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是自序，第一次为自己写的书作序。
书的缘起是范长江，落脚是甘南。范长江我是知道的，甘南却很是陌生。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兰州人，参加学院重走西北角活动之前，竟然对甘南几乎一无所知，孤陋寡闻和无知浅薄由此可知。
确实，我那时一点儿都不了解甘南，也没有去过甘南。我不知道离兰州不远的地方，有这样一块迥异于兰州的土地，有着不同的风景，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活，那么多藏人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历史上，许多名人去过那里，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Joseph F.Rock）去过，范长江去过，这块沉默的土地曾经震动过中国和世界。
2015年6月我受学院副院长陈新民教授所邀，加入了由张民华院长发起的重走西北角活动，开始了带队行走甘南的活动。这一走仅仅甘南就是三年，三年就有了三篇不算短的札记。我将这三篇札记分别命名为《人在甘南》（2015）、《行走甘南》（2017）和《再回甘南》（2018），这是我和学生一起行走甘南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此外，还有续走甘南的成果《“甘南”续走：一个村庄的故事》，以及行走甘南的特殊成果《甘南的诗意体验》。从某种意义看，这也是我们走出象牙塔，迈向田野，将科学研究和课堂教学延伸到社会的尝试。对于行走甘南来说，“田野”既是空间，更是一种方法，它是生产新闻的物质空间，更是探究人类学奥秘，甚至深描民族志的特定方法；“田野”既是反观历史的基石，又是检视现实、认识中国和理解中国的窗口。
然而，藏区是民族研究的重镇，甘南又是焦点之一，各种研究和行走访谈何其之多！我们该如何行走？如何田野？如何书写？
远的不说，云南大学的郭建斌教授和师妹孙信茹教授就是做田野的高手。郭建斌对独龙族影像记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就是以田野为方法，成就了民族志的归旨。孙信茹以手机甚至照片墙等为媒介，展开了普米族村、哈尼族村和傣族村等的田野深究，开拓了媒介人类学的视野。云南大学的田野和民族志研究遂逐渐成为学界翘楚，令人敬佩。
“田野不止是高晓松歌里唱的那个诗与远方，田野是观察和研究社会的一个空间。研究者们通过在乡村、城市，甚至是网络中的观察来进行研究。”[1]这是孙信茹的界定。然而，一切理论在实践中总归不是易事，田野，尤其是甘南的田野，糅杂着新闻生产和历史书写，竟如镜花水月一样缥缈，高不可及。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永恒的哲学追问，在这里似乎却成了我们的注解。
“我是谁”，对于甘南田野考察的我们来说，首先是身份的问题。换言之，我们要以什么身份进入甘南、行走甘南、田野考察甘南？我们的社会角色是老师和学生，而对甘南来说，我们都是汉族人，是具有不同民族身份的异族人，同时我们又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具有民族共同体身份的统一性，是广义的同族人。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大多没有去过甘南，不会说藏语，听不懂藏语，不同的语言体系决定了我们是甘南的“异乡人”。但是我们一起生活在中国的国土上，某种意义上又是广义的“同乡人”。我们观看甘南，甘南也观看我们。我们是好奇者、窥探者和期望者，有一双异域的、凝视的眼睛；甘南是承受者、接纳者和生长者，有自在的、坦荡的胸怀。如此复杂的身份交织，使得我们兴奋又困惑。
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一书中说，她不是故乡的启蒙者，她更愿意做一个旁观者，以深深的“忧伤”和“哀痛”，实现写作者和研究者的身份实践，为故乡立传。我想，在甘南的行走和田野考察中，我们要缝合异族和同族、“异乡人”和“同乡人”的身份想象，像范长江一样做新闻的生产者，像洛克一样做土地的探秘者，像更多当代的行走者一样，做时代、民族和国家的建构者。我们将客观地记录，动情地书写，冷静地研究。
我们和甘南不是观看者和被看者，我们是可以交流的同行者，是互相依托的同构者，是一同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检视者和思考者。
如此，我们终将成为甘南的勾画者、形塑者和传播者。
“我从哪里来”，隐含着关乎本原的哲学追问，具体到我们的甘南行走，它启示的是缘起和动机的问题。
如果说梁鸿的梁庄系列是因着对自身工作和研究的深深质疑，以及对故乡复杂且深沉的情感，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是源于对村庄和世界关系的切切痴迷，还有对土地和灵魂宗教般的膜拜，那么，郭建斌和孙信茹则或许更多基于对少数民族现实和命运的高度关注，以及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血肉联系。
我们的甘南行走源于何种机缘？我想，应该是承继和鉴照。
80多年前范长江进入甘南后，和甘南第十九代土司杨积庆促膝长谈，直至深夜。范长江感受到了杨积庆的思维活跃、求新图变，“颇惊此边陲蛮荒之中，竟有此摩登人物”。与此同时，他也敏锐地看到了杨积庆耽于安乐，以封建和神权维持政统的弊端。范长江以春秋笔法，对杨积庆及其治下的甘南进行了客观、公正和平衡的报道，显示了他对甘南的认知，以及对西北乃至中国命运的深入思考。范长江甘南行所表现出来的新闻职业理想和为国家寻找出路的社会情怀，是他行走中国西北角的特殊遗产，弥足珍贵。而这也是我们重走西北角、行走甘南亟须承继的历史精神。
相形之下，洛克作为一个外来者，他以西方他者的身份进入甘南，探险、科考和人类学研究是他的基本目的。洛克超越了西方人的天然优越感和文化的樊篱，躬身细察甘南的每一个褶皱。他交结杨积庆，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甚至调解马仲英的回民部属和杨积庆的藏军之间的矛盾，显示出源自西方身份、高超的社会交际能力。他将卓尼版《大藏经》和紫斑牡丹（美国后称之为“洛克牡丹”）带到了美国，并著文《在卓尼喇嘛寺院的生活》（Life among the Lamas of Choni）在《国家地理》杂志发表，因之轰动世界。洛克在满足西方特有的东方想象的同时，将甘南以及甘南藏族文化传播到了西方。从此，甘南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洛克践行了文化使者的使命，他对不同文化的包容和传播，超越国别和民族的胸襟，以及文化至上的世界眼光，将是我们行走甘南、走向世界的文化鉴照。
我们将越过民族和文化的间隔，进入甘南，并和甘南一起面对世界。
“我们要到那里去”，这是终结和归宿。行走甘南，我们田野考察的终极是真实。
范长江1935年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考察西北，行走甘南，其目的就在于向世人展示西北的真实情状，为中国的未来谋出路。范长江的西北通讯之所以轰动中国，就在于真实的采访、真实的书写，被学界誉为“第一次真实、公正、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2]。真实是范长江西北通讯的生命。洛克也是如此，洛克真实地映现了杨积庆开阔的眼界和非凡的才干，翔实地考察了甘南的自然风貌和风土人情，真实科学也是洛克的神谕。也正是因为真实科学，洛克笔下的甘南才会惊艳西方。斗转星移，处身当代，我们该如何呈现真实的甘南，将甘南发展的真实情状、甘南人的真实情感和甘南文化的真实面相传之于受众？
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中时刻思考着真实的“限度”。她说，她在冒险塑造一种“真实”，那种包含着“活生生的情景，活生生的人和活生生的现实”[3]的真实。它包括了物理的真实，同时也涵纳了叙述的真实和思想的真实。当然，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的偏见、立场乃至修辞的误读。梁鸿之意在于启发我们，真实是理想的灯塔，它以光亮驱散雾霾，引导我们寻找真知，我们为之竭尽全力。但它是复杂的，我们可以无限地接近它，却无法占有它，而这恰恰是我们为之上下求索的动力所在。
在甘南，我们要四处走访，精心修辞，用心呈现那种原生态的历史真实、社会真实和思想真实。
然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基于一个现实命题：认识中国。
范长江当年的西北行是为思考中国的命运，为中国寻找出路，洛克则是为了解密中国，联结中国。当代如郭建斌和孙信茹等众多进行田野研究的学者则基于中国发展的现实和逻辑，深掘着直面中国现实的研究议题。可以肯定的是，当下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也遭遇着无往不在的困难和问题。如何看待机遇与问题并存的中国现实，让世界了解中国，认同中国，是一个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时代命题。对我们来说，不偏激，不嗟叹，躬身力行，考察现实，认识中国，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它关乎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流话语建构，关乎民族复兴和国家现代化的世纪重任。
因之，行走甘南，为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寻找证据，这是我们立足现实的终极想象。
有了行走和田野考察的预设，甘南就在我们面前渐次展开。
三次甘南行，我们的队伍由小到大，一共有7位老师和47位学生参加，2017年队伍最为庞大，达25人之多。学生中，研究生和本科生基本参半，性别构成却反映了新闻院校的基本状况——女生占压倒性多数，男生则是绝对少数。值得一说的是，2017年我们甘南组除了兰州大学的学生，还有四川大学、武汉大学、西南大学、湖北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的6名学生，学校构成关涉了近半个中国的区域。同时，队员的专业背景也非常复杂，有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播音、文学、宗教学、药学和中医学，甚至还有草学、机械加工和空乘等专业，实现了大学专业的高覆盖。
三次甘南行，我们前后耗时29天，如果加上后续采访，总共36天，时间不可谓不长。其间，我们老师和学生一同行走，晨讨夜划，找选题，讨论访谈大纲，修改稿件，共同参悟。我们的行走路线由兰州开启，到合作，达夏河，经卓尼，入迭部，最终返回兰州。行程途经临潭、岷县，进出若尔盖草原和碌曲草原。一路之上，拉卜楞寺、九层佛阁和禅定寺神秘壮美，桑科草原、若尔盖草原和碌曲草原美丽动人，铁尺梁和腊子口惊心动魄，扎尕那清纯唯美，这一切都使我们陶醉。
我们进寺院，采访喇嘛；我们造访夏河的桑科村和卓尼的家当村，访谈了藏族牧民和卓尼三格毛的日常生活、经济发展、文化教育以及宗教信仰；我们三次参观卓尼的杨土司纪念馆，追念杨土司和洛克、范长江的历史往事；我们走访甘南的脱贫攻坚、乳业发展、电商现状和藏医变革。虽然时间有限、条件有限，但我们竭尽所能，走过了甘南的城市、村庄、草原和寺院，考察了我们所预设的各种议题。
我们的成果也是丰富多彩的，有新闻稿件、图片新闻和行走札记，也有纪录片、诗歌。其中，甘南乳业系列稿、环境保护系列稿选题好、立意高，设计完善，虽然最终成果和预设尚有距离，甚至距离不小，但对学生来说，也是牛刀初试，收获良多。此外，更多的稿件是深描人物的稿子，甘南许多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人都成为他们深描细究的对象。这些甘南人让我们难以忘怀，是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丰盈。值得一提的是蒋捷的纪录片《尘世的修行》，细腻唯美，以人物的深度描摹，加之日常和信仰的交织，启人深思。李芙蓉的《献给远方的诗》以独特的意象、错落有致的节奏以及深沉的情感，一咏三叹，唱出了对甘南的深深依恋。这些成果通过中甘网、凤凰网、《兰州晨报》等主流媒体以及我的“灵读书”公众号，借助网络传播的神力，传之于四方。当然，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稿件并没有被采纳刊发，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没有发表的稿件对学生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它让学生更加深入地考虑新闻与田野的能与不能，进一步追问中国当下的现实。
三年的行走和田野，对我们老师是历练和沉潜，对学生是陶冶和打磨。我们的脚步更加稳健，心智更加成熟，眼光更加敏锐。我们于象牙塔之外，看到了更加广阔的社会，开始更多地考虑宗教性和世俗性、传统性和现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等诸多严肃的问题。
三年的甘南行，也是学术田野的锤炼。重走启发和深化了我的范长江研究，继《新世纪以来范长江研究述评——以“CNKI”（2000—2011）为例》以后，我又发表了《“范长江现象”：中国现代新闻理想的历史隐喻》，对范长江的精神实质有了更多的理解。同行的张维民博士在行走之余，深入田野，开展对藏、回等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和身份建构的调研，最终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空间中‘国人’身份的建构与反馈研究”；葛俊芳博士于行走之间，走进藏族人家，细察藏族家庭佛堂的文化意义，潜心研究，依托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圣物、媒介、艺术：藏族家庭佛堂图像的多重阐释”发表了CSSCI核心期刊学术论文《图像与观看：藏族家庭佛堂图像的人类学考察》《从佛堂到展厅：空间转换下唐卡观看机制的重构》《空间·身体·图像：藏族观看实践中的禁忌研究》，并再次获批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这些都与甘南之行有着深刻联系，某种意义上讲，它们是田野甘南的结晶，也是甘南给我们的丰厚赏赐。
甘南行之后我们继续行走，对我的家乡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朱家湾村的历史文化和精神链条进行了考察。朱家湾村是一个极其普通的西北村庄，村庄不大，人口也不过几百口之多，但是它是西北乡村的折射和写照。首先是早被发掘的唐代石棺和宋金时期雕砖古墓，它映现了唐宋西北边疆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图谱。其中，唐代交河郡夫人慕容仪的墓志铭将高昌国、青海国和大唐乃至玄奘西行的逸事串联起来，以符号和媒介的力量宣告了一段特殊历史的浮沉，也将朱家湾这个普通的村庄绘写在了历史的走廊上。与此相似的是朱家湾宋金时期的雕砖古墓，它是兰州市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好的宋金雕砖古墓。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围观挖掘现场的情景，墓室精妙绝伦的雕砖，以及墓主人高大的骨骼和头骨上的窟窿，似乎都在昭示着神秘而悠远的历史故事。古墓以超越时空的砖石，企图塑造永恒的精神世界，它们以特殊的媒介符号藏身于朱家湾，沉潜历史。
朱家湾的另外一个重要事象是60年的文艺之风。朱家湾从20世纪60年代到如今的60年时间里，以不同的文艺演出展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侧影。60年里，朱家湾从改革开放前以样板戏为主的新戏到改革开放之后的秦腔，再到21世纪的秧歌、广场舞，显示了特殊的发展轨迹，进而折射了中国农村60年历史变迁的文化链条和社会特征。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朱家湾60年文艺之风，铭刻着我深深的个人情感和这个村庄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通过朱家湾的采访和考察，我们在《兰州晨报》和中国甘肃网等主流媒体上发表了《一个乡村60年的“文艺之风”》《高昌国王故居今何在？——榆中朱家湾唐代石棺墓葬访记》等两篇稿件，赢得了媒体和民众的关注和好评。最直接的证据是，2018年4月26日，央视《中国影像方志》摄制组因着我们的报道，按图索骥，来到朱家湾进行了纪录片的拍摄。央视的拍摄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上至政府，下到村民百姓，无不为之而鼓舞。国家主流媒体的关注、拍摄和传播使得我们的甘南续走产生了超乎寻常的意义，并引发了强大的传播效果。之后，2021年，我带队重走西北角榆中线时，再次走访朱家湾，就乡村振兴和村民家风承继作了较为深入的采访，在凤凰网甘肃频道发表了《不明怪病侵袭朱家湾5号三个女人为爱接力前行》和《大厨进村“收徒”美食香飘陇原乡村振兴路》两篇稿件，再次夯实了甘南续走的效果。
行走甘南的内容是丰富的，成果是不易的，这是我们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学术研究、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相融合的创造性尝试。本书以此为基础，本质上是一个新闻传播研究者、教学者和践行者的行走札记和田野考察日志，它以甘南为行走空间和田野对象，真实地记录行走和田野的过程与细节，企图推究甘南所折射出来的西北乃至中国的真实景象。它关乎牧场、乡村和城镇，关乎社群、民族、社会和国家。它是真实记录和个体想象的结晶，是情感体验和学术审视的结合，体现了记录、书写、传播和研究的多维融合。
“我们”是最大的公约数。“我们”是教师，也是学生；是传者，也是受众。“我们”是众多“我”的组合，“我们”又是个体“我”的归纳和抽象。“我们”是媒介，也是符号。“我们”意味着特定的身份特征，它不同于范长江的记者身份，不同于洛克的探险者和科考者，也不同于一般的田野研究者。“我们”是研究者、教学者和践行者，甚至是类似于公民记者的民间新闻人。“我们”把甘南界定为田野考察点，将甘南预设为同一空间体系的代言，视甘南人为同一民族共同体的投射，我们具有互为容纳的价值认知和体系构建。故此，“我们”是平等、互构和建设的，“我们”致力于发现、记录和传播，“我们”力求客观、真实与思考。“我们”是民族的“我们”，亦是国家的“我们”。“我们”是中国的“我们”，亦是世界的“我们”。
鉴于此，本书命名为《重走与新知：甘南田野考察日志》，“甘南田野考察日志”意味着本书的文本内容指向于人类学视角下的甘南田野考察笔记，并且以日志的形式加以呈现。“重走与新知”在于揭示重走西北角的实践特征，以及获取新发现、新认知和新思辨的意义追求。
以此为纲，按照行走甘南的时间轴，本书将2015年、2017年和2018年三次甘南行的田野日志和行走札记分别为《人在甘南》《行走甘南》《再回甘南》等三辑，每一辑都以具体时间为标准，真实记录田野和行走的过程和内容。此中，穿插地点和空间的转换，强化对选题和对象的凸显，竭力呈现细节的真实性、生动性和内涵性，以此传达我们的观察和思考。此外，《“甘南”续走：一个村庄的故事》是行走甘南的延展，是对我的家乡朱家湾村的考察，试图以一个村庄的名义呈现我们对西北乃至中国的理解。《甘南的诗意体验》则是我和研究生李芙蓉行走中写的甘南组诗，意欲以诗的书写，表达我们对甘南最柔软、最动情的触摸。
本书的前三辑中，空间的生产是重点之一，《人在甘南》中对合作宗教空间的书写，便是较为深入的思考。合作的宗教体现了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汉族佛道的共存并进。其中，藏族寺院在合作市区的边际依山建立，逶迤连绵，恢宏大气，清真寺雄踞市区中心，挺拔伟岸，气势恢宏，而汉族庙院则寄身山顶，高标傲世，遗落世外。这样的空间架构一方面表现了合作复杂的宗教文化构成和关系建构，另一方面似乎也在暗示着中国多元的宗教文化格局。它如此浓缩、如此典型地隐喻着中国宗教文化的自我想象，现实和智慧并存。
与之相似，《人在甘南》中对拉卜楞寺的石头的沉思，《行走甘南》中对拉卜楞寺的僧房的描绘，都以特殊的空间符号呈现，表达了我们对藏族宗教空间的深度思考。
同时，《行走甘南》中对扎尕那鬼斧神工的自然空间书写，将神话传说、自然特征和时代变迁结合在一起，糅杂了洛克、顾颉刚等的历史叙述，使得作为自然杰作的扎尕那俨然成为天上的传说。洮砚是《行走甘南》中的缩略化空间。洮砚来自洮河河底，是卓尼自然锤炼的结晶，但由石头变为精妙绝伦的洮砚，却是匠人巧夺天工、精心雕刻的结果。于是，洮砚便成了属于卓尼的空间生产，花草树木，人物鸟兽，无不汇聚其中。这是民族想象的艺术空间，无不传达着卓尼藏人独特的空间想象和意义生产。
甘南行的空间生产必须要说的是卓尼杨土司纪念馆，它关联着甘南藏人的历史沉淀，也与范长江、洛克紧密相连。在《行走甘南》中，杨土司纪念馆作为人工造就的物化空间，套嵌着关乎杨土司的民族记忆、范长江的家国情怀和洛克的东方想象，它将历史想象、主流规训和现实阐释糅杂在一起，反映了民族、国家和世界的交相建构和跨域对话。
空间生产离不开人的表达，在这三辑中人是空间的灵魂，也是我们深度关注和为之动情的主体。
在甘南，我们访谈了各行各业的人，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情感，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在这三辑中，我们记述了藏族寺院里的喇嘛和女僧，为爱相守的桑科一家人——索南昂毛一家，质朴勤劳的旦正吉和道吉草一家，负债累累却不坠其志的巴桑大叔，痴迷洮砚、老而弥坚的张建才，向往现代、心系民族的三格毛美少女杨京燕，痴心守护杨土司纪念馆的李办麻老人。此外，还有藏靴店男老板，川菜店女老板，青年旅店老板，藏村留守少妇，牧区乡村医生，藏吧创业青年，唐卡绘画艺人，清真寺的老人，临潭卖大饼的穆斯林小伙子……他们构成了甘南人的群像。当然，还有潜藏于历史中、不可缺失的范长江和洛克。他们是历史的人，也是现实的人；是民族的人，也是国家的人；是真实的人，也是想象的人。他们是符号，也是媒介，甘南因之而富有质感和活力。
在人的访谈和书写之下，就有了甘南民族经济、教育文化、宗教信仰和社群建构等诸多社会议题的关注，就有了甘南乳业发展、藏医发展创新、宗教和谐发展、乡村扶困脱贫、美丽乡村建设、民族服饰传承和区域环境保护等选题的调查研究。诚然，由于时间和条件所限，我们难以得到全面系统的调研结果，但是我们竭尽努力，深入基层，以特殊的视角和书写呈现了我们的观察和思考。
第四辑《“甘南”续走：一个村庄的故事》是甘南行走的空间转移和延续，它以朱家湾村为田野点，将朱家湾的60年文艺演出历史、唐交河郡夫人古墓和宋金时期雕砖古墓作为调研对象，阐释了历史交会中的西北农村真实景观，及其折射出来的现实中国。
藏汉映辉，全面认识中国，是田野考察一个村庄的基本理由。其中，蕴含着我们对土地和故乡的深厚情感。
第五辑《甘南的诗意体验》是行走和田野考察甘南最为独特的地方，我们尝试用动情的诗歌来表达对甘南的情感沉潜。我们不仅用脚步、用声音，也将用心灵为之而咏叹。只有这样，我们的甘南之行才在理性之中显示出灵魂的力量。其中《别了，合作》、《夏河之夜》、《夏河的街道》和《我的尕娘娘》等都渗透了我们对甘南的触摸和想象。
纵观全书，无论是甘南书写，还是甘南续走和诗意体验，都试图用“我”的书写展现“我们”对甘南的田野和思考。全书意在以甘南观中国，以一村现西北，将理性的考察和诗意的体验相结合，凸显“我”和“我们”的追索和思考。
在方法论方面，本书力图展示田野考察的基本规范，将参与式观察法、深度访谈法与学理思辨结合起来，在真实客观的记录中推进学术思考，理性、缜密和辩证是准则。于此之外，本书亦以细节的凸显、情感的渗透和诗意的加入为追求，以便在严肃的科学研究之外，显示出更多人文的温度、想象的空间和言说的质感。
本书从动笔到成书，零零散散，竟有八年之久，乍一想有点不可思议，怅然之余犹觉惴惴不安。我不知道找到了多少，写出了多少，也不知道有多少言不及义和一叶障目。我所不能释怀的依然是意义的追寻。
在美国传播理论家约翰·杜海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看来，媒介即存有，意即“使他物成为可能的中间之物”。通过媒介，我们可以给“人类的整个境况投入一瞥”——它既是对人类状况的沉思，也是对非人类状况的沉思。按照彼得斯的定义，甘南的山川河流、庙宇殿堂、城镇村落和草原牧场，乃至各色人物都可被视为中间之物，进而成为文明秩序的特定装置——媒介。至于朱家湾的古墓乃至文艺演出，也是中间之物的媒介。甚至作为行走者和田野者的我们，也是流动不居、亦为中间之物的媒介。那么，面对人类万物栖居之地和变化之源的诸般媒介，我们投向世界的一瞥究竟是什么呢？
梁鸿作为一个文学背景的研究者，她写梁庄是想对抗遗忘，为故乡、“我”和故乡的亲人立一个小传，以此展示中国的现状。熊培云写小堡村，是着眼农村，意欲呈现“没有土地，就没有灵魂”的想象，“我的村庄我的国”是神圣的誓词。然而，他们都坠入了乡愁的深渊，梁鸿有感于无处抵达的重返，悲叹“终将离梁庄而去”。熊培云感到了“一种难以启齿的隔膜”，感慨故乡作为精神后院的沦陷。华彩的理想和复杂的现实，令人纠结。但是他们最终还是以寻觅、守护灵魂的情怀，表达了对故乡和中国的深切期望。
对甘南的田野考察和书写，我们于兴奋之余也有些许失落，失落于我们无力全然地触摸现实，抵达真实。我们向甘南投去的一瞥，虚浮而浅薄。我们也自愧不能为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做更多的事，但我们既然已经建立起了深刻的联系，共同成为沉思人类境况的中间之物，那么我们必将用沙哑的喉咙为之而歌唱。
荷尔德林说，“人类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我们无法消除现实的隐痛，但我们可以抚摸大地，勇敢地携手同行。
“这世代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
是为序。
2020年8月5日
[1] 付星寰、刘肖琴：《孙信茹做客博雅讲堂讲述“田野中的传播与社会”》，http://news. smu.edu.cn/info/1014/25061.htm。
[2] 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3] 梁鸿：《中国在梁庄》，台海出版社2016年版，第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