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果讨论

本研究发现，农民工群体在遭遇群际不平等的状况时，其行为倾向除了采取集体行动外，亦有可能采取向外群体求助或接受外群体援助的行为，但是不同行为倾向受不同因素的影响。社会行动支持与内因通过群体愤怒这一中介变量影响农民工群体的集体行动；社会行动支持、外因、向心度和内因显著地预测了农民工群体的求助倾向；社会行动支持和外因显著地预测了他们接受外群体援助的行为倾向；群体愤怒不能成为农民工群体求助和受助倾向的中介变量；群体效能不能成为农民工群体行为倾向的中介变量。

（一）群体认同与农民工的行为倾向

虽然既有的研究表明群体认同在集体行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本研究仅发现向心度对求助倾向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群体认同的其他维度对农民工行为倾向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原因是农民工对自身的身份存在模糊认同（彭远春，2005；王兴梅，2010），使得农民工的社会认同陷入了困境（李蕾，2011）。从本研究的均值来看，农民工对自身的群体认同程度处于中等偏上，向心度最高，群体水平自我界定次之，而满意度最低。农民工群体作为中国社会变迁的产物，中国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结果，他们一出生便带着农民的身份，他们身份的先赋性导致他们对于身份的认同具有无奈性和不可抗争性。李培林等的研究指出，农民工难以实现“城里人”和“本地人”的身份认同，对“农村人”认同的比例依然较高。正是由于农民工这一身份在中国现实背景下具有一定的先赋性，农民工对于这一在外群体看来具有污名化的名称无法排斥（李培林、田丰，2012）。由于身份所具有的不可解脱性，农民工只能认同但无法高度认同自己的身份，这可能导致群体认同对农民工群体的群体愤怒以及行为倾向并不产生影响。再者，本研究所调查的农民工较年轻，可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王春光，2001）。新生代农民工摇摆在城乡之间，既难回到乡村，又难融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较之第一代农民工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更具复杂性。农民工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可能导致群体认同在农民工群体行为倾向中无法起到相应的作用。

（二）群体愤怒与农民工的行为倾向

本研究发现，群体愤怒在农民工集体行动中起着中介作用，而在农民工的求助倾向和受助倾向中不起中介作用。这与国内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杨正喜认为，生活中的怨恨集聚是工人集体行动的情感动因，是集体行动被动员的社会心理基础（杨正喜，2012）。刘能（2004）也提出，怨恨是影响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核心变量，这一变量还可以分解成“怨恨生产的规模”、“怨恨指向的目标对象类型”和“怨恨解释框架的动员潜能”三个层面。本研究的群体情绪聚焦于群体愤怒，而没有涉及怨恨，将来研究应进一步开展怨恨作为集体行动社会心理机制的实证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群体情绪仅在集体行动中起作用，与农民工的求助倾向和受助倾向不具有关联性，可见农民工群体三种不同行为倾向之间可能有着各自不同的心理机制。处于结构性地位不平等的农民工群体目前很难改变自身的身份与地位，因此在面临问题时，与其他群体不同的是，这一群体会承认自己群体目前所处的社会位置。当外群体向他们伸出援手时，即便农民工可能意识到这是外群体在向他们显示其地位优越性，但只要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会得到来自内群体成员的支持，并且认为现有的群际不平等地位并非自身因素造成的，那么农民工可能依然会接受来自外群体的帮助或者主动寻求外群体的帮助。这是对现有群际地位改变的习得性无助和被动接受，而不是全盘接受。群体情绪未能对这两种行为倾向产生影响，其原因可能在于求助倾向和受助倾向与愤怒情绪的关联程度较弱，将来研究应探讨其他群体情绪（如绝望或失望）与农民工行为倾向的关系。

（三）社会支持、归因方式与农民工的行为倾向

从本研究结果来看，社会行动支持和归因方式是影响农民工群体在面对群际不平等状况时采取何种行为倾向的重要影响因素。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获得了内群体成员的支持时，他们的愤怒感较强，较容易采取集体行动，并向外群体寻求帮助，也接受外群体提供的援助。社会行动支持也会对群体情绪产生影响。这与国内现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李超海的研究发现，是否参加同乡会对农民工是否参与集体行动有显著的影响，而打工地朋友数量对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次数有显著的影响（李超海，2009）。这可能是农民工在长期的集体行动中所形成的一种朴素观念。由于其社会地位处于先天的弱势，单个个体的抗争不足以引起政府或其他外群体的重视，需要内群体中其他成员的支持以形成一种集体性的抗争，才可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的问题也才可能获得关注。许多研究也发现，农民工主要以聚居的方式居住，这种居住方式有助于他们在社会行动中获得支持，这也为农民工行为倾向的发生提供了空间和生态环境（杨正喜，2012）。

本研究发现，农民工群体的归因方式对他们采取何种行为倾向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当农民工群体将群际不平等地位归结为内因时，他们不会采取集体行动，更不会向外群体寻求帮助。当他们将群际不平等地位归结为外因时，他们较易于采取集体行动，并积极向外群体寻求帮助，同时也接受外群体提供的援助。可见，农民工的归因方式对其行为与态度具有较大的影响。李培林和李炜（2010）对农民工的研究发现，农民工的社会态度较为积极可能与其归因方式有关，积极的社会态度可能来源于他们将自身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待遇归结为自身的素质和能力，而非社会性因素。陈辉和杨宜音（2013）的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归因方式影响了他们对于公平的感受程度，当他们越把自己目前的地位和生活归因于自己的能力和勤奋等内部因素时，则越可能感觉到公平。

此外，本研究并未发现群体效能与农民工的行为倾向间具有显著的关联，这与国外的研究结果不一致。由于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他们在与体制进行沟通和对话的过程中充分意识到本群体的能力有限，因此在他们的行为倾向中群体是否具有改变境遇的效能显得并不重要。关于农民工群体效能感的研究较少，现有研究中与群体效能感较为接近的概念是“政治效能感”。政治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的政治行为对政治过程产生何种影响的感知（Campbell et al.，1954）。由此可见，政治效能感可被视为群体效能感的一种表现形式。熊光清（2013）的研究发现，农民工政治效能感比较低，并且这种低的政治效能感并不会随着代际更替而发生变化。低的政治效能感使农民工群体对于政治问题不关注，对政治参与不感兴趣，对政府机构缺乏信任等。或许这种低的政治效能感是农民工低群体效能感的一种反映，使农民工群体在面对群际不平等状况时其行为倾向不受群体效能感的影响。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下所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群体在面对群际不平等状况时其行为倾向的心理机制与西方已有的集体行动路径迥然不同，具有自身的行为特点。因此，必须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发展出适应本土的集体行动机制。

（陈满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