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宋元明江西北部及其邻近地区的理学发展
在程朱学的重镇徽州府，朱熹得到无比的尊荣，如嘉靖本府志便率直主张朱熹的地位足以与孔子相提并论，既然《史记》有作《孔子世家》，方志也应有《世家》，故曰：
孟之后，得其传者，濂洛关闽，朱子世家婺源，乃孔子集圣大成，太史公作世家，朱子集诸儒大成，仿孔子作世家云。[38]
此地受朱子学术的影响最深，许多人在朱熹回乡省墓时执经馆下，[39]此后师从饶鲁或董梦程，[40]饶鲁、董梦程皆江西饶州人，二人都是朱熹的门人黄干的弟子，黄干是福建人。
入元以后，程朱学仍有其在当地的师弟渊源，不过有不少是地方性的读书人。[41]也有人是自习有得。[42]但至元末明初，他地的学术才是重点，以下根据康熙本府志《儒硕传》取其要者抄录之：
汪克宽……祁门桃墅人，十岁，父应新取祖华与饶双峰问答之言授之，克宽玩索有得，乃取朱子四书自定句读，知为学之要。尝侍父之浮梁受业可堂吴仲迂……教授宣、歙，四方闻风从游者甚众。……明洪武二年（1369）太祖命行人礼聘纂修《元史》。
赵汸……休宁龙源人……尽取朱子书夜读之，由是有悟，遂笃志圣贤之学……已而从虞集游，获闻吴澄之学，乃筑东山精舍读书不出。……洪武二年（1369）以修《元史》就征……
朱升……休宁回溪人，少师陈栎，复往学于九江黄泽，归，读书紫阳祠中……
范准……休宁汉口人，师事朱枫林（按：即朱升），及赵东山（按：即赵汸）、汪蓉峰，至正壬辰寇起，束书从枫林避地三年……游于闽，从学者益众，久之，归隐云溪……[43]
饶双峰即饶鲁。汪克宽先读饶鲁的语录有得，然后又师事饶鲁的弟子吴仲迂[44]，赵汸虽以徽州汪炎昹为师，又从虞集游而得吴澄之学，吴澄是饶鲁再传[45]，所以汪、赵二人分别是饶鲁的再传与三传弟子，汪克宽更被同乡称为“考亭世嫡门生第四人”，朱升少年先就近师事徽州休宁陈栎，此后仍往江西九江师事黄泽，黄泽在《宋元学案》中虽被归入以吴澄为代表的《草庐学案》，但其学术并无明显师承。赵汸、朱升崛起徽州以后，当地士人如范准便就近以二人为师，朱升还曾前往程朱学的另一个重镇福建讲学，吸引不少当地士人前来学习。从汪克宽到赵汸到朱升，都从江西饶、吴这一线的学术传承而来，反而跟徽州当地学术传统的渊源不深。
尽管是程朱学的重镇，但徽州当地明显可见的学术师承或渊源，到元末明初以后已渐潜伏不彰，汪克宽、赵汸、朱升等人都是这个时代的人，他们尽管也师承当地士人，但其学术所师从宗主的对象主要却在江西而不在徽州，这固然显示江西在理学上有其独特的成就与吸引力，但同时也让我们有必要注意到，徽州当地在宋元之际整个学术传承有中断的可能，如汪炎昹、陈栎都无直接的学术师承渊源，应是这个原因使得当地的读书人转师江西饶鲁一支的学术。值得一提的是，徽州当地的学者胡炳文不满饶鲁之学，认为“饶鲁之学本出朱子，而为说多与朱子抵牾”，故常深正其非，胡炳文本身无师承，在当地有其学术势力，但似亦无法与饶鲁这一支直接承自朱熹的学术抗衡。
更以下徽州士人所师事的对象，亦多与宋元以来的程朱学术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如谢复师事吴与弼：
谢复……祁门学西人……不干仕进，力追考亭遗轨，闻吴康斋倡道小陂，与从父玺往从之，康斋拟之程门吕与叔……复悼四礼久废，毅然举行为乡人倡，晚居西山，学者称西山先生。
汪循选择跟随庄昹：
汪循……休宁鹏源人，弘治丙辰（1496）进士……循少游庄昹之门，以涵养践履为功，家居十余年未尝一谒郡县……[46]
吴与弼与庄昹的学术虽仍守宋儒轨辙，但二人都是自悟得来，与宋、元以来的理学传承并无明显可见的关系。[47]
宁国府在宋、元两代的学术发展则单纯得多，宋代有人从朱熹学，或与杨简等人为师友[48]，但入元以后当地学术却是一片空白，明初亦然。直到明中期王学兴起以后，当地讲会如水西讲会方才吸引不少知名的王学学者前来讲学，所以本地的学术传承反不明显。仅见汪景师事湛若水，其他皆师事邹守益、王畿、王艮、罗汝芳、李材等王学学者[49]，又或者尽管并无明显的师承渊源，但皆受到讲会的影响，并积极参与当地的讲学活动[50]。宁国府学术之兴，主要是受到王学的刺激使然，在此之前，宁国府在学术思想界只占了很边缘的位置，由于学术根基不深，因此当地并无知名人物可以在当地主持学术，反而有很多是外地前来讲学，并吸引当地士人聚众听讲。前来讲学的以王学学者为主，以浙中、泰州、江右这三个学派为多。
接着有必要看江西一带的学术发展。饶州府是江西理学的渊薮，尤其程朱学为其学术主流[51]，饶鲁以后，当地逐渐自我形成学术传统，先有吴中“尽得其绪”，入元以后，则有朱公迁、王逢等人习于吴中门下，何英又承自王逢，但此后便不见再有著名的传人。当地继起的理学家如胡居仁主要传承了抚州府吴与弼之学，余佑又师承胡居仁，但这却是跟宋元学术没有直接渊源的另一支学术[52]，而且如此，这一支的学术并未能大张其势力，甚至可能至此中断。此后如张吉或舒春芳主要从读古人书而自得，如史桂芳与王学学者耿定向相往来。[53]
南康府与九江府皆因朱熹曾在此地白鹿洞书院讲学，不少人就学朱熹门下，此后又有人师事饶鲁。[54]入元以后，九江府如黄泽学宗程朱，其人在《宋元学案》被归入《草庐学案》，其学术则与吴澄并无明显师承关系。
明中期多元学术纷起之际，两地士人或师王守仁，或师湛若水，此后或就近前往南昌府参加李材或罗汝芳的讲学活动。[55]值得一提的是，文士宏习业于南昌府布衣朱试门下，并传其学，朱试并无师承，他主张折中朱陆之说，与另一位南昌的布衣学者章潢并称两布衣。文士宏则独契王畿、罗汝芳等王学学者之说，以为直接痛快，他更倡导讲学：
捐资买房嘤鸣会馆，孟月九日为大会，每月四日为小会……聚徒讲学，听者常数百人。更以别业呈献巡道葛寅亮，创建阳明书院，课文造士。[56]
但此后两地便少见再有人以学术闻名。[57]
两地学术在宋代系因朱熹来此讲学而兴，但人去政息，不久学术便趋中衰。即使在明中期学术风气甚盛时，两地也未有重振的迹象，似已在学术思想界被边缘化。
江西南昌府在宋代便有不少人学习理学[58]，但以下并无明显可见的理学传承或渊源，因此入元以后，当地士人如丁俨必须前往他地游于吴澄门下。明初如张元祯、杨廉两人虽以理学闻名于世，但在《明儒学案》中杨廉无传，张元祯则被列入《诸儒学案》，二人在学术上皆无明显的师承渊源。
逮及王学兴起，驻在南昌的官员提学副使邵锐与巡按御史唐龙意图阻止当地士人就学王守仁门下，王守仁得到当地士人魏良弼、魏良政、魏良器三兄弟的大力支持，遂能轻易排除阻碍，据府志载：
提学副使邵锐、巡按御史唐龙，持论与守仁异，戒诸生毋往谒，诸生多畏避，而良政兄弟独不顾，深为守仁所许。[59]
邵锐的学术倾向程朱学，唐龙则是浙江金华章懋的学生，在一个多方学术势力竞逐的时代，邵锐、唐龙在学术上与王守仁处在一种竞争的状态，加上王守仁之学因与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学立异，引起许多争议与官方的侧目，因此邵、唐二人对王学并不友善。当时南昌府的学术既值空窗期，无论是王守仁或邵、唐二人都有意在此竞逐伸张其学术势力，当地士人的支持与倾向则是决定哪一方胜出的关键，因此三魏兄弟毅然师从王守仁，为王学在当地的发展奠下重要的基础。万历本府志作者也指出：
周元公（按：即周敦颐）复以中正仁义主静立极于西山东湖之滨，其遗风余教犹未泯也，嘉靖初，王阳明先生复倡以致良知之，迄今陈仁义谈性命者，皆其倡导之力，则一郡风教之助，岂鲜浅哉！[60]
当地士人先从王守仁学[61]，此后如徐即登就近师事李材。师事罗洪先的万廷言则是江右王学的殿军，《明儒学案》对他的评价是——“念庵之学得先生而传”。万炜、邹元忠更与邹元标往来。李材的学术其实受到吉安王学学者邹守益的启发甚多，罗洪先与邹元标则都是吉安府吉水县人，同时也是吉安王学的学术领袖，显示南昌府受到吉安府学术的影响甚大。[62]
广信府在宋代也有多人师从吕祖谦、张九成这两位浙江的理学家，更有人亲往福建学于朱熹或其门人黄干门下，也有人从真德秀学。[63]广昌府地缘上接近抚州，本以习陆学者最多，但在陆九渊去世以后，不少弟子转师朱熹。[64]当地陆学的势力遂迅速衰退，同样的现象也可以在江西如建昌府等几个府看到。
整体而言，广信府这一带在宋代多接受外地学术的影响，而且不定于一家，因此不仅朱、陆两家之学而已，即连浙江一带的张九成、吕祖谦之学，福建的黄干之学也有人前往学习。但这也反映出当地并无重要理学家的现象。
入元以后，当地理学趋于沉寂。由于当地既无重要理学家[65]，以致学术衰微甚快，同治府志遂引黄宗羲的论说：
黄宗羲论：陆氏之学流于浙东，而江右反衰矣。至于有元许衡、赵复以朱氏学倡于北方，故士人但知有朱氏耳，然实非能知朱氏也，不过以科目为资，不得不从事焉。则无肯道陆学者，亦复何怪！陈静明（按：陈苑）乃能独于残篇断简之中兴起斯人，岂非豪杰之士哉！[66]
入明以后，当地理学又有重振的机会。当时吴与弼倡学于抚州府，黄初、周文、娄谅等皆往从之，徐宏则师从吴与弼的门人胡居仁。其中以娄谅的门人最著名，如潘润、夏尚朴都可在《明儒学案》中找到名字。明中期众家纷起，诸说纷呈之际，夏尚朴更力主师说，与王守仁的学术对抗，但其学术最后并未流行，以致府志作者还为夏尚朴抱不平，说：
近来良知一派，尊若日星丽天，江河行地，而先生之学似失其传，亦时为之哉！[67]
娄谅学术似失其传的同时，明中期并起的王守仁与湛若水两家学术却在广信府得到很好的发展，如吕怀师事湛若水，徐樾则卒业于泰州学派王艮，二人并各自成为学派的代表人物。徐樾的弟子李九韶在当地也甚有名，以下如杨时乔的学术虽源出李九韶，但他甚不喜王学，《明儒学案》把他列入《甘泉学案》。[68]
建昌府是北宋李觏及其挚友陈次公的故乡。建昌府因邻抚州府，当地士人以师事陆九渊为多，尤其以南城士人为最，方志上说：
是时南城游陆先生门者前后多人。[69]
又举出许多实例：
独（童）伯虞为最早。曰：刘造……曰：吴显仲……曰：朱绎之……曰：李季远……曰：张少石……以兄弟学者，曰：廖幼卿、廖懋卿。以群从兄弟学者，曰：符初、符叙。[70]
陆九渊门下众多[71]，而其门人弟子更可影响及于家族族人，如傅梦泉与刘恭皆协同族人多人共同从学门下：
傅梦泉，字子渊，号若水，南城人，与同族圣谟、仲昭、齐贤、克明并游陆子象山门，而子渊更兼从朱晦庵、张南轩游。
刘恭，字伯协，南城人，与群从兄弟伯文同师陆象山……[72]
当地不少士人先后师事陆、朱二人，傅梦泉这位陆门高弟即是一例。[73]此后也有人外出习于陆九渊的学术传人杨简门下。[74]
但建昌府的理学传承却未能延续下去。正德本府志无理学或儒林传，而同治本府志的《理学传》则在宋末黄应龙之后直接接到明中晚期如罗汝芳等人，元与明初的理学发展呈现几乎空白的状态。即使在《儒林传》，元代亦仅刘埙一人，其学术无所师承。入明以后，洪敏闻吴与弼倡学而往从之，邓康师事吉安罗伦，并影响何垕、何乔寿等人。吴、罗二人都是自起一家的，显然建昌府并未形成自我的学术传统，所以直到明初仍然依傍在他地的理学之下。王学兴起后，既有前往吉安学习者[75]，也有如李经纶，无所师承，但不喜王学，积极出外寻求同好：
王、湛二家之学盛行，纶弗以为是，作《卫道录》，作《大学稽中传》，念时无知者，闻罗整庵作《困知记》，辨心性之异，以辟王、湛，大喜，上书以质所学。整庵方自贵重，惩两家聚生徒，各立门户，故少所容接，而纶辞又过侈，遂沮抑之，纶乃大失望，走南都，谒祭酒黄佐，佐深契之。与之讲乐律，然亦未遑张其学术也。[76]
但此多元纷呈的情形很快趋于一，罗汝芳、邓元锡这两位重要的王学学者出身当地，确定了王学取得流行优势的地位。二人各有门人弟子。[77]他家学术则鲜少见知名传人。[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