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郭沫若政治情怀和社会理想的人性阐释
李生滨
郭沫若作为诗人的浪漫个性之中，有一种强烈的政治情怀，在人生的张扬中表现为爱国热情和社会理想。这样的个性和追求不仅影响到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和学术活动，而且极其突出地表现为诗人大半生投身社会实践的政治进取意识。探讨这种矛盾的个性表现，不仅要客观评价郭沫若一生的活动和成就，还要充分认识和理解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历史演进中奋斗的艰难与可贵，进而反思目前文化思潮和文学批评的某种迷失。
从《凤凰涅槃》到“新华颂”，郭沫若其实一直在高扬一个社会理想，那就是创造一个自由美好的新社会——一个净朗华美的新中国。郭沫若一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半生在时代风云和政治斗争中搏击多，退守少。研究郭沫若或反思郭沫若，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郭沫若身上最大的个性特征，或者说最大的矛盾表现，那就是作为诗人的郭沫若在狂放自由的文学表达之中，却蕴藏着极其热忱的政治情怀；在诗人个性化的张扬里，又有他执着的社会理想追求。这种社会理想的追求和自由浪漫的诗人个性形成矛盾，使郭沫若的一生在现实实践与文学创作之间奔突。郭沫若不安于知识分子的标榜清高与自我矜持，打破了一般文人清议和空谈的故步自封。软弱而害怕行动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人格上的最大缺陷。而郭沫若积极介入社会与时代的健康人格正是对我国知识分子人格的一种救正。要行动当然就有错误，有迷失，就有为后人诟病的地方。所以最重要的是行动本身。俗语说得好，什么都不做的人肯定不会有失误。
可以说郭沫若的一生是不断投身社会实践、敢于行动的一生。他奉行的精神，正是歌德所倡导的“我行故我在”的浮士德精神。所以其人生的张扬在追求社会理想的实践和行动中演进。而且这种追求表现为终其一生难以解脱的政治情怀。本文想就郭沫若的社会理想、政治情怀与诗人性情的矛盾表现，做一些阐发和探讨。
一、浪漫气质和社会功利追求
郭沫若作为五四诗人，其个性情绪化是较突出的，郭沫若五四时期《女神》的创作情感基础，是个人郁积和民族（时代）郁积双重压抑的抒发（火山似的喷发）。[1]文学艺术成为郭沫若情感恣肆豪放的流露表达。受泛神论的影响也好，个性张扬也罢，都带着某种年轻人偏激和理想色彩，有着毫无顾忌的狂放。同样《屈原》的创作也是一种典型的诗人情怀，热烈而赤诚；不同的是《屈原》已深浸为民族大义的焦灼和呼喊，其个人情感上升为国家存亡、民族振奋的焦虑和创作动力，浪漫个性和理想主义，恰恰使诗人郭沫若义无反顾地走上追求合理社会和完美人生的革命途径。鲁迅代表了背负传统与历史重压，却在努力挣脱旧营垒的理性思考的一代，是最具精神内涵一代的先驱。但郭沫若是新生的，经五四风雨洗礼的毫无保守的前行者，是新时代最坚决的理想主义的追求者和实践者。郭沫若所代表的是年轻富于浪漫情怀和理想的知识青年，他们用自我去观照社会，从“为艺术而艺术”的张扬走向了社会革命的道路。热心于革命实践，从而去实现个人抱负和社会理想！
而现实理性较强的人，可能最终选择更为务实的人生。包括一些长于哲理思辨和献身于科学工作的人们，最终会因浪漫而激发更狂热的理想化追求的革命精神。而富于诗人性情的郭沫若，却表现了骨子里的浪漫和狂热。他们总是想着去“弄潮”，实现他们认定的美好与崇高。表现了一种人生更为激进的进取精神。
基于上述的郭沫若的个性和内在热情，在积极入世的思想认识上，可以说部分认同了传统的中国文人济世运时的人生理想，但更多的是西方人文精神影响下的浪漫热情在里面。留学日本前十年是“一个田园牧歌的小品文时代”[2]，是个人生活的困顿将热情迁移为抒情散文；经历大革命后，再度寄居日本十年，一方面是潜心历史、修文养身，另一方而是压抑不住的待机而动，这是其浪漫气质决定了一种对用于社会时代的人民革命热情——或者说强烈的政治进取意识。这种个性化的品质和人性的昂扬在郭沫若作品中始终表现为一种倾向浪漫的乐观和热情。这是郭沫若最充分的突出的个性特征，也决定其一生不可能完全背离本性而有彻底的变化，这是我们分析研究郭沫若思想心理发展变化时，不可忽略的基础和标底。不论他经历多大的动荡和人生波折，就是到晚年写《科学的春天》时，也无法消去情绪化的热情和浪漫！当然迫切的现实功利要求不可能与文学的固有特质达到完全的结合，文学和政治无法完全等同。但在民族自我振奋，在国家争取独立和人民要求解放，在全民族抵御外来侵略的历史条件下，郭沫若的五四诗歌和1937年回国抗战呼号及其历史剧，其意义是深远而巨大的。历史是在不断重复中演进的，有时有极其相似的一面。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最近的访华又带来知识分子作为时代批判者的精彩理论，而其最突出的观点之一就是“强调知识分子的政治进取意识。”[3]这恰恰又说明郭沫若作为20世纪知识分子代表的积极意识和难能可贵。
郭沫若40年代处于社会政治的旋涡中心。在国共两党的双边交往中，都有很高的社会政治地位。这一点可以从郭沫若父亲葬礼的盛况空前（笔者曾在郭沫若故居访问过一位老人——郭沫若中学的老师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都有花圈挽联）得到证明。但热闹与静处是同时呈现的，在国民党的限制下有相当一段时间郭沫若却闲居青木关内。另外其50岁生日的庆寿活动是在共产党的直接操持下，在当时的重庆、昆明、香港等地隆重举行。时代形势的尖锐复杂和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诗人的情感是最能被激活的。《屈原》为代表的历史剧就是诗人的发言，诗人是在时代激越的旋律上加入自己的理想张扬和赤子呼号！激励民族团结图强，赞扬华夏儿女的勇敢，要有牺牲精神。这种创作热情和成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归《女神》时期的创作风格，[4]是浪漫激情在时代磨砺中贴近现实的深化，是人生地位发生变化后，雄阔的情怀与高远的理想更加激昂的表达。
所以，我们从郭沫若身上，推及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与其人生张扬、革命追求，从人文关怀的人性出发，是否可以这样说，郭沫若与毛泽东等伟大人物身上有一种共同的品质：浪漫气质与革命精神。当然毛泽东的诗人人格和政治家谋略与郭沫若的诗人情怀和对政治的热情有一种背反的共相，又表现为各自独特的复杂个性。从这样的视角去分析，可能能更客观一些、实际一些去解释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和人生流变。而不是从一个文人应该怎样，去指责或强求郭沫若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学家、诗人。虽然郭沫若一直在追求歌德的完人境界，这种追求也促成了他多方面多领域都有收获的多彩人生。但毕竟他还是一个人而不可能成为一个“神”。
五四的热情喷发是诗人的个性张扬，北伐的选择，是其浪漫走向功利追求的必然，海外10年郭沫若的潜心史学是时代的遇合，抗战的归来是浪漫气质督促社会道义的义无反顾。叛逆也好，诗人也罢，郭沫若在热情浪漫的诗人品性里有着政治抱负和拼命精神。这不应忽视，没有必要回避，这才体现了郭沫若有别于其他诗人的真实个性。诗人郭沫若有一种理想化的社会功利追求。
二、人性理解和客观评价
许多人批评郭沫若，大多指责他新中国成立后的表现与作为，郭沫若对五四以来新文化（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建设）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有日共睹的。“郭沫若在文学和史学中是否应有一席之位”[5]是毋庸置疑的，还有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等文学创作和大量出土文物的考证研究，成就都是非凡的；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最艰难的时候，郭沫若也从未中断过文化学术的研究工作。但褒贬郭沫若的两方的对话实质上都有些出入，贬损郭沫若先生的人只以一点盖面，以偏概全，妄图完全否定郭沫若，那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可能的。当然，肯定郭沫若的人们，却竭力要维护郭沫若，而没有心平气和、或者说历史客观地认识郭沫若的偏激。特别是晚年无法直面社会的自我精神萎缩带来了个性张扬的诗人理性的虚妄：一方面是生理年龄和现实生活的必然消磨，另一方面是诗人天真的自我愚盲，尤其是在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个人关系里造成对整个社会现状的自欺与萎缩。人的生理年龄必然牵动一个人的处世态度与行为，特别是中国人文伦理中，家庭，特别是与于立群夫妻伴侣的共同生活，人间重晚情，年老多顾子。这种情绪在《李白与杜甫》中就有流露。我们不能要求郭沫若超越现实社会和环境，更不能无视其正常的情感世界，特别是重情感的诗人，越是经历大激荡的人可能越到后来越想保持一种平静或委曲求安于某一种现状。这种前后有别的精神状态，也可以从两位影响郭沫若人生生活的女性来观照。安娜成为郭沫若文学创作的“女神”，是恰处于那样的人生境遇之初，而于立群成为郭沫若生活的伴侣，正因其与郭沫若携手之时，在其人生辉煌的同时，恰也是郭沫若中年走向夕阳的人生中途。如果没有大是大非的政治运动，不是诗人社会理想支撑下抱有政治热情的郭沫若本性，可能也会有种种不同的情况。但历史不可能是假设，郭沫若就是郭沫若，要不然就失去其个人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发展史上的独特意义。
现代文学的批评视野都在向文化的大视野转化，我们不妨从更宽泛的意义上去研究“郭沫若”这一个案。对周作人、张爱玲都有客观公正、一分为二的肯定和批评（甚至有些夸赞几乎混淆和忘记了当时他们对国家民族的敌人日本侵略者的妥协与献媚），却对郭沫若这样的一位文化巨人彻底否定，这是不是落到曹王“文人相轻”的俗套窠臼中去了？因为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郭沫若虽有1927年弃蒋介石而去之事实，终究其政治官场是成功得意的。除一些真正埋首学问的人，中国文人有一种无法摆脱的“官本位”的情结。
对郭沫若一概否定的人们除了夸大其晚年的“中庸”（难听点是弄臣的）的精神萎缩，另一方面是借郭沫若历史研究的一些纰漏失误的地方和对其文学作品的艺术性的怀疑指责，企图全盘否定郭沫若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前者以丁冬《反思郭沫若》为代表，后者以姚雪垠“身后谈话”[6]为最激烈。试举一端来说，有人针对郭沫若一生的创作活动，诟病其对“浪漫主义”的态度和变化。这里有郭沫若个人的误读，也有我们形而上的教条主义的框范在里面。不能直接用现实主义方法、浪漫主义方法来断定一个作家的创作个性，最好是说有这样的倾向性，整体的在文学发展史上表现为某种思潮。以倾向性来观照一些作家自由创作的不自觉的潜在个性，可能更为客观稳妥些。如人们评论说孙犁是浪漫主义时，孙犁自己否认，并强调生活真实（现实）的一面，这有当时语境的影响，但本着老作家的为人不敢轻易苟同来说，恰恰道明了贴标签式的创作方法“主义说”是难以说服人的。正如我们在强调说鲁迅的现实主义方法时，就无法说明其象征、浪漫、讽刺、暗示等更复杂的艺术表现的文本整合。特别作为文学活动的自由创作不可能以形而上的方法来完成。如钱理群等北京大学的学者们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提到：
“郭沫若在《恢复》里放弃了最适合自己个性、气质、才能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而从根本上失去了自己的艺术个性。直到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在《屈原》等历史剧作中，重新回到革命浪漫主义道路上来，重新找到了自己，他的创作才出现了第二个高峰”[7]。
这个议论是很精辟的，但我们不能这样简单地涵盖一切，这里面有从纯文学角度出发，剔除社会性影响的矫枉过正的片面性，更有文学史要规范化评价的简单性。要知道一个作家的文学审美活动不是理论指导创作，首先是生活——生活（社会、时代）推动着作家向前，作家在前行的生活中思考、创作。造成片面性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认识到郭沫若作为诗人人格深层的浪漫本质，在注重自我完善的同时，占主导的是他追求社会功利的价值观。这矛盾的个性才是真正的郭沫若。
郭沫若是一个把文学的追求和人生进取都付诸实践的人。对郭沫若思想心理的研究，我们不能简单用“主义”去界定。主要以其内在的情感场域在文学创作中的可能性来理解。同时去分析社会时代和个人生活对人的精神活动的制约和影响。
其实，文学无法完全背离政治，背弃社会功利。虽然她有独立自主的价值体系和审美追求。但当下文学批评和文学追求一味媚俗和投合大众心态，受媒介操作与商业腐蚀，已经走向另一种迷失。特别是在时代转换的惊惧中，更有一种利益黑手在被里驱动，很容易造成盲目和集体无意识迷失。
自序传的作品里郭沫若在《女神》里所张扬的“五四精神”，在自叙传等作品里表现出的个性坦诚，在时代文化巨变中自我“凤凰涅槃”的人生境界，都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最耀眼的才情显扬与精神张扬，诗人火一样燃烧的热情铸造的爱国理想及其追求与奋斗，都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应当永远高扬的优秀传统。诗人的浪漫个性是人生理想的激越与升华，在时代的大潮中演变成为革命精神和爱国行动；功利的社会追求恰恰反映了诗人为理想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不息的努力和实践。具有诗人气质，却追求社会理想的政治热情这二者的悖反，可以说交织在郭沫若一生的抉择和人生变化中。
三、“青春型”诗人和社会活动家的郭沫若
郭沫若身上所体现的精神品质和个性矛盾，在五四前后的优秀人物身上非常普遍，我们不说梁启超和章太炎，还有共产党早期人物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都是知识分子在民族振兴的启蒙和呐喊中走向革命实践的社会活动，又难以完全摆脱文人气质。不要论说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伟大功绩，就瞿秋白来说，能敏锐地批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和文学意义，正是因为他具备文学艺术的鉴赏力和革命思想的深刻性，才能充分认识鲁迅杂文深远的社会意义和文体价值。
在所有的批评研究郭沫若的论著中，我认为黄侯兴的专著《“青春型”的诗人——郭沫若》（中国现代三大文豪研究丛书）能更为准确地把握郭沫若的创作个性。
作为一个诗人和学者，郭沫若的一生，在精神、气质、性格、情绪上始终属于“青年”的范畴。他不仅在给“五四”青年奉献新诗集《女神》时，具有青年人的英姿，为热血青年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而且直到晚年呼唤着“科学的春人”的时候，他仍保持着青年人的热情、青春的活力和一颗赤子之心，保持着他的对未来充满理想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气质，应该说，郭沫若的文化事业的成功与缺陷，长处与不足，都深深地带上了“青年”的印记。[8]
不仅仅是诗人和学者，作为社会理想的实践者和满怀政治热情的知识分子，郭沫若一生表现了“青年”的冲动、热情和单纯。还有些学者认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表现了一种共同的青春品格（相对中国传统的老人心态）。这种青春品格一方面形成了郭沫若一生积极乐观的进取精神，但也造成了他在许多问题上个性的偏激和理性的迷失，其文学创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难以理解的复杂、矛盾的表现。当然诗人性情是郭沫若内在个性的一贯表现。但黄侯兴先生在把握了郭沫若的真正的个性后，他的论述仍然强调郭沫若有一个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转折变化之说：
《豕蹄》是他（郭沫若——引者注）在创作实践中探索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未能获得成功以后复又回到浪漫主义创作道路上来的转折点。[9]
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历史现象的存在，包括郭沫若个人的文字都可以证明这样的可能性探索，但作为批评的独立和深入揭示其本质来说，我们还应该看到和认识郭沫若思想心理发生变化最根木的东西。郭沫若终其一生或肇启其生命辉煌的心理基础和思想认识，我们认为是外在社会功利的理想追求，具体表现为一种政治热情和革命精神。而内在不息的能量驱动力则是诗人情感，这种狂放而执拗的诗人情感表现为“凤凰涅槃”的精神张扬和高洁热烈的爱国情怀。这使郭沫若的一生无时不在为怎样为社会时代和国家民族奉献其一腔热血而激动、奔放，真诚地寻求政治同人和政治道路，但同时却因诗人的理性化，又无法真正冷静地去分析社会现实的发展，真正认同政治的冷酷与游戏规则。诗人的认真和冲动最终在惊悸与自我愚盲中表现了某种程度的精神萎缩。既无法理解有时走向黑暗的政治及其演绎变化的内在原因和本质，又无法实现诗人自由情感的表达。“新华颂”“大寨诗”表现了喜不自禁的真诚，但也越来越走向了随大流的言说失语。“素笺画出新天地，赤县翻成极乐洲”，“群英继起完遗志，永为生民祛隐忧”。[10]这写于1977年12月26日《纪念毛主席诞辰》的诗句既表现了“永为生民祛隐忧”的郭沫若自己的一生追求，但同时也表现了晚年郭沫若对毛主席的极尽颂扬的理性迷失。当然这是一种复杂而又真挚的情感。这很矛盾地表现在“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忠于革命，忠于导师”[11]之间的两难其全。我们虽不能认同一些人对郭沫若的肆意贬损，但也要直面其不足，瑕不掩瑜，这是历史批评不变的价值尺度。我们要爱护郭沫若，就应当真正认识郭沫若，无须粉饰与迁就式的尽说好话。这归根到底是对郭沫若这个历史人物或者说文化人物正确的评价问题。特别要指出的是：贬损的人是否认文学家的郭沫若、学者的郭沫若；而肯定的人们则极力推崇郭沫若的文学成就、学术成就，却都忽略了郭沫若文化性格中诗人性格的双重性：既有主情意识的浪漫追求，又有重社会功利的政治情怀。这种双重性最深挚地表现为爱国的热忱，有着“青年”的冲动和赤诚。
更进一步来说，郭沫若的文化性格深深浸染了五四启蒙的精神因素，崇尚西方积极的人文品格，同时相伴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情结，互有消长。不能以一时的过激言论来断然取舍。而其诗人品性的主观情绪化形成了以张扬理想为肌理、热爱祖国为内核的人生追求；既表现了一种追慕李白外在的狂放，又有内恋屈原九死而不悔的赤诚。一时的迷失是诗人的多情，多变是追求理想的执着。正如一位徘徊曲径与歧路却一定要登上峰顶的年轻人。很难说完全的诗人郭沫若，或完全的社会活动家的郭沫若，哪一方更能成为人们的期待，恰恰是二者的悖反才是真实的郭沫若。也是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史上少不了的郭沫若。诗人郭沫若的政治进取意识不仅表现了不失个性的青春品格，也是对当下知识分子社会批判的理性精神和实践热情的一种呼唤。
四、对郭沫若评价的反思和当下批评话语的迷失
不论是东方、西方，传承文化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文学审美张扬的文学追求里从来没有泯灭社会功利的现实追求。不说自孔子、屈原以来，就近代所有维新改良的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积极不懈的努力，特别是梁启超对“小说界革命”的倡导，等等，都表现了一种文学的功利追求和借重。五四运动也正是在这样的承继意义上有了一次知识分子集体追求社会功利的文化反动，要努力从腐朽消极的旧文化里激励焕发出新的活力。而当下一段时期以来对郭沫若、鲁迅等人的形下而实上批评指责，恰恰是对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承传的崇高的进取精神和社会理想的消解与背弃。
在学术界重排20世纪文学大师座次的纷争中，在当下文学批评话语的热闹里，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不少人提出了批评和质疑。虽然有些指责已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但这种学术争鸣活跃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打破了一段时间以来学术领域的沉寂状况。让大家重新重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是不无裨益的。
但也不可忽视，当下语境的批评话语和文学追求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人以鲁迅在不同的时期的批评指称的变化来反思刚刚过去的百年文学。五四时期的鲁迅是反封建伦理思想的“战士”，左翼文学时期在批评之余又尊之为“左翼”文学的“导师”，40年代是号召一切文艺工作者鼓起民族精神的“旗帜”。新中国成立后鲁迅又被认定为“最伟大的作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走向六七十年代则完全被神话推崇而成“工具”。过于沉重的社会政治话语既肯定了鲁迅的伟大，也强加了一些外在东西，变相利用鲁迅来言说极端和偏执。鲁迅经历了五四新文学刚刚萌发时，“旧文学”对现代白话新文学的“第一次围剿”；抗争于30年代政治专制对民主化的文学言论的“第二次围剿”；而在文化与文学“左”的极端化的年代，人们却利用了鲁迅来剪除“毒草”。当前，可以说又出现了对文化与文学的冲击“围剿”。所不同于前几次的，原来靠上层政治力量及其维护者对新生的、先进的、代表民众愿望的文化的自上而下的绞杀与禁锢，现在变成了自下而上的消解和合围。就是用一切俗化的、商业的低级趣味、色情暴力和快餐来消解崇高和严肃，消解文化蕴藏的一切优良的民族精神、道德崇尚和道义良知，消解文学的审美追求、现实效用和人文价值。这样的潮流要向前形成态势，那就要解构鲁迅，消解郭沫若，背弃矛盾。也就形而上的批评，形而下的喧嚣，只是一味追求消闲和“优美”，迷恋肉体和消费欲望。文学沦落为“人性”的感官发泄与攫取金钱的合谋者。再联系全球一体化中弱势民族文化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文化的殖民化消亡不是杞人忧天。而文化的殖民化，一方面是外来的冲击渗透，另一方面也是自我迷失，特别是大众正义化思潮的误导与诱惑下共同迷失。
这种汹涌而来的快餐文化和时髦文学的大潮，借多元化追求的语境氛围和媒体炒作与操作，让许多人不自觉的迷失，且为之推波助澜。这种潜隐在文化繁荣和文学多元话语中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就连新时期以来，最热切地为许多新潮先锋文学呐喊推助的谢冕先生早在1996年写《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总序一》时也不无感叹地发出了如下的疑虑：
我们说不清楚，我们只是听到了来自内心的不宁。我们有新的失落，我们于失落之中似乎感到了冥冥之中的新的召唤。在这个世纪的苍茫暮色中，在这个庄严肃穆的时刻，难道我们是企冀着文学再度听从权力或金钱对它的驱使而漂流么？显然不是。我们只是希望文学不可耽于眼前的欢愉而忘却百年的忧患，只是希望文学在它浩渺的空间飞行时不要忘却脚下深厚而沉重的黄土层——那是我们永远的家园。[12]
不仅仅是权力和金钱，也可能像水土流失一样，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也将荒芜。所以说，我们从当下的批评话语和文学追求的大背景下去关照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一些过火的职责和诟病，也许会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虽不能完全认定“是一种政治上的某种图谋”[13]，但每个时期一种文化的交替发展中，总有一些消极的悖反的思潮要冲击严肃正统的文化价值，进而影响文学艺术。我们不能神话鲁迅，也不否认郭沫若人格某些缺失和学术著述的急就粗漏，也承认茅盾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政治意识的规范偏激和现实主义局限性。但他们真正的历史功绩和精神创造是不可能完全否定和抹杀的。应该有一种宽容而客观的批评分析和人伦的历史评价。我们有理由和纯真的政治情怀，照亮了他们的人生之路，激发了他们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无视历史的真实，用一种极端的态度和时髦的话语否定一切和消解一切，不仅仅是一种浅薄的表现和对文学偏激的批评，其实有更深层的潜隐意义和现实背景。也可能正在走向更可怕的批评话语的另一种迷失和更为严重的民族文化的真正沦丧。
文学的反思应该去掉肤浅的喧嚣。居安思危，一个民族应该永远警醒自己。我们不反对“性情”与“闲适”，但也不能在艳靡与媚俗中再陶醉成“睡狮”，完全消磨了高蹈和惕厉的民族自强意识和精神，最后沦为任人宰割的没有民族精神和文化品格的吸食“鸦片”的劣等民族。
回望20世纪的人类历史，正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一个世纪。五四知识分子正因历史的忧患和民族的危亡，他们同政治家几乎并肩向前，有时他们本身扮演着政治活动家的态度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广泛地渗透到他们的文化活动中，他们的文艺和学术活动受到政治的直接影响。王国维、鲁迅、胡适、郁达夫、朱光潜、李泽厚，哪一个能真正静守书斋？郭沫若更是激情昂扬，带着诗人的浪漫在社会和时代进取中表现了执着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情怀。
不了解历史，只是一味指责诟病郭沫若的人们，所持的既不是客观公正的态度，也缺少学人真正坦诚的卓识和胸襟。五四以来学人为社会进步、民族振兴和解放所做的呐喊和投入是极其动人的历史景象。郭沫若，以其文学成就、历史研究和甲骨文考证，特别是诗人激情昂扬地活跃与20世纪风石壮阔的历史大潮中的政治热情，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回味和探究的精神财富。五四一代人物中，鲁迅是伟大的，值得大家尊重的；但郭沫若也让人振奋，使让人热情活跃！其人生的积极态度乐观和进取，表现在极其坦诚的人生层面。特别是他追求社会理想的实践精神和爱国的政治情怀，是知识分子应该承传和发扬的优秀品质。
（本文获2004年宁夏第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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