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王学的崛起与吉安王学

促成明中晚期王学成功流行的因素很多，背景因素包括科举制度的问题、生员人数的激增、王守仁个人的政治生涯，加上王学与官方、程朱学的互动，王学本身的条件如接班人的培育、军事胜利的助益、致良知的揭示，这些因素共同成为阳明学派的建构与发展的基础所在。^[95]与本文的讨论有关的部分，王守仁在学术上提出新说，倡导讲学与《传习录》的流传，成为其学术能够有规模发展的关键。

讲学活动之盛至少从南宋便已开始，南宋理学家所倡导的讲学活动，跟学校教育所代表的官学形成对比，但至明初而讲学之风衰，不仅举行讲会的记录变少，明初程朱学者在讲学的态度上也已跟南宋程朱学者不同，我们虽仍可见到一些布衣、士人前往程朱学者门下学习的故事，但聚众讲学之类的事确很少见了。^[96]

尽管明初讲学之风沉潜未盛，但在士人间却对理学存有许多疑惑，我们可以从许多问答对话或一些相关资料看到，学术的疑惑难以得到圆满的解答始终带给他们许多困扰。于是思想界渐渐开始进行一些讨论，有一些在此时激烈讨论的问题，在过去也曾被提出，但未曾引起如此大规模的讨论，如《大学》改本。有一些则是比较新颖的课题，如随处体认天理，如致良知。

在王守仁倡导新说的同时，思想界也有多股势力与思潮与其共同竞逐。这些势力有旧有的，也有新起的，有北下而来的如吕楠，也有从南而上的如湛若水，这些势力与思潮彼此间的界限并不明显，并有许多交集之处。^[97]当时的士人经常往来不同学者门下，也参与不同学术立场的人所主持的讲学活动，通过这些参与与活动寻找一个能够说服他们的解释。^[98]在整个思潮竞逐的过程中，由于王守仁（1472—1529）及其门人弟子在各地倡导讲会，兴建书院，以他为中心形成一股学术势力。

把王守仁与其他共同参与竞逐的对手的学术区隔开来的关键，除了讲学以外，《传习录》这本小书便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而其刊刻流传也对当时王学的流行起了极大的作用。

在明初江西、浙江一带的诸儒，其成学过程多有一项常见的特色，即他们都是读程朱学的著作有得。最著名者如吴与弼，他先读《伊洛渊源录》，慨然有尚友志，此后独处小楼，取四书、诸经及濂络诸书，日夜诵读，不下楼者二年，终于有得。^[99]加上明初学术讲究自得，与宋元的师承渊源不深，在此一学术风气下，不少人即使有所师从，但未必皆以师说为宗，反而不少人在学术上自成一格，最著名的当然有陈献章的例子，他师从吴与弼，但却不认为己学与吴与弼有太深的渊源。^[100]

一般来说，理学书籍的流通有其限制，一部大部头的书流通往往不广，取得也不易，更可能所费不赀，不是一般人可能轻易负担得起的。也因此小册子一类的书籍，在流通上往往较占优势，若是小册子的内容又十分丰富的话，往往对学术传播与流传有很大的助益。《近思录》可算是程朱学术中这类小册子的代表性作品。但作为程朱学的入门书籍，《近思录》仍然有其不足之处，主要关键在于这本书包罗的主题范围太广，加上内容多半是单方面的讲话与教导，因此在阅读与理解上都较吃力，所以许多人除了应科考的需要以外，并未深入研习此书。^[101]

这给继之而起的《传习录》很好的机会。《传习录》全书内容主要包括王守仁与几位弟子之间问答的记录，以及一部分王守仁与其他学者的书信辩难，既不像高文典册般艰涩难懂，又十分易于上手，士人不仅可以借此接触到跟程朱学不同思路的新说，王守仁与弟子之间一问一答的方式，也帮助士人问出他们心中的疑惑，并代读者把问题作了厘清与解释。^[102]人们可以自修的方式研习《传习录》迅速掌握王学要旨，加上王学强调个人的自得与悟入，留给读者自我发展的空间甚大，即便无法亲自拜入王学门下或听其讲学，仍可通过这本小书掌握王学的精要，并且迅速了解当时热烈讨论的重要议题，而摩挲熟读此书使其可更容易打入王学的学术社群中。蔡汝楠（1516—1565）说：“传习一编，斯道之舆，载道有具，唯人自驱”^[103]，很生动地说明了《传习录》的功能与特色^[104]。通过《传习录》的流传，王学的影响层面迅速扩大，配合其学术思想的创新，以及讲学活动的举行，王学很快在思想界取得优势的地位。

在王守仁去世以后，他的门下分门别派，渐渐在各地形成许多基本上以地域来划分的学派，又或者是某地以某种学术为主为宗的现象。翻开《明儒学案》，有关王门的学案最多，也传承最久。这些学派有的并不甚盛，如南中王学，有的则是受到其他学派的影响甚大，如北方王门尤西川，他的学术便受江右邹守益等人学术影响甚巨，湖广蒋信的学术亦与罗洪先同调。整体而言，众多学派中以泰州、浙中、江右三个学派最盛，《明儒学案》明中期的部分也以这三派的势力最大，人物最多。

泰州学派在明中期曾掀起很大的风潮，吸引后世学者最多的目光关注。其学派以走向下层的学术为其特色，所受重视的也是在其所带来的儒学平民化的风潮，至于其在学术上的创发则较少受人注意。泰州学派并不以地域作划分，在不同地区都可以看到一些跟泰州学派有关的人物与记载，相对的，浙中与江右两学派的地域性较强。

浙江是王守仁的故乡，王守仁早年在此地讲学吸引许多人前来听讲，江右则是王守仁半生事功所在，同时也是流连最久之地。王守仁一生的思想有所变化，著名的学说从教人静坐，知行合一，到晚年思想圆熟以后而倡导致良知，而其晚年既多在江右，当地学者、士人亲聆教益，受致良知说影响甚深，加上王守仁许多重要的大弟子又多是江右人，在思想内容上，江右学术也不如泰州、浙中后来流入狂荡，最少致良知之弊。因此泰州、浙中、江右三派中，江右常被视为是王学的正统所在。

江右王学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一以吉安为中心，因此在《江右学案》中所收录的三十三人，其中二十二人是吉安人，占了三分之二的比例。另外的三分之一来自两区，一是南赣地区的黄弘纲、何廷仁二人，由于南赣与吉安相邻，所以两地可说是在同一学术圈中。二是来自江西北部，尤其是南昌、新建一带。^[105]如三魏兄弟与邓以赞都是新建人，万廷言与章潢是南昌人，此外邓元锡是南城人，冯应京是盱眙人。除了三魏兄弟是第一代直接受学于王守仁本人以外，其他几位的学术都与吉安有所渊源，即使李材这位学术自成一格的人物，其学也与邹守益有关。因此除了三魏兄弟与黄、何二人以外，明中期王学在江右的流行，可说是以吉安为中心而展开的，吉安王学几乎可以代表整个江右王学的学术。

若看《明儒学案》所安排《江右学案》的结尾人物，一位是宋仪望，他是吉安永丰人，是明代吉安王学最后一代，一位是万思默，则是江西北部人。宋仪望与聂豹同乡，他的学术受到聂豹影响，万思默的学术则师承于邹元标，都是吉安学术的后劲或延伸。若就卒年来看，邹元标这位晚明吉安王学的代表人物，则是《江右学案》所收录的这些王学学者中去世最晚，同时也是活跃最久的一位，所以本书也将以邹元标为结尾的人物。

我们除了可从地方史的角度来看吉安王学这个江右王学的代表以外，这个地区的学术领袖亦常往来四方，主持或参加各地的讲会，如邹守益、罗洪先等人的学术影响力都不止于吉安或江右一带而已，更遍及其他各地，包括浙江、徽州一带，皆有其门人弟子，或受其学影响而兴起的人。^[106]因此，这些人并不只是地方性的士人、学者而已，讨论这些人在地方上的发展及其学术，更不止于地方史的意义而已，而是有更全面、更整体的意义存在。因此以下几章将以吉安王学为中心，讨论王学在吉水、安福两县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