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湖南社会的地方性因素对科场场域的影响

科场场域在运行规则上是覆盖全国的，即令是地方（省级）学务也是由中央派出的学政直接控制。但晚近以来，地方政治势力的分量日增，儒学也有了地域化发展的趋势，加之各地的区域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这些都使各地的科场场域受到某些地方性因素的影响。湖南社会的地方性因素大致有四方面：

首先，湖南地方的军事化对科场场域有相当特殊的影响。湘军之兴除打破了中央—地方、满—汉的政治势力平衡外，还另开了一条新的晋升之阶——从军。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并非是抛开科场办团练，而是创立了“选士人领山农”的建军原则。据《湘军兵志》统计，官佐出身于从附生到进士一列的士人占有58%之多。这即陈志让所说的“军绅政权”的前身：绅军政权。湘人由此一改清中期以前科名寥寥的局面，形成了科名与军功的对流（即以士领军或以军功捐科名），湘运也呈蒸蒸日上之势。湖南在太平军起义后生员和捐监生数增长了43.5%；湖南士绅的数量在全国官学中从原来的第9位上升到第5位；上层士绅数量剧增，湖南乡试中额在1850年前为45人，会试中额大约每两科9人，而1850年后乡试中额高达70多人，而会试中额平均每科高达11人。这里最重要的因素显然是湘军之功。军功作为一种新兴势力开始介入了湖南科场的运作。

其次，湖湘书院文化对科场场域的影响。儒学先后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原生形态、官学化形态和地域化过程。在第三个阶段，湖湘以书院为载体，以事功乡贤之崇祀为手段，以“朱（熹）张（栻）会讲”为契机，渐致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文化霸权。在科场场域中学校（书院）体系一般来说几乎是科举的附庸。但就湖南而言，因其文化传统、历史影响而在各种风浪中存留下来的湖湘书院（以岳麓为典型代表）与科场场域一直保持着或疏或密的张力关系。

再次，湖南近代士绅的城市化趋向明显。传统士绅大多居住乡村，此即所谓“乡绅”。而近代以来，绅士开始越来越多地聚居城市，湖南尤其突出。这除了费孝通所分析的在全国普遍存在由“社会侵蚀”所带来的城乡分化因素以外，还有一个湖南社会特定的因素：湘军被裁撤后，回乡的将士一般都集中在所属县城或省城。如长沙新增“宫保第”13家，湘乡县城有2000户士绅家庭落户于此。湖南大量士绅集中在城镇尤其是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一方面使士绅便于互通声气、易于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另一方面也使科举制度终结后新兴的学堂本来就面临的城乡不平等的结构问题更加突出。

最后，湖南自有明以来几近一个移民社会，其人口有三分之二来自江西。移民社会对湖南民风由古时的怯懦激变为近世的强悍有极大影响。有人称移民而致湖南民风“朴实勤奋、劲直勇悍、好胜尚气、不信邪，甚至流于褊狭任性的乡俗民气”；也有人说“湖南人性格沉毅，守旧时固然守得很凶，趋新时也趋得很急”。这种易走极端的民风在士子中自然也有相当的体现。我们很快就要看到，它对1895年以后走向波诡云谲历史中的湖湘士子行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