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是胡越英副研究员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一部学术专著。
中国现代史上的四川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作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四川各级档案馆存有大量完整的抗战档案资料，这些资料在近现代史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四川诸多历史研究者出于资料方面的考虑，做了不少“抗战时期四川……”的研究，本书作者是其中之一。
从2000年攻读硕士学位时起，作者就对二战时期四川航空史怀有浓厚兴趣，一直关注、搜索这方面的历史资料。四川省档案馆存有不少抗战时期机场建设的档案，在至少三十多次的机场“特种工程”档案中，胡越英关注到其中一次工程量颇大的机场建设，这就是1943—1944年为美国马特霍恩计划（Operation Matterhorn）修建机场的川西“B-29特种工程”，并以此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
在攻读博士学位阶段，作者试图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做深入研究。作为导师，我认为这项研究必需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川西“B-29特种工程”所支持的马特霍恩计划究竟是怎么回事？缘何实施？该计划在美国的总战略中占据何种地位？要解决这些问题已非四川资料所能解决，若无美国方面的档案资料支撑，即便有些英文论著可供参考，也无法深入该选题的研究。
兴趣和意志真是学术研究中意想不到的巨大动力，对马特霍恩计划这段历史浓厚的兴趣支撑着作者心无旁骛地走上一条艰难的探索道路。在老师、同学和很多档案工作人员的热情热心支持下，作者收集到不少研究著作、历史当事人回忆录，和大量对本研究必不可少的档案资料——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和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博物馆（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的相关档案。资料情况的好转使之将研究重心从地方史上的“B-29特种工程”，逐渐转移到了以马计划为对象的中美关系史上来，这个博士论文选题也才最终确定下来。
在解决关于马计划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过程中，作者发现马计划研究中存在一个难以解释的根本“矛盾”：从传统军事意义上讲，马计划很“失败”，而且不少的历史当事人以及后来的研究者都有此看法，但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该计划却具有近乎异常的兴趣。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象”呢？作者在硕士阶段曾认同此前国内外研究中的基本认识：马计划是一个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的行动，是“罗斯福出于政治上拉拢中国”而不计军事效果的举措。但这种说法并不足以解释该事件中诸多令美国学者亦感“怪异”的现象。尤其是马计划在人力、物力等方面仅次于曼哈顿计划的优先权，以及B-29作为原子弹弹载机这一系列的史实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在分析马计划优先性的种种表现时，论文试图根据马计划与曼哈顿计划之间密切的关系及相关史实，寻找马计划之所以获得顶级优先权的原因。作者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马计划可能是原子弹计划的某个重要环节。通过对该时期美国相关历史的多角度观察和论证，作者对这个阶段各项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作出如下的基本判断：
1．代价高昂的马特霍恩计划，应是二战时期美国另一耗资巨大的“B-29工程”（B-29 Project）不可或缺的“战地试飞行动”；
2．“B-29工程”是美国远程战略轰炸、全球战略思想得以实施的必要载体和工具；
3．耗资30亿美元的B-29工程同时也为原子弹计划提供投放武器，并因此获得在资金、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最高优先权。
二战中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耗资20多亿美元，但为研制远程重型轰炸机的“B-29工程”至少投入30亿美元，“B-29工程”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可见一斑，B-29重型轰炸机因此成为世界进入核时代的划时代科技成果。马计划作为“B-29工程”的“战地试飞行动”，获得仅次于曼哈顿计划的优先权就不足为怪了，作者关于马计划和曼哈顿计划（间接的）从属关系的设想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结论。
抗战期间与马计划相关的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政策等研究中，不少内容离散为不太关照的“点”。如“史迪威事件”、“驼峰航运”、“飞虎队”、 “陈（纳德）史（迪威）之争”、“美军观察组”等等。各研究之间叙述虽有交叉，但由于只以某一事件为研究对象，要涉及各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似乎就超出了研究范围。《中美关系史》等专题性的通史研究中，对上述诸多事件都有所涉及，不过并没有关注到其间的内在联系。当然，正是这一系列丰富的“点研究”使得本书的“面研究”成为可能。
作者试图将地方史与国际关系史贯穿起来对马计划进行专门研究，多方关注马计划在中国战场甚至美国太平洋战略中的特殊地位，揭示其获得仅次于曼哈顿计划的优先权之奥秘。而这正是研究得以深入的前提：如果马计划确实在中国战场具有最高优先权，那么马计划对二战时期发生在中国战场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必将起着重要乃至主导的作用。所以，书中还论及“阿诺德重庆之行”、“华莱士使华”、“史迪威事件”、“陈纳德胜利前夕被撤”、“10亿美元贷款案”、“中美机场款交涉案”等与马计划密切相关的历史事件。
如果作者对马计划的基本认识成立，本书或可为抗战史研究提供一种不同的视角：在研究该段历史事件时，马计划可作为串起这一历史时期诸多“离散事件”的红线。
不仅如此，我们还能通过该书豁然开朗地看到美国早期全球战略和核战略在中国的实施情况和对中国各方的影响。全球战略、核战略，这两种至今为美国所倚重的国家战略，虽然不被当时的中国所认识，但必然会对中国、国共两党、中美关系、现代国际关系等产生特定的影响——这一认识也就为二战史、抗战史研究提供了一条不同的路径。
譬如关于世界核战略发展的研究中，大多以1945年8月第一颗原子弹投放后为研究的时间起点，似乎核战略的影响只是在原子弹信息公开以后才形成。[1]然而，核武器作为影响现代世界格局划分的重要影响因素，在1945年7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就有一个不短的隐性发展过程。B-29远程轰炸机作为最早的原子弹投放工具，前期的研制、决策、发展、实验过程，便是美国核战略和世界进入核时代的必然环节。
对于马计划期间美国对华政策主流和诸多事件的变换走向，作者始终将美军联合计划参谋部JSP（Joint Staff Planners）所制定的《全球形势报告（1943—1944）》（Global Estimate Of The Situation, 1943-44），作为一个最根本的“风标”，而不为某个前线美国官员的个人言论所困。
如果用数学语言来描述这一事件，建立一个“函数”模型的话，也许美国（在华）总战略就是战时美中关系、马特霍恩计划等等“函数”的自变量；史迪威事件、陈纳德被撤、美军观察组以及所谓的“华北登陆计划”便是其中随自变量改变的因变量；美国的国家利益以及蒋介石国民党、延安中共、苏联等几方面的利益诉求算是其中的“常量”或“系数”。正是因为心中存在这样一个宏观“模型”，作者才能在几个变量同时变化的时候，发现、把握各个“变量”、“常量”间的关系，和整个“函数”的变换规律。
在叙述过程中，由于与马计划相关的事件较为繁杂，表述极易出现头绪混乱、条理不清的情况。为避免逻辑上的混乱，著作试图以一个核心问题（“非常失败”的马计划为何获得仅次于曼哈顿计划的优先权），以及作者认为最有可能的原因（马计划是“B-29工程”的战地试飞行动，“B-29工程”又为曼哈顿计划提供弹载机）来贯穿全文，在繁杂的史料中理出相对清晰的逻辑条理。
沿着这样一个潜在的主线行文，作者有可能为引出心中的“答案”，而将一些“有利的证据”强加于某些可能不相干的史实上；也可能忽略一些自认为“不相干”的史实，从而干预本应“客观”的历史叙述。然而，历史研究本质上就是一种“阐释”，即便“纯粹”的叙事也无法回避叙事者个人的见解。想要完全抹去历史“构建”的痕迹，必然与哲学阐释学产生尖锐冲突，而哲学阐释学是当代世界公认的至理之一。
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主观性（艺术性）其实是两个并不矛盾的层面：客观性是历史本身，主观性则是关于历史的描述（即所谓史学）。故“客观性”是史家始终追寻的目标，主观性则是史学解释体系的指向。以具有主观特征的方法追求无限的“客观目标”，这就像函数的自变量趋向无穷值时，整个函数仍然能够得到一个确定的“极限”定值那样——尽管“客观性”是史学函数不断趋向的、不确定的“无穷大”，但史家还是能在这种趋势中，描述出一个确定的历史面貌，形成一种历史的“知识”。
行文时，是置身于当时的历史场景“客观”、“公正”地叙事，还是带着问题进行叙述？就本质而言，两种方式是并不冲突的“归纳”与“演绎”关系。任何“客观”、“公正”的历史叙事实质上也是当代人按自己主观认定的“客观”、“公正”在解释，并从中发现史料的意义。
甚至可以说，一个史家如果越是强调自己叙事“客观”，他实际上就越“主观”。历史叙事只要依据史实，进行合乎逻辑的分析，就可能留下具有学术价值的历史知识。而任何不合事件内在逻辑的叙述方法，无论如何“注意按照事件本身的发生时间”，“按照其本来面目来清理”，其“客观性”实际上不存在，也缺乏意义。
此书主要叙述关于马计划的历史过程，尤其关照它与其他历史事件的关系和所产生的影响。在努力“还原”历史的叙述中，伴随着一系列问题的提出和对答案的追寻，我们无法因此而否认其“客观性”。所要注意的是其论证是否严密有据，是否达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史学终非可以精确推演的数学模型，其中论述正确与否也有待日后研究的深入和完善，但本书的论证过程仍是颇具智慧，亦很见功夫的。当中诸多观点都为本论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经过十年的积累和近五年的打磨，这篇博士论文有幸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后期资助，这是对此项研究最好的鼓励和认可。希望作者继续保持洞见历史奥秘的浓厚兴趣和锐意进取的精神，力争在这一领域创造出更多、更有创见性的学术成果。
陈廷湘
2015年秋
[1] 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关于美国核战略、冷战的研究时段多是从杜鲁门时期，也就是原子弹在日本投放后开始的。国内如萨本望的《美国核战略的演变及走向》（见《和平与发展》1998年第3期）便将美国的核战略分为三个阶段：1945—1960的初创阶段、1961—1988的成熟时期，以及1989到现在的大调整转折时期。国外的冷战研究中虽有Andre Fontaine的History Of The Cold War-From October Reverlution To The Korean War（Random House Inc, 1970）将时段前推至俄国十月革命，但大多数研究的起始时段都如Martin Walker的The Cold War（Wlsker & Watson Ltd., 1993）那样，将1945年原子弹爆炸作为冷战和核时代研究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