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外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及其运行经验对我国的实践性启示

国外高校艺术教育已从20世纪上半叶的探索期进入了21世纪以来的成熟运行阶段，其艺术教育目标与做法充分反映了艺术教育思想对各级各类艺术教育行为的全面指导，其中包含法律、机制、执行、监管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法制化和科学化成为其运行过程的突出特征。

正如美国《艺术教育国家标准》指出：“艺术教育是为全体学生的，不论其背景、天赋或残疾，都有权享受艺术教育及其提供的丰富内容。”[9]其宗旨在于突出了依法治教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同时也为艺术教育立法依法司法执法和国家教育法制化、科学化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十分注重学习欧美依法行政的成功经验以提升自己的综合竞争力，其艺术教育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在学习西方经验的基层上能够坚持依法传承发扬本民族传统艺术，如设立“邦乐科”专门教习“邦乐”并由政府依法对从业艺人给予物质和精神关怀；依法制定“休学考察”制度，组织中小学生定期停课集体外出观摩考察民间文化艺术遗址、遗迹和遗产，且任何组织和学校均需依法落实执行，由此逐步走出了一条西洋艺术与传统艺术并行发展的艺术教育之路。纵观现代美日高校的艺术教育教学与实践，一般由所在高校的艺术院系来承担且必须依法执行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同步完成艺术专业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公共艺术教育和社会艺术培训等三项主要任务。上述做法无疑对处于探索期的我国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具有重要的实践性启示。

（一）艺术教育决定着素质教育的发展已成为国外成熟的教育思想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早于美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美国空间技术已逊于苏联。此事引发了美国社会的深入思考：美国的科学技术教育无疑是世界一流的，但美苏两国科技人员在文学、音乐、美术等领域里的个人和团队素质却有着天壤之别。翻阅典籍可知，自19世纪上半叶，一大批本土文学家、艺术家活跃在沙皇俄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且备受推崇，反观美国则仅有马克·吐温、德莱塞、海明威等少数有影响力的作家以及来自俄国、意大利、德国和捷克的拉赫玛尼诺夫、斯特拉文斯基、托斯卡尼尼、欣德米特和德沃夏克等“舶来型”艺术大师，他们与美国本土文化艺术缺乏深层关联，因而对美国教育发展也难以产生质的影响。美国人的研究很快就得到确认：文化艺术背景决定俄国科学家的文化艺术素质超过美国人，进而在科技文化创新综合实力上超越了美国科学家。

基于上述原因，1967年由美国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发起的《零点计划》在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立项。“他们用‘零’来命名，体现了美国哈佛大学研究者的良苦用心。他们用‘零’来表示对文化艺术素质教育认识的空白，‘零’也同时意味着一切从头开始。”[10]半个世纪以来《零点计划》成为美国人强化艺术教育的实施纲领，通过艰苦的探索与奋斗，美国学者的独到见解得到有力的证实：科技文化创新综合实力这一点，美国已远远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并在世纪之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二）科学设置艺术教育通识课程以确保艺术教育持续发展

依法设置艺术教育通识课程并科学合理运行，是实现艺术教育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哈佛大学1945年《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报告（俗称‘红皮书’），奠定了美国艺术教育的基础。‘红皮书’认为，通识课程应包括人文、社会和自然三大领域，并将艺术教育作为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11]大致含义有二，一是科学而宏观的课程设置。艺术必须作为“核心课程”设置并使其与科技并重，加之艺术选修课程的补缺而相得益彰。二是合理而细致的专业课时布局。突出体现了艺术教育国家标准的法律特质和社会属性。课程设置包含有广度与深度、普及与提高双重概念。学生可依据各自兴趣及自身领悟能力有目的地进行选择。

国外的中小学生没有高考的压力，也无“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等理念误导，这也为从中小学到高校均实行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和艺术教育能够作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被有效实施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创设良好的艺术教育教学与实践氛围以激发师生的参与度

良好的艺术教育教学与实践氛围是激发学生崇尚艺术，告别平庸的催化剂。欧美和日本的学校一贯重视依法创设形式多样的艺术教育实践氛围。如哈佛大学自创建以来，培养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约翰·肯尼迪和乔治·布什等7位美国总统，34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以及无数成功的人士，甚至包括曾在哈佛就读的比尔·盖茨，这正是哈佛取得成就的明证。但哈佛大学为期4天的“年度大学艺术节”却是鲜为人知的，其突出特点在于全校停课停学和师生全员参与。另如日本庆应大学歌舞伎研究会艺术团早在1989年就巡回世界多个国家和城市的高校进行展演，其主要成员均为在校师生；西班牙瓦伦西亚圣地亚哥大学合唱团，在世界各地重要的合唱赛事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并享有广泛盛誉。国外高校敢于从全校停课停学和师生全员参与两个常人难以接受的切入点着手，在最大限度上激发了广大师生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弘扬了博学、崇艺、尚德、创新的大学精神。同时通过完善的公共艺术教育设施和丰富多彩的校园艺术活动，使每个公民从幼儿园到大学始终沉浸在浓郁的艺术教育氛围之中。

（四）依靠法律确保艺术教育资金及师资的持续建设和有效监管

立法是确保国外艺术教育实践正常运行的制度基础，充足的资金和优秀的师资成为艺术教育赖以发展的有力保障。“美国国会于1994年通过了克林顿政府提出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其中第一次将艺术与数学、历史、语言和自然科学并列为基础教育核心学科。”[12]这部教育法能够确保政府依法对艺术教育长期持久的关注与支持，能够确保社会各界依法对艺术教育事业的热情扶持。比如依法开展的艺术教育专题研究，往往能够促使政府和社会各界投入巨额资金，其研究成果又会对国家艺术教育发展策略起到积极导向作用；再如打造艺术教育师资队伍必须拥有充足的经费和必要的教学科研实践设备，这一点政府和社会各界同样可以做到依法扶持与赞助。

我国艺术教育以及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恰恰在法治、资金和师资三个方面出现突出问题。其首要问题正是立法、依法、司法、执法的关系没有理顺，由此极大地制约了资金投入与师资建设，加之没有相应的依法追究问责制度，这就造成我国艺术教育面临比较艰难的发展困境，故而国外依法治教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尽管《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1989年）之“管理”第二、三、四条分别指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强对艺术教育工作的统一领导，确定一名负责同志分管艺术教育工作，深入调查研究，及时解决有关问题，切实把艺术教育列入议事日程。”“学校行政领导应贯彻执行学校艺术教育的方针、政策和行政法规，重视艺术教育工作，采取积极的措施，确保艺术教育工作的正常进行。”“艺术教育应列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工作考核评估的范围。”[13]但艺术教育及公共艺术教育的建设与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提出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治国理念，同时也明确了改革美育教学的任务，也就是，艺术教育必须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为目标，围绕高校艺术教育改革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为更新教育观念、深化综合改革、创新培养模式、推进文化传承、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而努力。这就为我国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的局面将进一步打开，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将更加突出、更加鲜明，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家深化改革步伐的进一步推进，艺术教育与公共艺术教育的立法程序必将施行，从艺术教育思想的确立到艺术教育国家标准的制定，以及公共艺术教育教学与实践都将呈现出“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良好态势，国家艺术教育以及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必将焕发出应有的活力。

（本文为2012年度宁夏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宁夏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获2014年全国第四节高校艺术科研论文二等奖，2014年宁夏高校第四届艺术科研论文一等奖）

参考文献

[1]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11.

[2]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全文）.新华网.2013.11.

[3]张援，章咸编著.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1.

[4]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1912.2.

[5][6]孙继南. 以德感人以乐化人——弘一大师的乐教精神.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6（1）.

[7]丰子恺.图画与人生.艺术中国网.1936.9.

[8][9]美国艺术教育国家标准.新思考网.2008.5.

[10]张宇泓.对东三省高等师范美术教育专业现状的思考.东北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

[11]沈致隆.科学文化论坛：哈佛科学教育与艺术教育的土壤和理念.中国科学报，2006.7.

[12]沈致隆.哈佛大学《零点项目》的启示.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演讲稿.2005.3.

[13]张援编著.中国当代艺术教育法规文献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