.《辽史·地理志四》：“平州（治卢龙），商为孤竹国，春秋山戎国。……营州，本商孤竹国，秦属辽西郡。”[32]
5.《汉书地理志详释·辽西郡·令支》：“（今喀喇沁左翼旗）旗南八里有故龙山城，盖即令支城也……又旗东北二十五里有元利州城，盖志所云孤竹城。”[33]
6.《钦定大清一统志·土默特》：“本古孤竹国。汉置柳城县，属辽西郡。”[34]
以上文献有关孤竹国地望的记述，基本不出今天的辽宁省朝阳境内，有异于《括地志》的河北“卢龙说”，《辽史》则呈现出对两种观点的继承和认可。在以往的研究中，持“卢龙说”和“喀左说”的学者，往往各取所需而加以引用，从而造成对相关文献记载的质疑。然而，从孤竹迁都的角度来看，“卢龙说”与“喀左说”其实并不抵牾。如前文所考，孤竹国出于“辟纣”的原因而迁都，其时间在商纣灭亡前夕，谓之商的诸侯国并无不可，是以《通典》《太平寰宇记》等称营州为殷商孤竹国之地。同时，今辽西地区尚存的“孤竹营子”地名，也常被视为该地区曾为孤竹国地域范围的写照；“父丁孤竹亚微”铭文青铜罍为代表的诸多商代青铜器在朝阳喀左地区的出土，以及《汉书地理志详释》有关喀左元利州城为孤竹城的推测，则有助于将孤竹新都进一步推定在朝阳喀左一带。至于“父丁孤竹亚微”青铜罍，作为孤竹祭祀、礼仪的国之重器，不可能用于贸易或赏赐，与其伴随出土的多件青铜器，摆放有序，亦排除了流落民间的可能，当与迁都有关。
此外，孤竹与令支的地望关系，也不失为孤竹国北迁的重要佐证。孤竹在商初之时已为诸侯国，其时“令支”尚为地名。
《逸周书·王会》载：“北方台正东，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独鹿邛邛距虚，善走也。孤竹距虚，不令支玄獏，不屠何青熊。东胡黄罴，山戎戎菽。”[35]
“令支”与孤竹、东胡、山戎等一同参加成周大会，并贡献“玄獏”，说明“令支”在成周之时已不再是地名，而是国名。由此推断，令支当立国于商末周初之际，大体与孤竹迁都时间所相当。从汉代令支县（今迁安县一带）的地望可知，令支国地域范围基本为孤竹国旧地。迁安、卢龙方圆百里之地内，不可能同时共存两国，只能为先后立国于此。因此，令支国很可能是由孤竹部分遗众和其他土著氏族，以“令支”地名为国所建，并与迁都后的孤竹国南北相邻，是以齐桓公北伐山戎时，方“刜令支”在先，“斩孤竹”在后。[36]
孤竹迁都之后，随着权力中心的迁移，其势力范围势必有所变化。周代商之后，孤竹成为周之藩属国，地位已大不如殷商之时。春秋之际，则为进一步沦为山戎的附庸之国。因此，以其最高规制不僭越“侯国”而言，迁都后的孤竹国不可能地域广阔，当为以喀左地区为中心的辽西大、小凌河流域一带。
原文《商周时期东北孤竹国地望考》刊载于《黑龙江民族丛刊》2020年第1期
[1] 孤竹国的“疆域”虽然尚不具备“疆界”的标识，但大体形成了以都邑为中心向周边辐射的一定地域和势力范围，学界有时也以孤竹文化的分布范围代之。
[2] 唐兰：《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文物》1973年第7期。
[3] 孔华、杜勇：《孤竹姓氏与都邑变迁新考》，《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4] 刘子敏：《孤竹不是游牧民族》，《延边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5] 王玉亮：《试论孤竹的地望及“疆域”——兼论辽西出土“孤竹”器物之原因》，《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6] 王玉亮：《试论孤竹的地望及“疆域”——兼论辽西出土“孤竹”器物之原因》，《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7] 参见崔向东《论商周时期的孤竹》，《古族与古国第六届“辽宁史学论坛”暨“辽海文化与东北民族交融”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18年10月。
[8] 苗威：《山戎、东胡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4期。
[9] 董宝瑞：《千载孤竹与伯夷叔奇》，宋坤《中国孤竹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页。
[10] （晋）郭璞注，（北宋）邢昺疏：《尔雅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690—5691页。
[11] （汉）宋衷注，（清）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秦嘉谟辑补本》，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48页。
[12] （南宋）罗泌：《路史》卷13《后纪》，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史部，第383册，第17页b。
[13] （南宋）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49，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子部，第933册，第18页b。
[14] （明）陈士元：《论语类考》卷7《人物考》，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经部，第207册，第30页b。
[15]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625页。
[16]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3528—3529页。
[17]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2123页。
[18] 冯金忠：《孤竹国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物春秋》2014年第3期。
[19] （清）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标点本，第681页。
[20] （清）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标点本，第512页。
[21]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标点本，第711页。
[22] （清）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标点本，第669页。
[23] （清）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标点本，第512页。
[24]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116页。
[25]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疏证》，《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
[26]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2123页。
[27]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197页。
[28]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625页。
[29] （唐）杜佑：《通典》卷178《州郡八》，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全一册，第949页中栏。
[30]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71《营州》，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431页。
[31] （元）脱脱：《辽史》，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486页。
[32] （元）脱脱：《辽史》，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500页。
[33] （清）吕调阳：《汉书地理志详释》，《丛书集成续编》，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44页。
[34] 《钦定大清一统志》卷405《土默特》，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史部。
[35]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修订本，第875—881页。
[36] 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