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结果及讨论

从群体愤怒的结果来看，农民工被诱发的愤怒情绪较高（高于中间值4），农民工采取集体行动的程度中等偏上，会向其他群体主动寻求帮助，也倾向于接受来自其他群体的助人行为。从均值来看，他们采取的行为倾向中接受他人帮助的均值较高。就社会观点支持和社会行动支持来看，他们认为自己的观点和行动受内群体成员支持的程度为中等偏上水平，这一群体的群体效能和群体认同程度中等偏上，在归因方式上外归因的均值大于内归因（见表1-3）。

从相关分析发现，外因与内因具有显著的负相关，与社会观点支持、群体愤怒、集体行动、寻求帮助以及接受帮助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内因则与群体水平自我界定、社会观点支持、社会行动支持、群体愤怒、集体行动、寻求帮助以及接受帮助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就群体认同的各个维度来看，除了各维度之间的显著正相关，满意度与群体效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向心度与社会观点支持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群体水平自我界定与群体愤怒、社会观点支持、社会行动支持以及集体行动具有显著的正相关。从社会支持的情况来看，社会观点支持与社会行动支持、群体愤怒、集体行动以及接受帮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社会行动支持则与群体愤怒、集体行动、寻求帮助以及接受帮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就群体愤怒而言，群体愤怒与三种行动倾向均有显著的正相关，而群体效能与三种行动倾向的相关均不显著。

表1-3 主要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

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因素在集体行动、寻求帮助以及接受帮助中的作用，以内因、外因、社会支持（观点支持、行动支持）以及群体认同各维度为自变量，以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作为中介变量，检验这些因素对于三种行动倾向的影响。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温忠麟等，2004），先检验内因、外因、社会支持（观点支持、行动支持）以及群体认同各维度对三种行动倾向的回归，然后检验内因、外因、社会支持（观点支持、行动支持）以及群体认同各维度对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的回归，再检验内因、外因、社会支持（观点支持、行动支持）、群体认同各维度、群体愤怒以及群体效能对三种行动倾向的回归，所有变量均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表1-4 主要变量的相关关系

从集体行动来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社会行动支持（β=0.525，t=8.749，p＜0.001）和内因（β=-0.191，t=-3.188，p＜0.05）显著地预测了集体行动。社会行动支持（β=0.28，t=4.173，p＜0.001）、外因（β=0.245，t=3.69，p＜0.001）和内因（β=-0.147，t=-2.157，p＜0.05）显著地预测了群体愤怒。群体认同的满意度（β=0.307，t=4.453，p＜0.001）显著预测了群体效能。社会行动支持（β=0.468，t=7.655，p＜0.001）、群体愤怒（β=0.198，t=3.22，p＜0.01）和内因（β=-0.152，t=-2.542，p＜0.05）显著地预测了集体行动。从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就农民工群体而言，群体愤怒可预测他们的集体行动。社会行动支持与内因将通过群体愤怒这一中介变量作用于集体行动，内因对集体行动的预测是一种负向的预测，也就是说当农民工群体将现有群际地位不平等的状况归结于他们本身的原因时，他们的群体愤怒唤醒程度较低，较少去参加集体行动。社会行动支持是一种正向的预测，当农民工们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受内群体里其他成员的支持程度越强，他们越有可能采取集体行动。就求助倾向来看，社会行动支持（β=0.225，t=3.189，p＜0.01）、外因（β=0.175，t=2.534，p＜0.05）、向心度（β=-0.177，t=-2.57，p＜0.05）和内因（β=-0.1419，t=-1.98，p＜0.05）显著地预测了求助倾向，这四个因素并不会通过群体愤怒作为中介变量（ps＞0.05）影响求助倾向。而受助倾向的回归分析结果也发现，社会行动支持（β=0.243，t=3.50，p＜0.01）和外因（β=0.172，t=2.474，p＜0.05）显著地预测了受助倾向，这两个因素并不会通过群体愤怒作为中介变量（ps＞0.05）影响受助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