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 社会资本在金融参与中的作用
已有的研究多从宏观层面实证分析了地区社会资本对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的正效应。在帕特南开启地区社会资本对民主制度绩效具有促进作用的研究之后，国外学者实证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的效应，结论一致认为社会资本通过信任推动了经济、金融发展。[1]在宏观研究方面，国外的学者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信任，并从世界价值观调查中获取数据。
受国外研究的启发，国内学者也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地区金融、经济发展的作用。张俊生和曾亚敏认为，金融的实质就在于以今日的钱财换取一个将来获得更多钱财的承诺。此项交易发生与否不仅取决于契约的法律执行力，而且依赖于借贷者对融资者的信任。因此，作为决定信任度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资本必然会对金融发展产生影响。他们用中国省级数据为样本，研究了各地区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信任程度以及公德心越强的省份，居民在金融资产上的投入比例越高。具体而言，除了储蓄水平外，社会资本对地区有价证券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个人信贷比例、保险购买比例具有显著的解释作用。[2]卢燕平运用自愿献血率作为宏观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各省区股票、信贷等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又以离婚率和工会会员人数比率测量了中观社会资本，验证了中观社会资本对我国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具体的结论是，宏观社会资本与我国金融发展水平正相关。宏观社会资本与存款和存款比率正相关；与非正式信用比率负相关。中观社会资本与股票、存款和贷款呈正相关关系，与非正式信用呈负相关关系。[3]陆铭和李爽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做了梳理，并解释了社会资本对地区金融、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4]徐淑芳认为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人际之间的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关系网络等非正式约束机制发挥作用。社会资本增强了人们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降低了交易成本，抑制了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提高了金融交易的效率。尤其是在法律制度等正式机制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机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它对提高经济主体的信用水平、减轻企业或个人的融资约束，促进金融和经济的发展有重要影响。[5]杨小玲分析了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基于1997—2008年我国31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是一种增进效应，社会资本会通过创造信任、约束规范、扩大网络关系等推动金融的发展。[6]
宏观地区金融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微观个体的金融参与实现的。国外学者进一步从微观的角度，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个体金融参与的正效应。这些学者都是从信任视角来界定社会资本概念的。路易吉·圭索等用意大利的数据首次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通过信任对居民金融参与的促进作用。他们认为，金融合同交易中存在一定的交易成本，交易者存在违约的风险。而社会资本能够通过信任实现金融合同交易，提高交易率，从而促进金融的发展。通过分析意大利不同地区的数据发现，在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居民金融参与的可能性很高，居民更多使用支票、投资股票，更易于获得正规信贷。在法律薄弱地区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中，社会资本的促进效应尤其显著。[7]路易吉·圭索等用美国的数据再次验证了信任是解释股市参与低迷的原因。个体是否参与股市跟其信任程度有关，低信任水平的个体不参与股市，即使参与也是低度参与，因为信任水平低下使得个体参与股市的成本放大。信任解释了美国高收入者有限参与股市的原因，也解释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在运用荷兰和意大利的数据进行分析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控制风险厌恶和模糊厌恶的条件下，信任使得个体购买股票的可能性提高50％，个体股票持有额在原来基础上增加3.4％。[8]季米特里斯和帕西尼利用欧盟健康、老龄化和退休及世界价值观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信任对个体参与股市的正效应。研究发现，个体的普遍信任水平和对金融机构的特殊信任水平的增加都能显著提高其购买股票的可能性。普遍信任水平低下解释了澳大利亚、西班牙和意大利富人有限参与股市的原因。[9]目前，国内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实证分析个体金融参与的文献很少。李涛运用2004年广东省居民调查数据，从社会互动和信任理论视角实证分析了城市居民参与股市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信任推动了居民积极参与股市。信任对居民参与股市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两个渠道，即股市投资预期收益的实现概率和实现数额。居民的信任程度越高，就越相信上市公司会不断改善经营管理，证券公司会合规经营，股票投资未来回报的可能越大，数额也越可观，进而股市参与就越积极。[10]李涛运用2005年对中国12个城市投资者行为的调查数据，在验证社会互动作用的同时，控制了普遍信任变量。结果表明，普遍信任对于银行存款、外汇、股票、基金等投资参与均有正效应。[11]
国外更多的文献从微观角度实证分析了社会互动对金融参与的作用。社会互动通过内生互动和情景互动两个机制来影响个体金融决策行为。曼斯基阐述了内生互动作用个体金融决策的三个机制：提供信息、交流感受和一致性规范。[12]首先，社会互动通过信息传递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杰克逊（Jackson）回顾了社会互动通过信息传递影响个体决策行为的文献。[13]格兰诺维特提出了社会互动在信息提供中的弱关系假设，认为弱关系相比强关系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14]班纳吉（Banerjee）探讨了社会互动通过信息的口头相传或者观察性学习机制影响个体参与股市。[15]比赫昌达尼（Bikhchandani）等详细探讨了内生互动的信息获得机制，解释了从参照群体获得的信息对个体投资决策的重要性。[16]季米特里斯和帕西尼实证分析了社会互动对股市参与的显著性作用。结果验证，社会互动对股市参与的显著性作用是独立于信任而存在的。社会互动促进了瑞典、丹麦等国不太富裕的个体积极参与股市，社会互动通过口头相传信息降低了股市参与的成本。[17]哈里森·洪等以美国为例，就社会互动对居民参与股市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控制收入水平、教育、种族及风险态度等变量后，那些经常与邻居保持联系或参加教堂活动的家户更有可能在股票市场上投资。社会互动影响股票市场参与的途径包括信息传播和交流感受以获得愉悦感。社会互动程度越高，居民的观察性学习和交流股市话题的机会也越多，参与股市的净成本越低，参与股市的可能性就越高。[18]伯恩海姆（Bernheim）解释了个体和参照群体在互动中形成的规范为何影响了个体投资的选择。[19]路易吉·圭索等发现社会规范导致了个体和参照群体一致的决策行为，社会规范作为异于政策、法律和市场的调节机制，被认为是文化在对个体的经济行为起调节作用。[20]路易吉·圭索等解释了个体和参照群体决策保持一致的原因，社会规范反映了个体对参照群体投资决策的认同，遵守这种规范可以获得群体的尊重和声望，否则会有被排斥和孤立的可能。国内从社会互动理论视角实证分析个体金融参与的文献较少。[21]李涛首次以社会互动为理论视角，对股市参与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的来说，社会互动推动了居民参与股市，其中内生互动促进了居民参与股市，而情景互动阻碍了居民参与股市，这与我国股市普遍亏损的市场环境有关。细分样本后发现，社会互动对于低学历居民参与股市的正面效应更为明显。受研究数据所限，作者并没有实证检验内生互动的三个作用机制。[22]李涛运用2005年中国12城市投资者行为调查数据对社会互动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互动通过内生互动和情景互动两个机制影响了个体在股票、基金等金融项目上的参与，内生互动对金融参与的促进效应是通过信息获得、感受交流和一致性规范实现的。[23]
梳理有关文献发现，哈里森·洪等在研究金融决策行为时，只考虑了社会互动即结构性社会资本的可能性作用，没有关注到信任、互惠等关系性社会资本的作用。路易吉·圭索等在研究中，也只关注了信任对金融决策行为的影响作用，而没有考察社会互动这种结构性社会资本的可能性作用。鉴于结构性社会资本和关系性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分别从社会互动或者信任视角对金融参与进行研究无法排除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和金融参与之间可能存在虚假因果关系的可能。因此，将结构性社会资本和关系性社会资本置于社会资本理论框架下对金融参与进行实证分析是必要的。
二 农民参保决策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有关国外研究农民参保决策的文献主要是围绕农业保险展开的。国外很多学者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农业保险参保率或者参保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既有相似也有分歧。莱特（Wright）和休伊特（Hewitt）基于美国农业部的一项全国调查，分析了农民不参与联邦农作物保险的原因，并对这些原因进行了排序。结果显示，农业保险保障太低、保费太高、更愿意自己承担风险、农场是分散化经营的、拥有其他农作物保险是排名前五位的原因。[24]奈特（Knight）和科布尔（Coble）的研究表明，作物多重险保险主要是针对没有保险的农场或者风险厌恶的农场主。作物多重险保险所提供的收益比较小会导致农户放弃农业保险，而那些对保险收益期望比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购买保险。[25]塞拉（Serra）等在对美国农民农业保险需求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农户家庭财富和参与农业保险呈现倒“U形”相关。随着农户家庭财富增加到一定程度，其风险规避倾向减弱，保险购买意愿降低。这个结论暗示参保是中等经济水平家庭的事情，很穷或者很富的家庭参保的可能性相对比较低。家庭财富少的农户无意购买农业保险，家庭财富多的农户倾向于自保。[26]
有关我国农民参保决策的研究多以农业保险、老农保、新型农合等保险项目为例对农民的参保行为或者参保意愿进行实证分析。以商业医疗保险或者商业养老保险等险种为例来探求农民参保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比较少见，这跟这些险种在农村保险市场发展不足的现状有关。下面以这三种保险为例对有关文献进行分析。
农业保险需求不足成为困扰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问题，学者对农业保险参保决策影响因素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张跃华等实证分析了财富、收入与保险购买意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随财富、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在达到某一临界点后，购买意愿则又随财富、收入的增加而减弱。[27]宁满秀等以新疆玛纳斯河流域棉花保险为例，探讨了不同保险条款下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对棉花保费的支付水平主要受“棉花产量波动性”、“棉花播种面积”、“近四年自然灾害对棉花的总经济损失”、“农户对农业保险重要性的认知度”等因素的影响。[28]张跃华等以河南省662个农户为调查样本，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保险需求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影响农户购买保险的因素有农户的受教育年数、是否出去务工以及家庭年收入。[29]
老农保参保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宏观制度叙事；另一种类型是微观实证分析。宏观制度叙事类研究多从规范分析方法入手，强调农民需求偏好对制度有效实施的决定性作用。邢宝华等认为国家只给政策不分担缴费、集体经济功能丧失使得老农保演变为鼓励农民储蓄的制度，缺乏吸引力。[30]赵建国认为60岁的农民被排斥在制度外，参保对象以中青年人群为主，老农保存在严重的“保小不保老”倾向。[31]乔晓春认为老农保“保富不保贫”，制度主要在经济发达的农村开展，参保的大多是富裕农民，迫切需要保障的欠发达地区农民和贫困农民则无法或无力参保。[32]老农保在执行过程中，农民对该制度缺乏依赖感、安全秩序感和信任感。吕继明指出危及农民参保的关键因素是“基金缩水严重”。[33]田凯认为老农保“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制度需求与供给的不平衡，因此老农保制度实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34]。马利敏认为老农保“不能担负起农村跨世纪社会养老责任，需要更有效的制度取而代之”。[35]刘书鹤甚至界定老农保制度“存在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36]
微观实证分析。这类研究多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剖析农民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总体来说，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需求强烈，但现实参与严重不足。因此，实证分析农民参与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显得很重要。有关这方面研究将参保的影响因素归为三类。第一类是农民的个人、家庭、社区特征等因素。首先，农民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是否担任村、组干部是影响其参保行为的变量。史清华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参保。[37]王海江的研究表明，年龄与参保呈现倒“U形”相关，中年农民参保的可能性最高。[38]至于农民的政治身份，乐章认为农民是否担任村、组干部是影响农民参保的重要因素[39]。其次，家庭子女数量和家庭人均收入是重要的变量。王海江认为家庭子女数与参保显著负相关，子女越多越倾向家庭养老。[40]家庭收入对农民参保有显著效果，家庭收入越高，农民参保的积极性越高。[41]最后，有学者从村域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农民参保不仅是农民个体选择的结果，而且还受村庄层面自然环境、社会经济与政治民主情况的影响。村庄地理位置越接近镇政府所在地，农民参加小城镇保险的积极性越高，因而会降低农民参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42]第二类归为经济因素。收入状况、农民劳动力比例、集体经济补助等经济因素通过影响农民缴费能力来影响农民参保决策。吴罗发研究发现，农民人均纯收入、劳动力比重、承包耕地面积对参保意愿有显著影响。[43]史清华发现收入水平、消费水平是影响农民保险支出的重要变量。[44]第三类归为农民对制度的主观感受等心理因素。李连重认为制约老农保参保率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农民的心理预期，农民对政策不稳定的预期限制了其参保的可能性。[45]基层组织违规挪用保险费，农村基层干部与村民享受养老金有异，政府承诺的集体补助和政策扶持难以兑现，政府对养老金的保值增值能力不足，政策不稳定这些问题导致农民对基层政府不信任，因此农民参保热情不足。[46]谭静等实证分析表明，农民心理预期是其是否参与养老保险的重要影响因素，对制度及管理者的信任度和满意度等因素对参与意愿也有重要影响。[47]
新农合参保行为影响因素。有关研究认为，农民个体、家庭、社区和政府等方面都是农民参保的影响因素。龚向光等调查了贫困地区农民对合作医疗的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农民的社会地位、家庭经济收入、家庭成员健康状况、保险意识与参合意愿之间显著相关[48]。叶琪和潘再见通过对农民在选择是否参加新农合过程中的博弈分析，验证了农民对自身病情的预期、对政府管理的信任是其参与新农合的重要影响因素。[49]左延莉等在分析2004年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时指出，加强宣传、更新收缴方式是提高参合率的关键。农民缴纳的合作医疗资金仅占其人均年收入的5％左右，农民是有能力缴纳费用的，决定农民参保意愿的关键是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以及是否具有互助共济精神。[50]
综上所述，对农民参保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遵循主体—需求的研究范式，注意到了农民参与对三农保险有效实施的决定性作用。这类研究在从宏观层面分析制度的同时，不乏从参与意愿和行为的微观角度进行定量研究。总结已有研究发现，学界基本用参保行为或者意愿来指代参保决策概念，强调了参保决策的结果，忽略了农民参保决策的动态过程。这些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依据，多从经济理性人的视角出发，片面强调经济因素在参保决策中的作用，忽视村域中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特征等非经济因素对农民参保决策的影响。因而，无法全面理解农民参保决策的动因。
三 社会资本在参保决策中的作用文献综述
从本质而言，参保跟金融参与一样，今天的投资是为了将来某个时刻能有收益，因而参保决策是金融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实证分析农民参保决策的文献比较少见。仅有的文献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从宏观视角实证分析地区社会资本对地区某种保险参保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地区社会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参保率，这类研究通常将地区社会资本界定为信任；另一类是从微观视角，分别从社会互动或者信任角度实证分析个体参保决策的影响因素，结论一致认为社会互动和信任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个体参保。
社区社会资本提高了保险参与率。国内外学者对社会资本与卫生领域的关系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但其研究内容大多集中在社会资本与健康、社会资本与卫生服务利用等方面，有关社会资本与参保决策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国外运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基于自愿参与的社区医疗保险，发现信任等认知型社会资本有助于消除医疗健康保险中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从而提高保险参与率。[51]施耐德（Schneider）发现了信任在提供社区医疗保险信息中的作用，研究认为信任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促进了社区医疗保险的参与。[52]国内的文献中，张俊生、曾亚敏肯定了信任对保险业发展的作用，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作为社会资本的替代变量，自愿无偿献血率和信任评分都对地区保险业的发展（保险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加入人均GDP与教育发展水平等控制变量后，社会资本的解释力仍然显著。他们解释了信任的作用机制：一方面，投保人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能够有效地解决投保容易、理赔难的问题；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信任可以有效解决骗保等道德风险问题。[53]总的来看，已有研究的不足是以信任代指社会资本，忽略了社会资本其他维度如互惠、规范及结构性社会资本对保险参与率的影响。
国内学者从微观层面对个体参保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现有文献基本从信任和社会互动两个视角进行了实证分析。学者们以新农合、商业保险、老农保和新农保等险种为例，从信任的理论视角实证分析了农民参保决策的影响因素。张里程等利用哈佛大学有关中国农村社区合作医疗项目的调查资料，首次对社会资本与农民参与合作医疗的支付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文中用信任指数和互惠指数构造了社会资本变量。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水平、自我评估的健康状况、收入以及是否参与原有的合作医疗等变量后，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民信任度的增加可以提高其参保意愿，而互惠指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54]张里程的研究只是从信任度和互惠两个方面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测量，在此基础上对农民与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忽略了社会互动的可能性作用，因此在社会资本的测量和指标选择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何兴强和李涛首次实证检验了城市居民商业保险购买行为的社会互动和社会资本解释。文中依据路易吉·圭索等人的做法，将社会资本操作化为居民是否有过无偿献血，是否主动为赈灾、希望工程等捐钱捐物，是否参加过如志愿者等义务社会工作三个方面的情况。在控制其他产生或维持信任的各种机制如政府、法院、媒体等变量后，回归分析发现，较高的社会资本有助于居民购买保险。虽然社会资本不能完全替代契约和法律，但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有助于交易完成。[55]李涛运用2005年中国12城市投资者行为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保险等13种金融项目投资的影响因素。文章采用个体对社会大多数人的信任程度作为普遍信任的替代指标。回归分析表明，作为控制变量，普遍信任有助于个体参与包括保险在内的13种投资行为。[56]文莉等研究了特殊信任对农民参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促进作用，在对1757位农民调研的基础上，指出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信誉度不高的问题不利于农民参保。[57]谭静和江涛以南充市230户低收入农户为例，分析了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等心理预期对其参保意愿的影响作用。[58]吴玉锋从信任的视角实证分析了新农保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的信任可以分为特殊信任和村域信任，村域信任对农民参保有显著促进作用。村域信任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还增加了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期望值。[59]
国内外学者以各种人身保险为例，实证检验了社会互动对参保决策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德斯梅特（Desmet）等发现了社会互动在提供社区医疗保险信息中的作用。研究认为，社会互动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促进了社区医疗保险的参与。[60]迪弗洛（Duflo）和赛斯（Saez）研究了大学退休教师养老保险的选择，发现社会互动通过传递信息对个体购买养老保险决策产生影响，参照群体的决策影响了个体的选择。[61]索伦森（Sorensen）研究了加州大学教师参与健康保险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个体的参保决策受到经常拜访的邻居的影响，邻居的决策是个体决策的主要参考依据。[62]贝斯特夫（Beiseitov）等用1998年美国的数据，实证研究了社会互动对老年人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互动通过传递医疗保险信息影响商业医疗保险的购买。社会互动程度越高，即经常和朋友、邻居交流的家庭，其购买保险的可能性越低。非正式网络中口头信息虽然降低了参保成本，但商业医疗保险的坏口碑降低了其购买的可能性。贝斯特夫等的研究表明，社会互动并不总是促进个体做出参保决策。社会互动的影响机制有两个，即内生互动和情景互动，内生互动通常显示出正效应，而情景互动则可能显示出负效应，特别是在投资环境比较差的情况下。他们还发现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体更容易受到社会互动的影响，因为这样的个体更依赖他人提供的信息，而在个体熟悉保险知识的前提下，社会互动的影响就不显著。例如，在个体决定是否参与人寿保险的决策中，社会互动的影响作用就不显著，因为参与主体对人寿保险知识的了解程度很高。[63]泽维尔·基内（Xavier Giné）等研究了印度农村农业保险的购买情况，发现拥有社会网络的农民倾向于购买保险，对保险知识了解甚少的年轻农民尤其受到网络中其他农民的影响。[64]
国内的文献中，李涛对城市居民保险金投资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表明，个体对投资过程中与其他朋友交流的重要性的更高评价提高了其投资于保险金项目的可能性。内生互动的交流感受指标作用显著，这支持了基于交流感受的内生互动理论对个体投资选择的解释。在投资过程中，个体通过和其参照群体成员交流共同投资决策的经验感受，获得了愉悦，增加了其投资保险的偏好和可能[65]。遗憾的是，研究没有发现显著且稳健的回归结果支持内生互动的交流感受机制、信息获得机制和情景互动机制对个体保险投资选择的显著影响。何兴强和李涛实证检验了城市居民的社会互动对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文中用居民在春节期间给亲戚、朋友拜年的人数，上个月居民家庭人际交往方面的开支和对自己在社会上人际交往程度的判断三个指标测量了城市居民的社会互动水平。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社会互动对保险购买没有显著作用，但不能据此认为社会互动对居民的保险购买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内生互动的正效应和情景互动的负效应相互抵消而致：内生互动通过提供信息、交流感受和一致性规范促进了个体购买保险，而中国保险业缺乏诚信的坏口碑降低了个体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66]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分析社会互动在参保决策中的作用时，区分社会互动的正负效应是有必要的。石绍宾等利用山东省10市16县163个农民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回归分析发现，邻居参保对农民参保的影响效应显著。在没有邻居参加的情况下，有超过90％的农民都没有参保，而在有邻居参加的情况下，有超过54％的居民参保。这说明农民是否参保存在明显的“邻里效应”。[67]吴玉锋在问卷调研的基础上，从社会互动理论视角实证分析了其对农民参与新农保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民的社会互动可以分为特殊互动和村域互动。村域互动通过内生互动和情景互动对农民参保决策产生影响。总的来说，村域互动提高了农民参保的可能性[68]。
综上所述，学者们在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框架对参保决策进行实证分析时，都没有全面测量社会资本。何兴强和李涛在运用社会互动、社会资本解释城市居民的商业保险购买行为时，把社会资本操作化为居民在近三年中是否有过无偿献血、是否主动为赈灾和希望工程等捐钱捐物、是否参加过志愿者等义务社会工作等三方面的情况，这些指标集中反映了社会资本的互惠维度的一个层面，即非均衡互惠。尽管非均衡互惠是一种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但以其代指社会资本，无疑是以偏概全。张里程在用社会资本理论实证分析农村居民是否参与新农合时，运用多指标分别测量了信任和互惠，使用社会信任指数和互惠指数指代社会资本，忽略了结构性社会资本，同样没有全面反映社会资本概念。鉴于结构性社会资本和关系性社会资本之间是一种相关关系，为排除二者和金融参与之间存在虚假因果关系的可能，把结构性社会资本和关系性社会资本纳入同一理论框架对农民参保决策进行分析显得非常必要。
四 研究述评
国内外从社会互动或者信任理论视角分析个体金融参与的实证研究相对比较成熟。学者大多从社会互动或者信任视角对个体金融参与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形成了风格鲜明的两种研究范式。一种研究范式是把金融参与行为或者金融发展置于社会资本即信任的分析框架中，主张信任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投资者对投资产品未来收益的期望值，从而提高金融合同的签约率，推动金融发展。这种范式是路易吉·圭索、萨皮恩（Sapienza）和津加莱斯（Zingales）开创的，他们于2004年首次以意大利为研究对象，通过丰富的数据验证了信任对金融发展的作用。随后他们于2008年以荷兰和意大利的数据为基础，再次验证了信任对股市参与的推动作用。简单起见，可以把这种研究范式称为GSZ范式。另一种范式是把金融参与行为置于社会互动的分析框架中，主张社会互动能够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产生内生互动效应，进而推动个体购买股票或其他金融产品；同时，这种范式也认为社会互动会产生情景互动效应，这对个体的金融参与具有正负两种效应。因此，社会互动的影响效应取决于内生互动和情景互动效应的比较。这种研究范式是哈里森·洪、库比克（Kubik）和施泰因（Stein）开创的，他们于2001年运用美国健康与退休研究项目的调查数据，首次实证检验了社会互动对居民参与股市的影响。他们发现，内生互动通过观察性学习和共同话题交流两个机制推动了金融参与。观察性学习从他人处获得了专业知识，降低了参与成本，共同话题交流增加了主观效用。我们可以将这种研究范式称为HKS范式。
GSZ范式验证了信任对个体金融参与或者地区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这种范式的研究视角有两个：一个是宏观视角，以国家或者地区为单位来收集数据，做结论；另一个是微观视角，以个体或者家庭为单位来收集数据，做结论。当这种范式从宏观视角进行研究时，通常以信任指代社会资本，运用世界价值观的调查数据测量社会资本。当这种范式从微观视角进行研究时，通常基于个体信任状况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GSZ范式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出现了一些基于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对地区金融发展差异的解释性研究。这些研究多以自愿献血率为社会资本的替代指标，通过回归分析检验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作用。也出现了一些基于个体或者家庭为分析单位的研究，这些研究通常以个体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程度作为测量信任的指标，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实证检验社会资本的显著性作用。
HKS范式验证了社会互动对个体金融参与的作用。这种范式局限于微观层面的研究，即以个体或者家庭为分析单位去分析和做结论。这种范式基本都是微观层面的研究，忽略了宏观层面的研究。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宏观层面社会互动的测量是一个难题；另一个是可能假定宏观层面社会互动水平是没有显著性差异的，因此无法解释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由于国内外文化的差异，这些研究对于社会互动的测量多有不同。国外研究通常将社会互动操作化为邻里互动和去教堂的频率，而国内通常操作化为春节期间拜年人数或者交往广泛性的自我评价。
GSZ范式和HKS范式突破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局限，创造性地提出了金融参与、发展的新解释框架，弥补了主流经济学范式的不足。然而这两种研究范式各行其是，缺乏对话和融合。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互动与信任互相强化，互为因果。频繁的交往可以传递个人品行信息，有效抑制投机行为，增加对对方行为预期的可能性，因而可以培育信任。而信任则会让彼此更加愿意继续交往，而且社会互动、信任很难与互惠和规范剥离开来。现有的研究分别从社会互动或者信任的理论视角对金融参与或者金融发展做出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过分强调了二者的区别，忽略了二者的联系。鉴于社会互动与信任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可以推论，当在社会互动的理论框架下对金融参与的影响因素做分析时，社会互动在模型中的显著性作用有可能反映的是信任的作用；而当在信任的框架下对金融参与的影响因素做分析时，信任在模型中的显著性作用有可能反映的是社会互动的作用。因此，有必要把社会互动与信任放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中对个体金融参与或者地区金融发展作出验证。
目前，将社会互动和信任纳入一个理论框架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比较少见。国内学者李涛于2006年在《经济研究》期刊上先后发表的《社会互动、信任与股市参与》和《社会互动与投资选择》两篇文章，弥补了当前研究的缺陷。作者着重分析社会互动在金融参与中的作用的同时，把信任纳入了理论分析框架。结果验证，社会互动和信任通过不同的机制对个体的金融参与产生显著性影响。2009年何兴强和李涛在《金融研究》期刊上发表的《社会互动、社会资本和商业保险购买》也是这方面研究的补充。国外学者季米特里斯和帕西尼于2009年发表《信任、社会交往和股市参与》一文，他们也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下探讨社会互动和信任对金融参与的影响作用。遗憾的是，目前这些研究尽管突破了GSZ和HKS范式各自独立研究的局限，但没有在研究中注意到互惠和规范对金融参与或者金融发展的作用。作为一种互助共济的文化观念，互惠对金融产品的购买特别是保险产品的购买具有一定的“挤入”和“挤出”效应。作为一种非正式控制的手段，规范对金融产品的购买特别是保险购买会产生羊群效应。鉴于此，我们需要考虑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下对金融参与或者金融发展做进一步的研究，社会资本理论提供了这样一个框架。
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个体金融参与或者地区金融发展的研究是新兴的领域。尽管国内外学者做了一些初步的探究，但研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梳理有关文献发现：第一，已有研究多从社会互动或信任理论视角对金融参与进行研究，缺乏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下对二者的互补关系进行检验；第二，研究局限于股票等市场金融参与，对保险购买行为的分析还远远不够；第三，研究对象局限于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的研究较少涉及；第四，缺乏以具体险种为例的研究；第五，社会互动在金融领域的研究局限在微观层面，已有研究仅探讨了社会互动对个体金融参与的影响效应，从宏观层面探究其对地区金融发展影响作用的研究缺乏；第六，已有文献强调了社会互动对信息传递的作用，却没有触及信任等关系性社会资本对信息传递的作用；第七，忽略社会资本其他维度如互惠和规范在金融参与中作用的探究。
国内研究农民参保决策的文献很多，这是因为近年来中央特别重视在农村地区推行的三农保险。三农保险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但其在农村的发展有很大的瓶颈。总体来看，尽管农民对各类保险潜在需求很大，但现实中农民的参保热情普遍不高，这制约了农村保险市场的发展。因此，学界多以农民的参保行为或者参保意愿为因变量，借助经济学理论框架进行分析和探讨。
已有研究多从农民的年龄、家庭财富、收入、受教育程度和风险观念等方面对参保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首先，农民个体家庭的财富和收入水平可能影响其保险购买决策。保险是一种长期的理财行为，如果没有殷实的家庭财富和较高的经济收入作为支撑，再优良的险种也无人购买。一方面，保险购买存在一定的财富和收入门槛效应，只有当个体家庭财富和收入水平足以维持家庭成员基本生活所需之后才有购买的能力和欲望；另一方面，家庭财富和收入水平越高，购买保险的平均成本越低，成功规避风险带来的预期收益也越大，因此拥有更多家庭财富和收入的个体更有能力也更愿意购买保险。其次，农民个体的受教育程度也会影响其保险购买决策。受教育程度反映了个体的理论素质和识别能力。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体更容易独立获取和处理保险购买的必要信息，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而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体缺乏独立获取和处理保险信息的能力，更多的是听取参照群体的意见。再次，农民的养老观念也是其做出购买决策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我国尤其是农村地区盛行的“养儿防老”和“家庭养老”的观念使得我国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倾向于将风险自留，而不会通过保险来规避养老风险。最后，农民的风险观也会影响其保险购买决策。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任何金融投资都会有一定的风险，风险偏好型的个体会倾向于做出投资决策，而风险厌恶型的个体可能会拒绝投资。
学界对农民的参保行为或参保意愿的影响因素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强调了参保决策的“结果”，忽略了参保决策的“过程”。学界关于参保决策概念的界定有“过程论”和“结果论”之分。“结果论”把农民参保决策简单地界定为是否缴费参保或者是否愿意缴费参保，很少关注农民如何获取信息，如何对参保进行主观评价。这是一种静态的参与，而非动态的参与。这种界定方式忽略了农民参保决策的阶段性特征。参保决策不仅仅指参保行为或者意愿，还应包括需求识别、信息搜寻、对参保的评价和参保后评估。也有学者认识到了目前研究的不足，提出了参保决策的“过程论”。如2008年毕红静博士在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与过程的研究中[69]，根据农民参与新农合的时间和内容的不同，将农民参与新农合的行为划分为五个阶段：农民知情权的获得、参合权的确立、就医权的优化、报销权的保证和再投保的激励，这五个阶段环环相扣组成一个封闭式循环。参保决策的“过程论”体现了农民参保决策的真实过程，这为本书如何界定参保决策的概念提供了依据。
参保决策本质上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包括保险需求识别、信息搜寻、参保评价、参保行为和参保后评估的过程。社会资本对参保决策的每个阶段都会产生影响。保险需求识别在很多时候是通过外部刺激形成的，社会互动通过情景互动机制和内生互动中的共同话题交流机制来形成外部刺激，从而引起农民的保险需求识别；社会互动、信任可以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增进信息处理能力；社会资本可以提高农民对保险的满意度和信任度等主观评价；社会资本通过信任可以降低制度交易成本，增进对保险收益的期望值，促进保险合同交易的实现；互惠作为一种非正式保险机制可能会对目标人群的参保行为产生“挤出”效应，但其互助共济的文化规范也可能会产生“挤入”效应。因此，在社会资本理论框架下对农民参保决策进行解释是完全合适的。
目前，综合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实证分析我国农民参保决策的文献还没有。已有文献虽然意识到社会资本对农民参保决策存在影响，但这些研究仅限于从社会资本的某一个维度去探究。杜尔劳夫（Durlauf）和法肯姆普斯（Fafchamps）分析认为，社会资本对群体成员的行为具有正外部性，外部性源自网络中共享的信任、规则和价值观，这些规则和价值观又产生于社会互动，因此社会互动是社会资本的一个维度[70]。伊斯兰姆（Islam）等提出用结构性社会资本和关系性社会资本来解决这个问题，把结构性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网络的密度、公民参与等，而把关系性社会资本定义为人际信任、共享和互惠[71]。社会资本是一个复合体，只从社会互动、信任或者互惠的视角对农民参保决策进行分析是不完整的。
本书之所以从社会资本视角对农民参保决策进行研究有四点原因：（1）社会资本范式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解释效力已经取得经济学界的共识。而最近的研究从微观层面验证了社会资本对个体金融参与的促进作用。遗憾的是，有关研究只关注了城市居民的市场金融参与，很少涉及农村居民的金融参与，特别是农民参保决策。（2）对农民参保决策给出一个独特的解释。以往关于农民参保决策的研究多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通常用理性选择范式进行解释。理性选择范式基于经济人假设，过分强调农民的“计算”动机与能力，对农民的理解单向度化，无视其社会需要，没有把农民所在的文化和规范等宏观环境纳入到分析框架中。社会资本范式在不否定理性选择范式的前提下，把经济人还原为社会人，指出人的社会需要对个人行动的重要影响，把文化和规范纳入分析框架，对个人经济决策行为动因做出了独特的解释。（3）社会资本符合中国农村社会的形态。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一向强调个人利益服从家庭利益和群体利益，村域中基于血缘、地缘和趣缘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是乡村各种资源配置的重要机制，农民对村域共同体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些特征使得社会资本很容易在中国农村找到理论原型和经验证据。（4）社会资本理论本土化的重要性。社会资本是一个舶来品，在研究我国社会、经济问题时，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和运用必须考虑到我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文化和地域的特殊性，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和分析必须要符合我国农村社会的现实，学理层面的界定和分析也需要在经验层面进行验证，以实现社会资本理论的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