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王学在思想上的创新、倡导讲学，以及《传习录》等小册子的流传，构成王学流行的三大要素，这三个因素在不同学派上表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色。若放在整个江西、浙江两地的理学发展史下来看江右学派与吉安王学，可看到江西学术轴心移转，同时吉安凌驾江西北部成为主要的理学中心，这个变动所牵涉的并不仅学术这个因素而已，因此以下几章将以吉安的吉水、安福两县为中心，做更微观的研究。

在分析江右学派的学术时，我将注意学派本身的学术思想的一些特色与不同于其他学派之处。这方面有几位代表性的人物，一是邹守益，他是修证派的，同时也是被黄宗羲推许为王学正统的人物。一是聂豹、罗洪先，他们二人所代表的归寂派，也是江右思想的特色之一。无论是修证派，或是归寂派，相较于左派王学，都是精英色彩比较浓的——至少其学说的对象主要是读书人，因此平民性较诸左派王学明显较弱。

但江右学派，尤其是吉安这个地区学术又十分兴盛，有许多讲学活动的盛行，王学小册子的广泛流传，从参与者来看，常有一些布衣处士，甚至还可见到农工商贾的参与。这也使我们更进一步注意到这个地区的学术应不只是一门精英性的学术，一些精英的封闭小群体在讲学而已，而是还有一些实质的作用。

更深一层来看，学术发挥的功能，以及讲学是在何种基础上发生作用？在初步翻检吉安府志与各县县志时，我们已可注意到吉安府学术流行的几个县，如安福、吉水等县，其家族势力都颇大，当地也有不少家族组织，常有不少家族成员参与在学术活动中，这也使我们有必要注意学术与家族的关系。

在接下来的几章，我想先讨论江右学术思想的特色所在，接着看学术网络与家族网络间的交互关系与作用。

---

[1] 以上俱见侯外庐，《绪论》，在侯外庐编，《宋明理学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15～19页。

[2] 陈荣捷，《元代之朱子学》，《朱学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2），第299～329页。

[3] （嘉靖）《嘉兴府图记》（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明嘉靖二十八年刊本影印），第十六卷，《乡贤》，第23～24页。据（乾隆）《杭州府志》把董澐列为海宁人，但所根据的只是《明史·邹守益传》，但若据其嘉兴府的方志与《明儒学案》，都说董澐是海盐人。《明史》的资料应是从方志而来，所以仍应以方志所述的为准。

[4] 如高闶、赵敦临都是在京师太学谒见杨时从学门下。楼昉则往金华习于吕祖谦门下。王文贯、汪元春与黄震同师余端臣。另有王应麟一支的儒学，王应麟本身兼治朱、陆、吕（祖谦）之学，未专名一家，这一支学术的传承延续不断，从袁桷、史蒙卿，入元以后更有程端礼、王应麟之孙王厚孙、蒋宗简等人。事迹分见（成化）《宁波郡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明嘉靖三十九年刊本影印），第八卷，《儒业》，第66、68、69、70、72～76页。

[5] （嘉靖）《宁波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明嘉靖三十九年刊本影印），卷四，《风俗》，第32页。

[6] 只有明初杨芮，他是杨简的五世孙，以及杨简弟子桂万荣的四、五世孙桂同德与桂彦良，与前代学术稍有家学渊源可循，郑真学无师承，但在《宋元学案》中被列入与王应麟有所渊源的一派，见黄宗羲著，全祖望续修，王梓材增补，《宋元学案》（台北：中华书局，1981），第八十五卷。

[7] 如余本醉心张载之学，但其实是自学而成：“于张载《正蒙》尤深妙契，蚤思夜索，若有神授之者，一日，行竹林中，见一伟儒，俨然衣冠，以为横渠先生也。”如傅淳、单仲友、究心濂洛诸儒之说，也是自修而有得。傅淳、单仲友亦自学而成。如傅淳：“字伯厚，鄞人……益究经史百家之言，正以濂洛诸儒之说，以穷性命道德之奥。”如单仲友：“名佑，以字行，鄞人……自六经至于周、程、朱、张之书，靡不深究，及旁通百氏，而于天人之征，古昔兴亡得丧之由，皆察之祭而见之□也。”以上分别见（成化）《宁波郡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明成化四年刊本影印），第八卷，《儒业》，第62～83页。（嘉靖）《宁波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明嘉靖三十九年刊本影印），第三十卷，《理学》，第1～17页。袁燮、王应麟、史蒙卿的部分请分见《宋元学案》，第七十五卷，第108页；首卷，第16页；第八十七卷，第50页。三人事迹分见（嘉靖）《宁波府志》，第三十卷，《理学》，第14～15页。（成化）《宁波郡志》，第八卷，《儒业》，第79卷。

[8] 当地士人如喻樗受业杨时门下，如詹仪之问学朱熹、吕祖谦门下，如胡子廉、郭颐，闻吕祖谦学而从之游。其他如钱时游杨简之门，为其高弟弟子，钱允文、洪扬祖、吕人龙、夏希贤皆其门人，显示杨简门下甚盛。在（光绪）《严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清光绪九年增修重刊本影印），第十九卷，《儒林传》，第1～7页。

[9] （光绪）《严州府志》，第十九卷，《儒林传》，第4页。

[10] 方逢辰的曾孙方道睿的学术倾向陆学。在（光绪）《严州府志》，卷十九，《儒林传》，第7～8页。

[11] 如洪源系私淑杨简、钱时之学而无所师承。在（光绪）《严州府志》，卷十九，《儒林传》，第8页。

[12] 如陈瑭受业章懋门下习得性理之传，刘侯从王守仁学。事迹分见（光绪）《严州府志》，卷十九，《儒林传》，第9页；以上俱见（万历）《严州府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据日本德山毛利家藏明万历六年刻本影印），第十五卷，第6、16、19页；（万历）《续修严州府志》（台南：庄严文化出版公司，据明万历刻本影印），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209，第十五卷，第15～19页；（光绪）《严州府志》，第十九卷，《儒林传》，第1～11页。方逢辰、夏希贤、方道睿与洪源的部分，分别见《宋元学案》，第八十二卷，第28页；第七十四卷，第94、103、99页。

[13] 如乔梦符、陈黼、葛洪、郑宗强、戚如琥、乔行简、朱质、李诚之、叶秀发皆从吕祖谦游；如应谦之、茂之、纯之三兄弟，杨大法，巩丰，受业朱熹之门。如潘景宪、王介、李大同先后游于吕祖谦与朱熹门下。喻侃受经于陈亮。事迹分见（万历）《金华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明万历六年影印），第十六卷，第12、15、18～20、23、25～27、32、37页。

[14] 如张润之、倪公晦游何基之门；汪开之、潘墀与王柏为友；柳贯受经于金履祥；王余庆、叶仪、范祖干、唐怀德、苏友龙受业许谦之门。事迹分见（万历）《金华府志》，第十六卷，第44～45、52、57页；第十七卷，第1～2页。

[15] 以上俱见（万历）《金华府志》，第十五～十七卷，《人物》。

[16] （万历）《绍兴府志》（台南：庄严文化出版公司，据明万历刻本影印），第四十二卷，《理学》，第1页。

[17] （万历）《绍兴府志》，第四十二卷，《理学》，第1页。

[18] 宋代如许瑾从朱熹游，单庚金与朱熹友善，俞浙则是读朱熹传注有所得，吕大亨则师从温州陈傅良。事迹分见（乾隆）《绍兴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清乾隆五十七年刊本影印），第五十三卷，《儒林》，第17～20页。

[19] 以上俱见（万历）《绍兴府志》第四十二卷，《理学》，第1～11页；第四十三卷，《儒林》，第1～33页。（康熙）《绍兴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清康熙五十八年刊本影印），第四十八卷，《理学》，第1～24页；第四十九卷，《儒林》，第1～29页。（乾隆）《绍兴府志》，第五十二卷，《理学》，第1～37页；第五十三卷，《儒林》，第1～72页。韩性、柳贯、黄溍、吴莱事迹分见《宋元学案》，第六十四卷，第40页；第八十二卷，第41页；第七十卷，第95页；第五十六卷，第113页。赵谦生平事迹请见《明儒学案》，台北：里仁书局，1987，第1051～1052页。

[20] 当地士人如沈清臣、郎晔都从张九成学，如施国光、郭知运则与张九成往来。如孙明仲、王子庸则从学于杨简。其他仅见赵景纬与当地的流行的理学学术不同流，于是他先读周敦颐、二程兄弟书，恨不及登朱熹之门，遂与朱熹门人叶味道等人往来。事迹分见（民国）《杭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国十一年铅印本影印），第一百三十八卷，《儒林》，第5～7页。又如吴师礼，他的学术与当世的几个理学学派的关系不深，所以《宋元学案》也视他的学术为“吴氏家学”。（《宋元学案》，第六卷，第14页。）

[21] （乾隆）《杭州府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清乾隆四十九年刻本影印），第九十卷，《儒林》，第11页。

[22] （乾隆）《杭州府志》，第九十卷，《儒林》，第15页。

[23] （乾隆）《杭州府志》，第九十卷，《儒林》，第13页。

[24] 明中期以后仍有如沈瑞临、叶应元等人宗主程朱学不变，曾有人请沈瑞临主持王学的重要讲地天真书院的讲学，沈瑞临固辞不往。事迹分见（民国）《杭州府志》，第一百三十八卷，《儒林》，第10、12页；（万历）《杭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明万历七年刊本影印），第十九卷，《风俗》，第1～27页；（乾隆）《杭州府志》第九十卷，《儒林》，第5～18页；（民国）《杭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国十一年铅印本影印），第一百三十八卷，《儒林》，第3～12页。

[25] （康熙）《衢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清康熙五十年修光绪八年重刊本影印），第三十二卷，第20页。

[26] （康熙）《衢州府志》，第三十二卷，第20页。

[27] 如吾晘与章懋相往来，周积、周任兄弟师事章懋。如周积、周任亦转往师之，如徐霈也师王守仁而悟良知之旨。事迹分见（康熙）《衢州府志》，第三十二卷，《名贤》，第21～23页；（弘治）《衢州府志》（上海：上海书店，据明弘治刻本影印），第1～3页；（康熙）《衢州府志》，第三十二卷，《名贤》，第1～28页。《宋元学案》第七十九卷，第65页，载柴中行为饶州人，与方志记载有出入。章懋的部分请见《明儒学案》，第1077页。

[28] 如项安世、王光祖、詹价、陈邦衡、陈葵，或与朱熹为师友关系，或以朱熹为师，又有再传弟子如王梦松（师事叶味道）、郑克宽（从项安世闻学）。同时也受到来自宁波、金华一带的学术影响，如项复从杨简学，如潘景宪、叶季韶执经吕祖谦之门，蒋世珍从朱熹高弟陈埴学，并与王柏相参质。杨简是慈溪人，陈埴是温州人，吕祖谦、王柏都是金华人。事迹分见（雍正）《处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雍正十一年刊本影印），第十一卷，《理学》，第9、10、14～16页。

[29] （雍正）《处州府志》，第十一卷，《理学》，第8页。

[30] （雍正）《处州府志》，第十一卷，《理学》，第16～17页。

[31] （雍正）《处州府志》，第十一卷，《理学》，第17页。

[32] （雍正）《处州府志》，第十一卷，《理学》，第18页。

[33] 以上分别见（雍正）《处州府志》，第十一卷，第8～21页。真德秀的部分见《宋元学案》，第八十一卷，第117页。

[34] 如刘安节、安上、安礼三兄弟，周行己、戴述、沈躬行、鲍若雨、谢佃、潘旻、陈经正等人师事程颐，宋之才受业杨时门下，南宋初年二程之学稍息，遂有郑伯熊起而振之，并有薛季宣、陈傅良、蔡幼学这一支的学术。此后当地士人遂以师事朱熹之学者为多，如叶味道、叶、陈埴、林武、徐容、钱木之、蒋叔蒙、沈僩、包定等。事迹分见（乾隆）《温州府志》（清乾隆二十五年刊民国三年补刻本），第二十卷，《儒林》，第1～7卷。

[35] （乾隆）《温州府志》，第二十卷，第9页。

[36] 以上分别见（弘治）《温州府志》（上海：上海书店，据明弘治刻本影印），第二十一卷，第21页；（万历）《温州府志》（台南：庄严文化出版公司，据明万历刻本影印），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211，第十一卷，第21～25页；（乾隆）《温州府志》，第二十卷，第1～11页。薛季宣、陈傅良、蔡幼学、胡长孺的部分分别见《宋元学案》，第五十二卷，第80页；第五十三卷，第97、109页；第六十五卷，第86页。

[37] 王叔果曾辑陆九渊语，明其非禅，又取朱熹晚年之论不相二者，合为一书，此书今不可见，但从形式上来看，应跟王守仁的《朱子晚年定论》相仿。他认为王守仁良知学合于朱陆之说，并与王学学者胡直、耿定向等人往来。（乾隆）《温州府志》，第二十卷，第10～11页。

[38] （嘉靖）《徽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明嘉靖四十五年刊本影印），第十五卷，《朱子世家》，第1页。

[39] 如程洵、滕璘从朱熹游，吴昹、程永奇。其他如谢琎从朱熹讲性命之旨，祝穆则因其父是朱熹的表弟，遂与其弟祝癸同师朱熹。事迹分见（康熙）《徽州府志》，第十二卷，《儒硕》，第16、18、20页。

[40] 如程若庸师饶鲁，并作《近思录注》。胡方平则师董梦程。事迹分见（康熙）《徽州府志》，第十二卷，《儒硕》，第20～21页。

[41] 如程复心所师事朱熹的从孙朱洪范。事迹分见（康熙）《徽州府志》，第十二卷，《儒硕》，第22页。

[42] 如胡炳文自我潜心朱子学，并上溯伊洛，王儞即其及门高弟。如胡一桂，“尝入闽博访诸儒，以求朱子绪论，归则裒集绪家之说，以疏朱子之言”。其他如郑玉，则是笃志自学而未师从他人。事迹分见（康熙）《徽州府志》，第十二卷，《儒硕》，第21～23页。

[43] （康熙）《徽州府志》，第十二卷，《儒硕》，第24～25页。

[44] 《宋元学案》，第八十三卷，第98页。

[45] 《宋元学案》，第九十二卷，第5页。

[46] （康熙）《徽州府志》，第十二卷，《儒硕》，第25～26页。

[47] 更以下则有余懋衡在明末主持徽州一地的书院讲学，与东林、江右、关中等人并列为四大学术盟主。事迹分见（康熙）《徽州府志》，第十二卷，《儒硕》，第15～28页；余懋衡事，在同前书，第28页。关于饶鲁、朱升、黄泽，请分见《宋元学案》，第八十三卷，第87页；第七十卷，第97页；第九十二卷，第30页。

[48] 如孙自修及其从弟孙自新、孙自任从朱熹学，吴柔胜虽习朱学，同时也与杨简等人游。事迹分见（乾隆）《宁国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清乾隆十八年刊本影印），第二十二卷，《儒林》，第1～3页。

[49] 如周可宗受王艮之学，如贡安国、沈宠、何燮、杨逊、杜质等人从邹守益、欧阳德、王畿、钱德洪等人游，郭忠贞、郭忠信兄弟则随罗汝芳讲学，施弘猷、孙经与孙纬兄弟、孙念祖皆得罗汝芳之传，吕坚以李材为师。事迹分见（乾隆）《宁国府志》，第二十二卷，《儒林》。第3～6、9、15～16页。

[50] 如查铎、翟台、徐榜、郑岱、邵汝行等人。以上俱见（乾隆）《宁国府志》，第1～18页。宁国府王学的发展请参见吕妙芬，《宁国府的讲会活动》，在《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第189～229页。事迹分见（乾隆）《宁国府志》，第二十二卷，《儒林》第12～15、17页。

[51] 宋代如曹建师事陆九渊兄弟，晚年登朱熹之门。程端蒙、董铢、董琮过皆朱熹门人。至于董梦程与饶鲁则都是黄干门人。黄干的学术亦承自朱熹。其他仅见柴元裕与其侄柴中行学术并无师承而在当地倡导学术。事迹分见（同治）《饶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清同治十一年刊本影印），第十八卷，《理学》，第2～5、7～8页。

[52] 《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7229页。

[53] 如张吉：“力购诸经及宋儒诸书读之，既见大意，曰：道在是矣。于是益自奋励，务践履实学。”如舒春芳：“日取经史与宋儒语录玩味讲授，有当对处辄录之。……其学师法薛河东，反身懋求，切问近取，不为空谭，所至以学为政，当理近情，感人动物。尝设吾读西铭而于心之量无所隘，读定性书而于物之诱无所恶。”薛河东即薛瑄，是北方的理学学者，他所著的《读书录》流于士人举子之间，理学学者杨廉更曾奏请颁之国学，让士人诵读。事迹分见（同治）《饶州府志》，第十八卷。张吉在同前书，第11页。舒春芳在同前书，第13～14页；（同治）《饶州府志》，第十八卷，《理学》，第1～18页；第十八卷，《儒林》，第21～34页。

[54] 南康府如陈秠、黄灏、彭寻与彭蠡兄弟、彭方、冯厺非、曹彦、胡泳、周谟、李燔、吕炎、熊兆等，九江府如蔡念成、周舜弼、曹彦约、周颐等皆师朱熹。此外九江府高天锡宗主朱子之学，并往来白鹿洞书院。宋末南康府陈大猷师事饶鲁。事迹分见（康熙）《南康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清康熙六十年补刊本影印），第八卷，《人物》，第2～3、6、9、11页；（同治）《九江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清同治十三年刊本影印），第三十四卷，《理学》，第1～3、5、7页。

[55] 九江府如陶钦民先后师事王守仁、湛若水、吕楠。冯世盛游湛若水之门。如徐时庸则参与李材的淡台祠讲学。南康府熊傧在罗汝芳讲学南昌时前往听讲。事迹分见（同治）《九江府志》，第三十五卷，《儒林》，第15、19～20页；（康熙）《南康府志》第八卷，《人物》，第5页。

[56] （同治）《九江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清同治十三年刊本影印），第三十五卷，《儒林》，第2页。

[57] 以上分别见（同治）《九江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清同治十三年刊本影印），第三十四卷，《理学》，第1～3页；第三十五卷，《儒林》，第1～22页；（康熙）《南康府志》，第八卷，《人物》，第1～12页。朱试的部分请见（乾隆）《南昌府志》，第五十八卷，《儒林》，第30页。

[58] 如罗从彦，他先徒步往师杨时，此后更不惜远道往洛阳见程颐，如傅修是朱熹门人，盛温如与李修己则与朱熹往来，王允文学于陆九渊门下，罗必元则是临川危稹的门人。事迹分见在（乾隆）《南昌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清乾隆五十四年刊本影印），第五十八卷，第2、4～7、11页。

[59] 乾隆《南昌府志》，第五十八卷，《儒林》，第20页。

[60] （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台北：书目文献出版社，据明万历十六年刻本影印），第三卷，《风俗》，第32页。

[61] 如裘衍、王臣、吴子金、万思谦、郭升。事迹分见在（乾隆）《南昌府志》，第五十八卷，第10～23页。

[62] 以上分别见（万历）《新修南昌府志》，第三卷，《风俗》，第32页；（乾隆）《南昌府志》，第五十八卷，《儒林》，第2～31页。李修己、王允文、罗必元的部分请分见《宋元学案》，第七十二卷，第5页，第七十七卷，第30页，同卷，第27、42页。万廷言的部分请见《明儒学案》，第501页。

[63] 如周宪从吕祖谦、徐椿年从张九成游，徐昭然、汤钤则从朱熹讲学，而余大雅、余大猷与陈文蔚往福建习业朱熹门下：“余大雅，……上饶人，……闻朱子讲学闽中，毅然往师之……”“余大猷，……上饶人，偕其兄大雅及同里陈文蔚，游于朱子之门……”刘养浩前往福建师从黄干：“刘养浩，……上饶葛源人，……闻黄勉斋讲学于闽，徒步往师之。”周天骥、周天骏则是从真德秀学。事迹分见（同治）《广信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清同治十二年刊本影印），第九卷之三，《理学》，第2～3、6页；《儒林》第25页；《文苑》，第54页。

[64] 如傅一飞、张行已、张衎、张明之、倪巨川、桂昭然、童为政，以及陆九渊的再传弟子卢孝孙、叶梦得皆习陆学。但如倪巨川、童为政则先习陆学，后习朱学如郑会、龚霆松，则是折中朱、陆二家。事迹分见（同治）《广信府志》，第九卷之三，《儒林》，第26、29～31页；《理学》，第7～9页。

[65] 如元代陈苑是私淑陆学，从读陆九渊书有得，并无所师承：“陈苑，字立大，上饶人……深信陆子之书，绝意仕进。时许文正（按：许衡）诸公方崇朱子之学，既设科取士，非朱氏之说者不用，苑守所学不变，闭户潜修，躬行实践，德益充，望益重，于是有志之士争来问学，弟子李存、祝蕃、舒衍、吴谦最著。”引文在（同治）《广信府志》，第九卷之三，《儒林》，第32～33页。

[66] （同治）《广信府志》，第九卷之三，《儒林》，第33页。

[67] （康熙）《广信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清康熙二十二年刊本影印），第十六卷，《儒林》，第43页。

[68] 其他如方洋、俞昂、俞文德则习业王守仁门下。事迹分见在（同治）《广信府志》，第九卷之三，《儒林》第37～38页；（嘉靖）《广信府志》（台南：庄严文化出版公司，据明嘉靖刻本影印），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186，第十六卷，《儒林》，第29～31页；（康熙）《广信府志》，第十六卷，《儒林》，第33～42页；（同治）《广信府志》，第九卷，《理学》，第1～15页；第三卷，《儒林》，第21～44页。杨时乔的部分请见《明儒学案》，第1026页。

[69] （同治）《建昌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清同治十一年刊本影印），第八卷，《儒林》，第5页。

[70] （同治）《建昌府志》，第八卷，《理学》，第4～5页。

[71] 如傅梦泉与邓约礼是陆九渊门人之首，如曾极与李德彰是最早宗陆九渊学者，邓远、利元吉、陶赞仲、刘恭、张衎皆师事陆九渊。事迹分见在（同治）《建昌府志》，第八卷，《理学》，第4～8页。

[72] （同治）《建昌府志》，第八卷，《理学》，第4页。

[73] 如包扬：“与兄约、弟逊同学于陆象山，既并从朱文公游，扬录文公词为一卷，象山语为一卷。”如刘思忠：“与弟定夫并师陆象山，亦俱问学于朱晦庵。”如江聂：“与同邑罗献师事陆文安公，而聂更师朱子……称朱陆高弟。”如江仁甫虽未能亲及朱、陆之门，但也同宗二人之学。事迹分见（同治）《建昌府志》，第八卷，《理学》，第6～8页。

[74] 如利元吉有弟子李溥，傅梦泉的族子傅侹学于陆九渊的学术传人杨简门下，如黄应龙以陆子再传弟子著称于世。事迹分见（同治）《建昌府志》，第八卷，《理学》，第4、8、9页。

[75] 如黄天祥、邓元锡前往吉安求学。如谢袗，师事吉安邹守益。事迹分见（同治）《建昌府志》，第八卷，《理学》，第11、13、15页。

[76] （同治）《建昌府志》，第八卷，《理学》，第12～13页。

[77] 如唐朴斋、陈希圣、陶仁庆执贽罗汝芳门下，程勋从邓元锡游，左宗郢则从罗、邓二人学习。事迹分见（同治）《建昌府志》，第八卷，《理学》，第14、15、17、19页。

[78] 如李经纶之名亦沉没不彰，幸赖饶升标举：“督学侯峒曾推为大器，升因言南丰李经纶著书甚富，名晦弗彰，峒曾乃求其书，序而梓之，天下知有南丰李经纶，升之力也。”事迹分见（同治）《建昌府志》，第八卷，《理学》，第20～21页；（正德）《建昌府志》（上海：上海古籍书店，据明正德十二年刻本影印），第十六卷，第5～6页；（同治）《建昌府志》，第八卷，《理学》，第1～14页；同卷，《儒林》，第1～22页。罗汝芳师事颜钧一事，请见《明儒学案》，第760页。

[79] 如陆九皋、陆持之、陆循之、陆麟之、陆槱之，皆以学闻名，当地读书人如傅子云、章节、张孝直、游元皆游于陆九渊门下。事迹分见（光绪）《抚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清光绪二年刊本影印），第五十七，《儒林》，第5～8页；第五十六卷，《理学》，第7～8页。

[80] 如胡九韶、车泰、饶烈、许伯高等人。事迹分见（光绪）《抚州府志》，第五十六卷，《理学》，第12～13页。

[81] 其他如李东明、聂良杞、曾维伦则与罗汝芳等人往来。事迹分见，（光绪）《抚州府志》，第五十六卷，《理学》，第16～18页；（弘治）《抚州府志》（上海：上海书店，据明弘治刊本影印），第二十四卷，第7～8页；（康熙）《抚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清康熙廿七年刊本影印），第十七卷，《理学》，第1～24页；（光绪）《抚州府志》，第五十六卷，《理学》，第1～25页。

[82] 曾守约师事黄干。刘宰、刘鲁共同就学王守仁之门，刘昭文游于湛若水、邹守益门下，王事圣则受业罗洪先门下。事迹分见（乾隆）《南安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清乾隆三十三年刊本影印），第十二卷，《儒林》，第16～17页。

[83] 如胡安之、锺咏从学朱熹门下，宋斌师从黄干、李燔，入元有黄益受学于吴澄。事积分见（同治）《袁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清同治十三年刊本影印），第八卷之一，《理学》，第67、68页；《儒林》，第75页。

[84] （同治）《袁州府志》，第八卷之一，《理学》，第67页。

[85] （同治）《袁州府志》，第八卷之一，《儒林》，第77页。

[86] 罗善同与程颢往来，刘能师从朱熹。李师愈拜入朱熹弟子刘静之门下，蔡汝揆、罗天酉师事饶鲁。事迹分见（同治）《瑞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清同治十二年刊本影印），第十四卷，《儒林》，第1～3页。

[87] （同治）《瑞州府志》，第十四卷，《儒林》，第4～5页。

[88] 以上分别见（同治）《袁州府志》，第八卷之一，第63～84页；（万历）《重修南安府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据明万历间刻本影印），第二十卷，《人物传》，第1～14页；（乾隆）《南安府志》，第十二卷，《儒林》，第16～18页；（正德）《瑞州府志》（上海：上海书店，据明正德刊本影印），第七卷，第22～24页；（同治）《瑞州府志》，第十四卷，《儒林》，第1～5页。

[89] 《宋元学案》，第四十五卷，第92页。

[90] 其他如王子俊师事朱熹，李次鱼得朱熹赠诗。此外如王端礼，“向慕濂洛之学，慨然以斯道自任”；如王庭老，“博综群籍，于礼学尤邃”；如罗浚与其弟罗克开“自为师友”，则多是自学有得。事迹分见（万历）《吉安府志》，（江苏：中国书店，据明万历刻本影印），第二十五卷，《儒行传》，第3～7页。

[91] 如李心原亦师事吴澄。其他如黄瑞节，“隐居力学，精思苦志，邃于理学”；如彭复初，“一以圣贤为师法”；刘瑾，“留心理学”，“治诗其说宗朱子”；如刘谔，尊朱子学，“诵朱子小学题辞，一过而卒”。事迹分见（万历）《吉安府志》，第二十五卷，《儒行传》，第10～12页。

[92] （万历）《吉安府志》，第二十五卷，《儒行传》，第15页。

[93] （万历）《吉安府志》，第二十五卷，《儒行传》，第15页。

[94] 以上俱见（万历）《吉安府志》，第二十四卷，《理学传》，第1～25页；第二十五卷，《儒行传》，第1～34页。欧阳修、刘靖之、刘清之的部分见《宋元学案》，第四卷，第46页；第五十九卷，第54、56页。

[95] 吕妙芬，《学派的建构与发展》，在《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第31～71页。

[96] 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台北：华世出版社，1977），第77页。

[97] 如最著名的是王守仁与湛若水二人为好友，而吕楠、湛若水、邹守益等人便曾共同在南京讲学。但若是按照《明儒学案》或是后来的发展来看，王守仁所代表的其实是王学这一派的势力，湛若水上承陈献章属于江门心学，吕楠则是渊源于程朱学并另有创发。

[98] 我们看到许多地方上的士人可以先读程朱学的语录，后来师从王守仁，如王潼，他幼年时读朱熹的《语录》，于是绝意科举，待知王守仁讲学，遂负笈前往习业门下。（乾隆）《杭州府志》，第九十卷，《儒林》，第15页。

[99] （康熙）《抚州府志》，第十七卷，第13页。

[100] 《明儒学案》，第14、78页。

[101] 如尹襄便指出，他幼时所读的《近思录》是当时颇为传布的版本，但这个版本的章节次序其实已被后人重新编次，以致决裂无章，但竟无人察觉此事，显示当时人们并未好好读这本书，此一现象使他颇为震惊。尹襄，《书近思录后》，《巽峰集》，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67，第6卷，第14～15页。至于朱熹所编的另一本书——《小学》也是引导士人入门的书籍，但其内容却又不只是局限在初学入门的工夫而已，而是把初学乃至于成贤成圣的工夫全部讲过。成化年间程朱学者陈选尊信《小学》，并为其注释作《小学句读》，但流传不广，年岁既久后便渐失传。（王时槐，《刻小学句读后序》，《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14，第3卷，第2页。）广东黄佐便指出：“子朱子《小学》，凡数十万言，教人之道备矣。后学所当尊信，终身诵之者也。然书既浩繁，理涉宏奥，世俗训蒙，乃或置之而以他书为先。”[黄佐，《小学古训引》，《小学古训》，在《岭南遗书》（清道光三十年刊本），首卷，第1页。]于是有感而作《小学古训》，主要采取《小学》内篇中最切要者，并旁及他书。时人给的评语是：“朱子《小学》繁而详，泰泉《古训》简而要。惟其繁而详也，初学之士遽难以求通；惟其简而要也，幼稚之童亦可以遍诵。”（方田，《小学古训集解叙》，《小学古训》，首卷，第1页。）泰泉是黄佐的号。显然即使是程朱学者也对《小学》这本书颇有微词，至于《小学古训》相对于《小学》虽已是简而要了，但其内容仍然流于枝节，故流传似亦不广。嘉靖年间的学术官僚胡松便一针见血地指出《小学》因“时杂大人长者之言，而非小子之所及知”，“初学小生犹苦难读”，加上“所采传记百家语多简奥，加之贞妇烈女之行，宜别为书而悉附戴”，所以“幼学病其繁”。（胡松，《删正小学序》，《胡庄肃公集》，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91，第1卷，第24页。）而湛若水也批评朱熹当初编定此书的时候，“杂取他书，既非古书之旧”，“又其有明伦等篇，皆已是大学之事”，所以他采取“礼记诸篇中有小学事者”编成《古小学》一书刊行。（湛若水，《知新后语》，《湛甘泉先生文集》，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56，第4卷，第2～3页；湛若水，《古小学序》，同前书，第17卷，第16～17页。）此后，尽管胡松、甚至王学学者王时槐等人都曾重新刊刻《小学》或相关书籍，但这本曾是童蒙入门必读的书籍已渐被边缘化，渐不再是阅读与众所瞩目的中心了。

《近思录》的复兴则是明末清初王学退潮、由王返朱的思潮兴起以后的事，所以从17世纪以后，一系列模仿《近思录》的辑录也陆续出现，如高攀龙的《朱子节要》、江起鹏的《近思补录》、孙承泽的《学约续编》、刘源渌的《近思续录》、朱显祖的《朱子近思录》、汪佑的《五子近思录》、张伯行的《续近思录》、《广近思录》，等等。请见陈荣捷，《性理精义与17世纪之程朱学派》，《朱学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2），第408～409页；王汎森，《清初思想趋向与《刘子节要》——兼论清初蕺山学派的分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8.2（1997），第417～448页，尤其是注4。

[102] 如刘元卿在接触王学以后，闭门考索先儒语录，却无所得，于是毅然投入刘阳门下。这里所说的先儒语录，应也包括《近思录》在内。《明儒学案》，第498页。

[103] 蔡汝楠，《阳明先生像赞》，《自知堂集》，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97，第15卷，第11页。

[104] 以上请参见拙作，《明中晚期古本〈大学〉与〈传习录〉的流传及影响》，《汉学研究》24：1（2006），第235～268页。

[105] “嘉靖初，王阳明先生复倡以致良知之学，迄今陈仁义、谈性命者，皆其倡导之力。”“新建人……不以仕进介意，其视南昌为衣食所驱，而借书为生者有间矣。”请分见（万历）《新修南昌府志》，第三卷，《风土》，第32、29页。

[106] 如宁国府布衣王汝舟，他从周子恭处闻与邹、罗同为吉安府的代表性人物欧阳德的学术，豁然有悟，于是亲就欧阳德门下求学三年。（嘉庆）《泾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清嘉庆十一年刊本影印），第十八卷，第16～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