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心雕龙·丽辞》看刘勰所推崇的骈文
梁祖萍
我们在有的文学史或一些论文中不难看到这样的观点：刘勰由于受时代风尚影响，尽管竭力反对形式主义的文风，但《文心雕龙》全书都用骈体文写成，刘勰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事实上，《文心雕龙》在《声律》《丽辞》《事类》等篇中专门讨论了声律、骈偶、用典等问题，可见，刘勰对构成骈文语言形式的主要特点，是采取了肯定的态度的；那么，刘勰所反对的形式主义文风与他创作骈文这种注重文采的文体有无矛盾，我们如何理解刘勰《文心雕龙》中反对文坛的形式主义文风而又提倡语言形式美的用心呢？在此，我们通过《文心雕龙·丽辞》篇试图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初步的诠释。
一、骈俪——民族文化的“基因”
刘勰《文心雕龙·丽辞》论述了丽辞的形成、表现形式、难易优劣以及构成对偶时应该避免的弊病，从中我们可体会到刘勰美文的标准。六朝时期的文章注重对偶，所以，丽辞也是当时文坛关注的问题。首先通过我国语言文字及民族文化的特点说明刘勰在当时创作、褒扬骈文的必然性。
“丽”字，繁写体作“麗”。“麗”：《说文·鹿部》：“麗，旅行也。”古文作丽，像两两相比之形。鹿之旅行谓结伴旅行，有骈行之意。《小尔雅·广言》：“丽，两也。”《周礼·夏官·序官》，“驽马丽一人”。郑玄注。“丽，偶也。”《荀子·乐论》，“鼓大丽”，王先谦集解引《方言》郭璞注“偶物为丽”。俪，《左传·成公十一年》“鸟兽犹不失俪”，杜预注：“俪，耦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鹿部》“俪即丽之俗”。可知丽同俪，可训为两、偶、耦；丽的本义是偶对之意，《丽辞》之丽取其本义。刘勰本篇题为《丽辞》，也即偶词。即论文章的骈偶属对。
骈文的主要特征有对偶、用典、声律、藻饰。这些表现手法在散文中其实并不完全排斥，但对骈文来说非常讲求和突出，讲求骈偶对仗，是骈文的最大特点，也是《丽辞》篇的专论。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赞”中言“理资配主，辞忌失朋”，而《丽辞》篇专论骈俪。
骈：《说文·马部》：“骈，驾二马也。从马并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马部》：“骈之引申，凡二物并曰骈”。所以，“骈”的主要特点是两物并列，由两物并列比喻引申骈文两两相对的文句是很恰当的；骈文的特点主要是用两两相对的文句来写。
骈文又称四六文，最早有关四六的说法见于《文心雕龙·章句》，其中谈到有关骈文的句法“若夫笔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中唐柳宗元《乞巧文》用“骈四俪六，锦心绣口”来概括骈文的特征，“四六”指骈文的用意已经很明显；晚唐李商隐等人把骈文的集子取名“四六”，（李商隐有《樊南四六》甲乙集二十卷）从此，骈文的别名“四六”或“四六文”即正式使用。
骈文作为一种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并非偶然。刘师培根据中国文学的特点，指出单音节的汉字具有使汉语语句易于属对且音节整齐的特点，认为“乃禹域所独然，殊方所未有也”[1]，骈文乃中国独有的文体。
首先，从汉语的特点看，古代汉语的词，大多是单音节的，如刘麟生《中国骈文史》的观点：“单音文字所给予骈文之便利”[2]。用单音节词写整齐对称的骈文，甚至包括唐代的律诗，是非常便利的，因为古汉语的单音词易于构成音节相等、抑扬交替、意义对称的对偶；甚至在现代汉语中，现代汉语以双音词为主，而双音词的语素以古汉语的单音词为主，尽管它们已失去独立活动的能力，但在构词和组合词组时，作为有意义的语言成分，仍然有相对的独立性，仍然适宜于构成音节匀称、对仗工整的骈偶。所以，古汉语的单音词为汉民族自古以来说话作文擅长成双作对的使用词语提供了方便。
其次，汉语是非形态语言，把词组织成句子不靠形态变化，即词形变化，也没有词性变化的约束，再加上古汉语的单音节词占优势，语言单位的次序颠倒、组合比较自由、灵活，非常容易组合成音节数目相同而句式结构上平行的语句，即对偶句。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骈俪的句子，是结合汉语的特点摸索和总结出来的，实际上属于文学上的修辞技巧，灵活使用骈体所要求的表现技巧，而又不拘泥于死板的四六格式，是能够创作出情文并茂的骈体佳作，这也正是刘勰所推崇的。
另外，喜欢均衡对称是人类共有的美感，从汉民族的审美心理来看，中华民族以骈俪对称为美的观念比其他民族有着更加强烈的崇尚和追求，如中国古代建筑，整体安排和平面布局大多讲究整齐、对称；古代的常用器皿无论造型还是图纹，一般也是对称和规整的；民俗中以成双成对为美的现象也是十分普遍的，如送礼成双，双日为吉日，逢年过节贴对联，对联要有上联、下联，等等。汉民族的审美观念使人们说话作文善用骈偶的语言形式。
在《文心雕龙·丽辞》中，刘勰极为简洁地概括了对偶的形成，但包含着上述丰富的民族文化的意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倾，自然成对。”《丽辞》篇的“赞”又曰：“体植必两，辞动有配。”《周易·系辞》有“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名言表现了朴素的辩证思想，揭示了宇宙万物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普遍规律。语言是文化、思想的载体，汉民族的辩证思维和审美观念使其语言习惯讲求骈偶，或者说擅长运用骈偶的语言形式表达思想感情，所以刘勰认为，对偶是自然造成的。正如《老子》所言：“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皆本自然成对之理，黄季刚先生在《文心雕龙札记》“丽辞”表达了相同的见解“：文之有骈俪，因于自然，不以一时一人之言而遂废。”[3]
骈文的最大特点是对偶，范文澜先生在《文心雕龙注》“丽辞”篇[4]从以下几个方面较为全面、充分地申述了骈偶产生的原因和骈偶的作用。他认为，首先，崇尚骈俪对称的民族文化“基因”使作者在进行创作时自然地联想起骈偶之词。其次，他认为古人传学，多口耳相传，为了便于记忆讽诵，经典之文多丽语。出于极为现实的需要，使骈偶之体的出现成为可能。再次，他提出文章在阐明观点时，骈俪之词既可避免孤证，又不至于烦琐。最后，汉民族的语言习惯是口语“好趋均平”，“短长悬殊，不便唇吻”，求之于文，骈俪之词，足以起到齐整文章字句的作用。所以，范文澜先生认为“知耦对出于自然，不必废亦不能废”。其见解一般成为今人研究丽辞之起的基石。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可以说，骈俪是汉语语言艺术表达的一种方式，追求对称之美是汉民族审美心理的反映，刘勰偏爱骈文是基于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的背景之下的。
二、自然成对，迭用奇偶
汉语中客观存在着易于构成韵偶的因素，骈文乃中国所独有的文体，但顾此失彼，亦非中道之言，清阮元针对清代桐城派独尊古文为文章正统把六朝文学排斥在外的局限，强调文学作品必须珍视汉语的特点，提出只有骈文是中国文学的正宗，应将散文逐出文苑；刘师培承接阮元推崇美文、重视翰藻的学脉，对骈文极为偏爱“俾学者顾名思义，非偶词俪句，弗足言文”[5]。在《文章源始》一文中，又提出“则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6]。其学术见解对研究六朝文学的特征和公正看待这个时期文学演进的特点大有裨益，但独宗骈文未免属偏颇之词。其实，刘勰的《丽辞》篇的初衷并非极端之论，所钟情的亦为率然对尔、奇偶适变之骈文，这也是他推崇骈文的语言形式之美而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一大原因，他的创作理论与实践并无矛盾，在《丽辞》中可见一斑。
第一，骈俪之辞，贵乎自然：刘勰在《丽辞》中说，“唐虞之时，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刘勰举《尚书·大禹谟》中的句子，说明其骈俪之辞非有意造作，而是自然成对。又举《周易》的《文言》和《系辞》的例子，说明尽管对偶形式上有“字字相俪”“句句相衔”“隔行悬合。”而其意义上构成对偶是一致的。如何看待《诗经》《左传》《国语》中的对偶，刘勰认为：“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即《诗经》中所使用的诗句，《左传》《国语》所记列国大夫朝聘应对所采用的骈俪之词，其词句或散行或骈俪，随机应变，非刻意经营。在此，我们看到，刘勰没有丝毫扬偶抑奇的极端评论，而赞赏其自然成对之作。
对偶作为汉语独有的一种语言艺术，由来已久。中国古代作品中的语言形式美，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对偶。除刘勰《丽辞》篇所举例子之外，在先秦的典籍中，我们也能见到一些对偶句式，《尚书》骈俪之辞较多，如《大禹谟》中“任贤毋贰，去邪毋疑”，即为对仗自然、较为工美的骈句；《诗经》作为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对偶较工的语句更易信手拈来，如《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矣；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先秦史传《左传》《国语》《战国策》亦不乏骈俪，如《左传·宣公二年》：“贼民之生，不忠；弃君之命，不信”。至于诸子之文，如《孟子·公孙丑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论语·为政》“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其丽辞骈句的精湛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对偶句在行文中，尽管有些对偶不是十分严整，但言简意赅，率然成对，非有意为之也。
第二，丽辞之体，分类各殊：刘勰在《丽辞》篇中，将对偶分为四类，“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并举司马相如《上林赋》、宋玉《神女赋》、仲宣《登楼赋》、孟阳《七哀诗》作为例子，比较其难易优劣，提出了具体要求。“言对”与“事对”是依据外在形式的标准而言，正对、反对是根据内容方面的分类。从先秦典籍至今，对偶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成为点缀文章的一道绚丽多彩的光环，而在对偶的分类上刘勰具有首创之功，现代修辞学在对偶的修辞方式的研究上，正是吸取了刘勰正对、反对的分类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关于对偶的运用原则，刘勰提出了“言对为美，贵在精巧；事对为先，务在允当”的标准。
第三，“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丽辞》）：对比寄情，自然形成，正如世间有阴而有阳，有天而有地，有方而有圆，有奇而有偶。为文有奇有偶，奇偶不能相离，刘勰提出了“迭用奇偶”的观点，不要专门用偶句，而要将偶句、奇句交错运用，奇句比较流畅，偶句偏于凝重，这样才能于整齐中见参差、变化，和谐一致。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观点。刘勰《文心雕龙》五十篇，均为骈文，亦时而奇偶互用，唯取其适，实际上提倡骈文中夹杂着散句，他的创作实践也是他的审美追求。
黄季刚先生对《文心雕龙》有精审的研究，他的《文心雕龙札记》非常注重体会刘勰的原意，他在《丽辞》篇的札记中指出：舍偶用奇，或专崇俪对，皆非为文之正规也。应该“奇偶之用，变化无方，文质之宜，所施各别”[7]。
客观地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并非仅骈文堪称美文。黄季刚先生认为，尽管骈俪之文自然成对，非人力矫揉而成，在先秦典籍中，为文偶奇的多少还与作家的个性及个人的风格有关：“文言藻饰，用偶必多，质语简淳，用奇必众”；他先以“六艺”为例，“此皆举六艺为征，而奇偶无定已若此”，如《尚书》丽辞比比皆是，而又不以辞害义，《春秋》尚简，遣词用字简要谨严；又举“《周礼》《礼经》，同出周公，而一则列数陈文，一则简辞述事”等例子来说明奇偶无定。子史之作如以著名的史书《左传》与《史记》对比说明，《左传》“捶词多偶”而《史记》“叙语皆奇”，指出“子史之文用奇用偶绝无定准矣”。黄季刚先生总结说，“总之，偏于文者好用偶，偏于质者善用奇，文质无恒，则偶奇亦无定……”[8]因人而异，刘勰注重语言形式的骈俪之美，自然会钟情于骈文。
三、情文并茂的精美骈文
与西方文艺理论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诗文评论，尤其是早期的文学理论是从诗文规律中总结出来的，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点。从魏晋到齐梁，是中国古代文学在独立自觉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基本走向成熟的阶段，这也为刘勰探讨古代文学中重大的理论问题创造了条件。作为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南北朝，其标志之一，是作家对于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并且开始成为比较自觉的追求，即作家开始有意识的追求形式的华美，但同时为艺术而艺术，盲目追求形式的流弊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暴露，《丽辞》即是刘勰对骈文最大的特点对偶所做的总结，以适应当时文学发展的需要；在《丽辞》篇中，刘勰认为真正可贵的是“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的对偶，表里相依，情文并茂。
自两汉以来，铺彩摛文的辞赋盛行，文人刻意经营文章，骈俪之作此起彼伏，刘勰在《丽辞》篇中说，从两汉开始的，西汉的扬雄、司马相如，东汉的张衡、蔡邕，开始崇尚丽辞，写作时用心的程度“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辞》）。刘勰在此用画图和冶炼的功夫来比喻为文的精雕细琢，他们的创作“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丽辞》），此时骈俪之作已经从“率然对尔”走向“刻形镂法”。“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丽辞》），魏晋的才士，竞尚绮丽之辞；建安开始，诗赋、散文都开始重视文采，曹植以旷世逸才，创作骈俪之作，文采斐然，邺下七子，追随唱和，西晋陆机潘岳，骈偶、华靡之风更盛，南渡之后，文风更加绮艳。《丽辞》篇对骈文早期的发展进行了论述，表达出刘勰赞赏自然成对辞藻合于情意之作，而反对勉强拼凑枉用丽辞者之用心，所以他说“然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丽辞》）。在《文心雕龙·诸子》中言“两汉以后，体势漫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阐述了两汉的文学气势渐衰的变化趋势。刘师培深感刘勰对魏晋文章各体研核之精，赞曰：“彦和论文，多所依据，亦评论文学之专书。”[9]
在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学”是“文章学”，“文章”，不仅指诗赋，还指章表书记碑诔奏议等应用文体，但从《辨骚》《情采》《体性》《时序》等篇目来看，刘勰所涉及的重点是诗赋和骈文，他非常重视诗、赋、骈文的文学特征，即语言的表现形式形态、声调、色泽之美。在刘勰看来，从文章的含义看，文章要讲文采，是极其自然的，《情采》：“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序志》：“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刘勰把文章直接和文采联系到一起，在《原道》篇中，他认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刘勰的文采是指什么？其《情采》篇言：“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即指出构成文采的三种方法。在《丽辞》中，专论语言的骈俪之美，在《声律》篇中专论语言的声韵之美，在《事类》中，论文章的引事引言，对骈体文语言诸要素的要求即运用典故，声律、对偶都进行了探讨。《文心雕龙》五十篇各篇骈散相间而骈句占绝大多数，不但是见解精辟的论著，同时也被誉为优美的骈体文学作品。魏晋南北朝时的论著和论文，有的用骈文写，偏于华美，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其突出的代表作品；有的骈散相兼，比较质朴，如《颜氏家训》。所以从创作实践看，也足以说明刘勰对骈文的推崇。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汉魏六朝擅长骈俪、具有文采的重要作家作品多加赞美肯定，《体性》篇列举了贾谊、司马相如、杨雄、刘向、班固、张衡、王粲、刘桢、阮籍、嵇康、潘岳、陆机自汉至晋十二位作家。在汉魏以来骈体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这些作家的文学创作都卓有成效。《史记》文学成就很高，但缺少骈文的文采之美，因而刘勰不大重视，陶渊明因风格平淡、自然，刘勰不予提及，反映出他与唐宋以后的一些文论家持有的不同的审美标准和批评准则。
刘勰认为文学作品一定要有文采，但情理是主，文采是次，在《情采》篇中，有一段形象地论述：“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辨丽本乎性情。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情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质和情决定文和采，文采起修饰的作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内容决定形式，刘勰在此基础上也非常重视形式对内容的积极作用和二者之间的统一。《征圣》篇中有：“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主张情采结合，反对“为文造情”（《情采》）。
刘勰推崇骈文的典雅之美，但对盲目过分追求语言形式之美的作品是加以批评的，主张“文丽而不淫”（《宗经》），而反对淫丽、讹滥的文风，对于“为文者淫丽而烦滥”（《情采》）、“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情采》）的作品，给予指摘，如肯定司马相如辞赋的同时，在《夸饰》篇中“相如凭风，诡滥愈盛”，指出其夸饰失实之处。如他对陆机的文学创作的繁缛倾向，批评为“缀辞尤繁”（《镕裁》）、“肥辞弗剪，颇累文骨”（《议对》）。
《丽辞》篇中，可以看到，刘勰尽管偏爱俪偶，对平庸、乏味的对偶同样不赞成，注重骈句的内容的凝练和丰富以及语言的新颖和文采。针对张华的《杂诗》“游雁比翼翔，归鸿知接翮”和刘琨《重赠卢谌》“宣尼悲或麟，西狩泣孔丘”意义的重复的称其为“对句之骈枝也”，要尽量避免；对句上下两联语意重复之弊，现代修辞学上称之为“合掌”，此对偶一忌。除此之外，还应避免缺少骨采之对偶，“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如果是一串串乏味、堆砌的对偶句，只能使人昏昏欲睡，这种一味的拼凑勉强之辞，亦不足取。“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皆以杂佩，乃其贵耳。”事理圆通周密、对仗工稳、骈散相间，才真正可贵。
杨慎在《升庵诗话》卷二曾用一句戏言形象地比喻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情与采的关系与刘勰所推崇的骈文，“美人未尝不粉黛，粉黛未必皆美人”。刘勰推崇情文并茂的骈文，而反对“东施效颦”式的模仿、追求其语言形式的末流骈体之作。正如黄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丽辞”篇，“惟彦和此篇所言，最合中道”[10]。
自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中，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后世有的文人执其一端，对此期的骈文一概加以讥刺，未免有失公允。韩愈、柳宗元为古文运动的领袖，古文运动对骈俪之末流及六朝的浮靡文风有“摧陷廓清之功”[11]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大的意义，但正如刘麟生所言，“韩柳为古文运动之开山祖，而皆擅骈文”[12]。韩柳的文章中对偶之辞经常使用，如韩愈的《进学解》《送李愿归盘谷序》等；李商隐是唐代骈文大家，唐代仍然有很多人在写骈文，黄季刚先生对这种现象有精到的解释：“不悟唐人所不满意；止于大同已后轻艳之词，宋人所诋为俳优。”[13]散文不需独奇，骈体未必独偶，所反对的是衰颓、浮靡的文风和拘忌声韵对仗盲目追求形式的平庸之作。自宋至明清，骈散之争几度起伏，我们不妨用心体会一下黄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丽辞”篇的论述即可明晓如何看待这种争论：“昔人有见小人之违道者，耻与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带以异之，不知其倒之反之非也；虽失于小人，亦异于君子矣。故文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浅，不在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也。人之异，在风神之清浊，心志之通塞，不在于倒置眉目，反易冠带也。”[14]
“骈体文为什么通行了近两千年，屡次被打，竟自未倒。……我们如果客观研究，这似是民族语言形式中的一项特点，无所谓优劣。”[15]因此，骈文在中国文学史上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骈文在六朝的盛行及刘勰所推崇的骈文尚需探讨的问题还很多，有待进一步思考研究。
（本文获200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参考文献
[1]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
[2]刘麟生.中国骈文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3.
[3][7][10]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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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师培.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15.
[8][11]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63
[9]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71.
[12]刘麟生.中国骈文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82.
[13][14]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64.
[15]启功.汉语现象论从[M].北京：中华书局，199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