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44年6月至1945年3月，美国利用当时最先进的B-29重型轰炸机从印度的加尔各答基地出发，以中国成都附近为前进机场（advanced air base），对日本南部九州和在华日本占领地鞍山、台湾等军事要地实施远程战略轰炸，此即二战后期美国在华实施的“马特霍恩计划”。
马特霍恩计划在筹划之时，因经济成本高昂、政治代价巨大，且预计效果“不佳”，曾受到美国一些军方人士甚至部分国家高层决策者的反对，但以总统罗斯福为首的最高决策层在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上力排众议执意实施。
为实施马计划，除了印度机场的修建外，华盛顿还需要中国政府的配合。首先是在川西修建四个重型轰炸机机场和几个战斗机机场，为在华美军提供相应的饮食起居服务。另一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又至关重要的配合是，为美方提供气象、敌方情报服务，这些情报的来源往往是多方面的。和此前就已进入中国收集中国气象等军事情报的美国“海军中国组”（Naval Group, China）一样，实施马计划的陆军二十航空队所需气象情报就有至少三种信息来源：“中国气象局”、“航空委员联合组织”、“中航公司”。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派驻中国西北的“美军观察组”（The U.S. Army Observe Group）。
美军派遣整整一个“观察组”到西北、华北地区，必将与中共交往，“观察组”驻扎延安，重庆方面的敏感和不满可以想见。但美国总统罗斯福为此仍与蒋介石多次直接电文交涉，冒着影响中美关系的巨大政治风险，坚持向“非法武装政府”——中共中央政府所在地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
美军“联络”中共，进入其控制地区的具体军事目标，在于建立气象观测站，获得马特霍恩计划实施部队——二十航空队所需要的轰炸目标——日本本土的气象预测信息。
对马计划来说，军事观察组在延安的另一重要功能就是支持其重要的后勤工作——B-29回程机组人员的搜救，恰当、及时地处理B-29轰炸机坠落的残骸。有时，“空－地搜救组织”的首要任务并非人员搜救，而是摧毁B-29残骸，其原因在于B-29作为当时世界航程最远的远程轰炸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及时摧毁B-29残骸，其实质是要严密防止日本以及未来潜在的“敌人”苏联获得任何有关B-29的技术情报，以保持美国在远程重型轰炸机这种全球战略武器上的领先性。
美军观察组的使命虽然在对日作战结束后已经改变，但最初组建观察组充分而必要的原因在于它对马计划的直接支持：延安美军观察组在对日战争期间，不仅为马计划和后来美军在马里亚纳群岛上的对日轰炸，甚至原子弹的最后投掷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气象情报；并使搜救网络覆盖了包括B-29在内的所有在华飞机可能到达的地方。
延安美军观察组和海军中国组同样来自美国，也同样要与中共接触，但重庆对两个观察组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由于梅乐斯带领的海军中国组是一个非正式的边缘化组织，在美国并不受重视，在军中也时常受到排挤。然而在中国，由于是通过“中美合作所”这个有“合法政府”参与的合作组织而与中共“间接”、“合法”地接触，海军中国组得到了重庆的重视与合作，曾名噪一时。
延安美军观察组要与中共发生“大范围正面深度交往”，却仅以服务B-29轰炸行动这种具体的军事理由而派出，因此，尽管它与国民党方面有最高级别的交涉也不足以消解重庆的极度不安。蒋介石唯恐美军与延安接触造成对中共边区“非法政府”事实上的承认。
马计划实施后，中国战场上的国共双方，以及驻华美军各派都有着形态各异的强烈反应。
国民党利用美方实施马计划的机会与对方讨价还价，寻求进一步的军事、经济支持，并艰难地维持着备受延安威胁的中央权威。因为在马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也和气象情报的获取那样，美军的救援系统不仅覆盖了战机在国统区所有可能到达的海域、陆地、国民政府力量相对薄弱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还包括中共所在的西北、华北地区。
中共方面由于马计划的情报组织美军观察组驻扎延安，也不免受到很大影响。尽管和重庆一样对观察组的真实用意不甚明了，但中共确如蒋介石所担心的那样，随着美军观察组驻进延安，获得了一种被华盛顿“承认”的快意。延安似乎感到美方不惜派出华莱士副总统促成延安美军观察组的成行，意在“架起中共与美国政府联系的桥梁”，甚至开始在美、苏两大国际力量之间做细心的掂量。然而，华盛顿这种迟到的“承认”与“合作”随着一次次同美军“极为可行”的合作行动的流产，中共对美国满心的期待最终都变成了失望和被再度强化的自主发展意识。
就在国共双方小心计算美军带来的“机遇”与“风险”的时候，在华美军的两种军事力量代表——美陆军中缅印战区司令史迪威，以及美国参战之前就来到中国，因“飞虎队”而闻名的陆军第十四航空队首脑陈纳德，他们之间也在进行着“陆战取胜论”与“空战决定论”的较量，这两种战术同时还与华盛顿总战略之间形成了多方博弈。
史迪威坚信，美国“在亚洲大陆最终必将和日本佬作战”。华盛顿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史迪威的这种观点“同华盛顿无须在亚洲大陆对日军发动大规模战役的情况下打败日本的战略是完全对立的”。马计划实施后，马歇尔一再提醒，“史迪威的任务就是保卫这些新的轰炸机基地”，而这些“新的轰炸机机场”均为马计划修建。所以在马计划实施期间，史迪威的任务就是配合华盛顿直接指挥的二十航空队执行马特霍恩计划。
陈纳德虽与史迪威积怨颇深，但两人同样固执地认为，要取得对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大陆免不了有一场美中合作的对日大决战。与史迪威不同的是，陈纳德认为这场大战将主要依靠空中力量，而不是靠史迪威主张的改革中国陆军部队来实现。极度自信的陈纳德声称，只要拥有一定数量的战斗机，他就可以打败日本。1944年1月26日，他在写给罗斯福的信中，曾专门针对马特霍恩计划宣扬他“空袭理论”的可行性，并抱怨：“自从放弃缅甸计划后，中国战场似乎就只剩马特霍恩计划了。”此话表明，陈纳德所认定的战争结束方式与华盛顿相去甚远，更显示出马计划在中国战场的重要性。
马特霍恩计划在中国战区对各方影响既广且深，其直接原因在于华盛顿赋予了马计划“在人力、物力方面仅次于曼哈顿计划（was given top priority in both men and materials, second only to the secret Manhattan Project）”的绝对优先地位。然马计划拥有的这种优先性与其预期和实际效果都极不相称，颇为不合美国人的经济学逻辑：投入巨大的政治、经济“成本”，却没有一个好的“收益”。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高层为何对马计划情有独钟？如果马计划确实没有良好“收益”，美国还会“不计成本”地实施吗？
马特霍恩计划与曼哈顿计划（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计划)之间的密切关系，或可解释马特霍恩计划为何“不合逻辑”地拥有最高优先权的原因：马特霍恩计划是美国在二战期间投入费用比曼哈顿计划（约20多亿美元）还多，高达30亿美元的“B-29工程”的重要环节，而“B-29工程”不仅与美国全球战略密切相关，而且涉及为世界第一颗原子弹提供运投武器的特殊使命。
二战后期，美国抢在战争结束之前将原子弹用于实战，目的不仅在取得当时常规战争的胜利，更在于战后核控制权的掌握。这一动机促使美国在加紧原子弹研制的同时，亦将原子弹的投放武器B-29远程轰炸机绑上了飞驰的战车。为尽快研制出成熟的原子弹投弹机B-29，美国本土上演了一场紧张的“堪萨斯战役”（the battle of Kansas)，其激烈程度并不稍逊于前线。
随着战争进程的加速推进，刚下线的B-29尚未试飞就投入了战场，参与执行从中国到日本本土袭击的马特霍恩计划。马特霍恩计划因此不再只是常规战术意义上的军事行动，而几乎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战地试飞行动，其紧迫性和曼哈顿计划一样需分秒必争，其作战“效果”自然也不能再用传统战争的标准来衡量。马计划作为原子弹投放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志在必得的核战略中获得顶级优先权也就不足为怪了。
战争时期，将诸如B-29等不完全成熟的武器投入实战进行试验，在一些军事战略家们看来是极合逻辑的“常理”，无需大惊小怪。[1]本书之所以仍对此加以深究，并非是想努力“还原”到当时那种对未来尚且无知的“历史环境”中去，或自立一个并不存在的“命题”，以便自问自答，而是因为这种“常理”的非常规性，往往在追求“真实”的归纳思维中被“历史地”忽略了。
回顾历史过程的同时，观察马特霍恩计划这一具有实验性质的特殊历史事件对同时期其他事件的影响显然是必要的，同时，马计划对中国战场上国共两党的影响也值得我们关注。
[1] 二战期间普遍存在将技术并不成熟、可靠性不高的武器投入战场，在实战中边制造、边使用、边改造的“三边工程”的情况（此点承西南交通大学马志韬先生指教）。美国海军F4U战斗机，1942年就已经投入使用，并被判定为“不适合在航母上使用”，只能进入海军陆战队航空兵服役（同时卖给英国皇家海军使用），但仍旧一边广泛参战一边改进，直至1944年达到海军标准才获准在航母上使用，并服役至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北美飞机制造公司应英国所求于1940年，仅花120天就推出的P-51战斗机，因发动机性能不佳，一度被主要用做俯冲轰炸机，但经改进换装英制默林发动机以后性能大幅提高，从欧洲战场到亚洲战场都有其活跃身影，被誉为“歼击机之王”。类似地，德国虎式、黑豹坦克都在技术很不成熟时就大量投入战场，以至于因为发动机和行走装置可靠性问题而造成大量非战斗损耗。在空间距离巨大的太平洋战场，即使较为成熟的机型如B-17、B-24等，因为机械故障和导航问题而损失的比例也相当高（尤其是导航，当时因为无线电导航技术条件所限，长程轰炸机因为导航失误而失事、失踪的情况非常普遍），由此而来的损失也在各国政府的意料之中。确实，这种可以预见的高损耗在政府最高决策层中不以为奇，但对其他当事人、观史者、史家而言却有些不寻常，以致影响了对这些事件的基本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