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奥赛罗》：责任、复仇与纯真

私人生活与公共职责

从最早期的劳动分工到韦伯式的官僚主义，社会逐渐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加以分隔。我们可以将此视为个人的异化，即个体仅部分履行自己的每个角色的职责。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将这种分隔视为个体的一种解放，使个人生活可以独立甚至超越他们在集体中的角色。个体不仅拥有那些“交给恺撒”的东西，也不再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束缚 1。个体对其在公共领域的行为负责，并可以自由地在私人领域中尽情享受。人们由精英管理的社会中倡导的客观公正的标准来评判，而非由其出生时的地位或与其有关联的人来评判。

事实上，工作确实构成我们社会身份的主要部分 2。在当代西方世界中，基于契约的关系（经济关系）相比于基于归属感的关系（家庭、团体、民族关系）重要性持续增加。作为公共领域的“市场”已经侵入私人领域：我们的偏好被广告所操纵，政治体制和机构的福利被视为消费品而非公民权的一部分。一些原本属于家长的责任，如今往往被委派或外包出去。这种对于公共和私人领域的韦伯式分隔，是在男性为主要劳动力的社会中产生的，并受到那些越来越不愿意（或不能）放弃她们的家庭责任的女性的质疑。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还有其他互动：私人生活是丰富与重塑个人公共角色的重要来源。私人生活还有助于提升声誉，或者当一个共同体中的友谊或成员身份影响到专业决策时，私人生活还会成为腐败的来源 3。反过来，公共生活也会影响私人生活：公共角色地位的提高将带来物质财富、声望与自信，与此同时，也会威胁到私人生活以及人际关系中的真诚。

此外，公共生活还包含情感的投入。职业生活会带来成就感、心理满足、（来自别人的）需求（职能带来的职责以及对客户或其代表的道德义务）、隐私（与家庭生活相比）以及丰富并深入的人际关系。

最后，不论私人还是公共领域，角色都是多重、复杂与混合的。个体可能被不同的、可能冲突的角色（公共与私人，尤其是与家庭、族群、宗教、团体有关的角色）撕裂。

领导者的时间分配取决于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与他们来往的人的期待（与习惯、亲疏程度有关）以及他们的经验，领导者也会基于理性评估来分配时间。所有这些因素驱使领导者努力工作，特别是当他们严肃地对待这一职位的挑战时。因此，领导者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很可能会纠缠在一起，使得他们对自我的理解常依赖于他们公共职责的表现与命运。

公众（尤其是在美国）经常希望了解领导人的私人生活，来核实他们是否具有值得信任的道德特征（例如，比尔·克林顿和莫妮卡·莱温斯基事件）。也有些人深入研究领导的私人生活，以期与其建立更好的私人关系。这就像推销员都想知道客户的偏好，员工都爱钻研领导的审美与喜好。然而，这种亲密只有在内部的特权圈子里才能显示出价值。最后，领导者所受到的暴露其私人生活的社会压力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首先社会渴望领导者中规中矩（选民们希望领导是可以预测的，以便提前预防），其次，领导者被期望成为他人的榜样，此外，还有虚伪的小人总希望领导者并不比他们正直。

面对相互矛盾的多重压力，我们可以想象以下几个平衡态。

 

●阉人式平衡：领导放弃他们正常的私人生活权利，就像现代君主受困于令人窒息的礼节和规矩，或者像放弃所有的个人乐趣投身于事业的工作狂老板 4。然而，他们真的是“阉人”吗，抑或是伪装起来隐藏了个人的野心？他们是我们想要的掌权者吗？

●掠夺式领导：以追求他们的个人理想为目标（一个追求主导权的野心家、黑社会的老板），但他们是否拥有必不可少的责任感？他们是好的领导吗？能否寄希望于一双“看不见的手”来引导与控制个人的贪念，从而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社会结果呢？

 

●对公共角色与私人生活的韦伯式分裂。但这两者之间是否会相互影响？认同这种分裂的人是最好的领导者吗？

 

总的来说，奥赛罗属于第一种：相比私人乐趣更注重社会责任，从不会因为私人关系影响其领导行为表现：

 

凯西奥，我喜欢你，

但是仅限于你是我的员工。（II，3）

 

以及

 

[当……]我因贪恋欢愉而误了正事，

那么让主妇们把我的战盔当作煮锅，

让一切污名都成为我的标签。（I，3）

 

奥赛罗的理念是领导者要胜任其工作，就应该有无可挑剔的个人声誉。他承认，如果正如勃拉班修所控诉的，倘若他不正当地诱惑苔丝狄蒙娜，那么他将愧于他的领导地位。他还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身边人的声誉，例如苔丝狄蒙娜的错误也会令他蒙羞。同时，奥赛罗认为公共领域的美誉为其私人生活带来益处是无可厚非的，例如与比其地位高或外族人通婚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