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经典理论

一、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动机

虽然当前学界对语言规划的定义较多，但学界对“语言规划是人类对语言发展进行有意识的干涉的行为”这一说法普遍持赞同态度。如果我们不纠缠于语言规划不同定义的具体细节，那么至少可以这样认为：语言是可以规划的；语言规划行为是普遍存在的，语言规划过程中的人的参与是必要的。既然如此，那么深藏在语言规划后面的动机是什么？换言之，为什么人类要对语言的自然发展进行干预？

库珀提出的语言规划行为分析模式⁽¹¹⁾，即语言规划活动的八大要素：谁是规划的制定者；针对什么行为，针对哪些人；要达到什么目的（或出于什么动机）；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通过何种决策手段；效果如何。如果我们对这八个主要因素进行详细的分析，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语言规划行为都可以在这八个因素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丹尼斯·阿格（Dennis Ager）的著作《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动机研究》⁽¹²⁾（Motivation in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对语言规划的动机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他把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活动的动机分为以下七类：国家身份认同（Identity）、意识形态（Ideology）、形象（Image）、不安（Insecurity）、不平等（Inequality）、融合（Integration）和工具（Instrumentality）。除了这七类动机之外，阿格认为还应该增加以下两个因素：决策者或政策制定者对于某种语言的态度（Attitudes）以及他们想通过这些活动所达到的具体目标（Goals）。

1．国家身份认同（Identity）

国家身份认同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区别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根本属性，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身份证明。一般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之一，例如泰语属于泰国，荷兰语和荷兰相联系，英式英语、美式英语、澳大利亚英语和加拿大英语等英语的不同变体分别让人想起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换言之，当一个民族和国家试图凸显自己的区别性特征时，语言往往成为其首选。

下面五个案例较好地说明了解决“身份问题”是语言规划活动的主要动机之一：

（1）领土完整：法语及法国内部的地区性语言（1539—1950）。纵观法国这40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语言在实现法国提倡的民族身份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法国秉持这样的民族国家理念：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一方领土、一种政治概念，也为许多国家树立了榜样。如果联系法国政府在种种国际场合的做法，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法国人如此热爱自己的语言了。

（2）民族主义的抵抗：经典阿拉伯语在阿尔及利亚的应用（1962—1990）。法国人对于法语的热爱，不仅仅局限于在国内推行独尊法语的语言政策，而且在它的殖民地和海外属地，同样大力推广法语，打压土著语言。这当然会引起当地人民的不满。比如在法国统治下，阿尔及利亚曾大力推行法语。即便在今天，阿尔及利亚也是世界上第二大法语国家，讲法语的人数仅次于法国本土。1962年，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次年阿尔及利亚颁布宪法，规定经典阿拉伯语为国家唯一的官方语言。但是，由于在法国统治期间，经典阿拉伯语被视为一种外语，从1938年起，在国内便不再有人使用。为了遵守宪法，阿尔及利亚不得不从埃及引进大量懂这种语言的人才来担任政府工作人员和学校教师，使得阿尔及利亚创建“属于自己”的独立国家的努力落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为了实现民族国家的理念，阿尔及利亚抛弃了法语，否决了自己的阿拉伯语变体，采用了一种徒具象征意义的语言。这种不顾语言实际使用状况、忽视语言的交际功能和语言现状而极力追求语言“身份”的做法，导致了依靠外国人来维持国家运作的奇怪现象。

（3）区域自治：加泰罗语（1978—1998）。加泰罗尼亚作为西班牙的一个地区，一直受到语言规划研究者和语言政策制定者们的关注。这是因为它是一个身兼“多数中的少数”和“少数中的多数”的典型代表，同时语言又是加泰罗尼亚政治家们提倡自治和独立的重要因素。加泰罗尼亚的故事仍在延续，但下面这些事实是否是延续的真正理由呢？就人口而言，约有1000万人口使用的加泰罗语是其领地内的主要语言，是欧洲的第十九大语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少数中的多数”的意思。加泰罗尼亚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收入水平较高。加泰罗语具有灿烂悠久的历史。这种语言的使用者遍及各个阶层，并且特别受到中产阶级的宠爱。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加泰罗语的标准化程度较高，几乎没有方言变体。据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普适的基于语言的自治运动模式。或许这就是加泰罗尼亚吸引语言政策研究者的理由。

（4）需求的力量：印度的语言政策。印度有1625种语言，其中有33种语言的使用人数超过百万。为此，任何语言规划和政策的研究者没有理由忽略这个有趣的国家。一般认为，尽管历史上印度不乏由于语言问题而导致的纷争，但今天的印度有一个世界上涉及人口最多的、民主的语言政策，这一政策基本得到了国内各民族的认同。他们是如何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的呢？众所周知，印度有多种官方语言，这种法律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实际执行过程中的可行。为了解决实际交流问题，满足交际的需要，印度人对其前殖民者的语言（英语）采用了与阿尔及利亚人完全不同的做法，即将英语作为超民族的、事实上的国家共同语。这样做，一方面保证了各语言在法律上的平等性，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了英语对印度各民族而言的中立性，是一种“不得已”的实用主义的语言。政策是一种需求和现实结合的产物。鉴于今天的印度英语从各个层面都有别于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所以，印度的国家“身份”，在一定的程度上，甚至是用一种非印度本土语言来体现的。印度人已经接受了这种3±1的语言模式，也就是说每一个想过得好一点的印度人应该掌握2~4种语言。印度的这种解决方法有一定的道理，他们实际采用的是一种中立的、基于英语的自然型“计划语言”。虽然这种语言与英语的差别非常明显，但仍然可以互通互解。

（5）政治、文化和经济：威尔士的语言法令（1993）。这里所说的威尔士语言法令只是相关民族在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程度时对于语言权利的一种要求，但是它反映了当今世界的一种趋势，这从一定的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语言权利和语言多样性正在成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研究热点。威尔士经验对于语言政策的启示可能有三点：一是有助于政策的制定者对于少数民族独立性的认识；二是民族独立性是多种因素交织而成的，文化、传统和语言固然重要，但经济因素是重中之重，没有满意的经济条件做支撑，所谓的追求独立如同白日做梦；三是身在其中的广大人民，必须在“身份认同”运动中得到实惠，否则语言政策只能是一种象征，是一种知识分子手中的玩物。

通过这五个例子，人们不难看到，语言确实是国家或民族寻求其自身“身份”的一种手段，也是民族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

2．意识形态（Ideology）

阿格通过描述英国人对于标准英语的做法，特别是标准英语在教育体系中地位的变迁，阐述了一幅意识形态因素如何对语言政策产生影响。一般而言，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指的是执政者对于语言的看法，是一种上层建筑对于语言发展的参与和干涉。语言不但是构成民族和国家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国家的象征，社会成员愿意学习的语言，其背后必然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在支撑。换言之，从一种语言的流行普及程度，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它身后国家的实力。为此，许多国家不惜重金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推广自己的语言。当然，这不包括英语，因为今天的英语已经是英美等国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之一了。

3．形象（Image）

关于形象动机问题，阿格列举的事例有德语的海外推广、日语出口和欧洲语言政策等。通过德国和日本的例子，不难发现一种语言的流行，其决定因素是复杂的，历史、经济、政治等因素掺杂在一起，构成一种人们难以想象的推动力量。说到这里，我们自然会想到这样的问题：人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语言的发展呢？在语言规划的结果里，哪些是人类直接干涉而造成的呢？欧洲的语言政策同样是语言政策研究者们很感兴趣的题目。阿格认为欧盟语言政策的目的是极力维持欧洲语言的多样性，欧盟的实践和许多法律性文件证明了这一点。他同时认为，如果欧盟采用单一共同语言的政策，而这种语言又不是英语的话，这种语言政策注定会失败。阿格将此原因归结于法国的反对，但事实可能并非这么简单。采用英语，在许多方面是和欧盟“语言多样性”的形象相违背的，也是对于大多数欧盟人民语言权利的不尊重。阿格可能也感到这个问题不是如此简单，于是反问自己：如何在保留欧洲文化的前提下，有效地解决共同语问题呢？这个问题，又回到了我们多次提到的全球化场景下，如何在保证语言多样性和语言权的前提下，达到有效的语言沟通，这不仅仅是对学者和政治家的挑战，而且是对整个人类的挑战。本质上讲，形象（Image）是身份（Identity）的外在反映，既然语言对于“身份”的确定有极大的作用，有时甚至就是身份，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语言对于“形象”的塑造如此重要、为什么许多国家的“形象工程”和语言政策关系密切了。

4．不安和不平等（Insecurity and Inequality）

“不安”指的是自己的语言在受到外来威胁时，人们产生的一种心理反应，并将这种心理反应落实到具体的保卫语言的行动上。吉卜赛人的流浪故事让我们感受到的是辛酸，而非浪漫。捷克和斯洛伐克和平分立后，许多吉卜赛人没有了归属，而这其中吉卜赛语言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法国人对于从英语引进词语的抵抗，让我们切实感受到法国人对于自己语言和文化的热爱。有的人可能会嘲笑法国人对此的恐惧和不安。英语的入侵，是否会像法国人担忧的那样，毁灭法兰西文化，毁灭法国的生活方式，毁灭法国的学术体系，最后彻底毁掉整个法国，我们不知道，但是，法国人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的。也许，下一个轮到的就是我们自己。为了采取行动，我们必须首先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要感到“不安”和“危机”，然后制定行动方案，保卫自己的语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的“语言多样性”和“语言人权”的研究和行动越来越热，其深层原因也许就是“不安”和“危机”在起作用。

一般来说，“不平等”和“不公正”是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而言的。也就是说，“不平等”是遭受到这种待遇的人们的一种体验，这种不平等很少能通过正常的语言规划行为加以校正。当然也有一些特殊例外。阿格为我们分析了“语言和性别”（美国女权主义）、“欧洲关于区域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宪章”“澳大利亚国家语言政策”三个案例。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弱势群体对于自己语言遭受的“不平等”要么忍受，要么等待当局者良心发现，要么行动起来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感受到阿格对此类问题解决的悲观和失望，可能情况原本就是如此。例如，阿格认为欧洲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宪章，是一种纸上谈兵的东西。

澳大利亚国家语言政策虽然广受好评，但官方宣称目的是改变语言交流中不平等和不公正，阿格也表示怀疑。我们不否认阿格列举的制定该政策的三个理由：接受移民、统一语言和促进经济，但是澳大利亚的语言政策确实是本着多元化政策下对各民族语言权利的尊重、本着语言平等的目的而制定的。这种动机也很容易被人们所理解。但语言政策一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又一次认识到“表里不一”的普遍存在，许多国家一方面要求其他国家保护自己的语言在他国的地位，另一方面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又打压别的少数民族语言。也许这世上就没有旨在消灭“不平等”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因为语言政策和规划的本质就是为限制人们的语言行为而制定的条条框框。

以上这些动机，基本只适用于从上至下（top-down）语言政策的实施和制定，也就是将语言视为一种对象的语言规划行为。

5．融合和工具（Integration and Instrumentality）

按照阿格的观点，个人语言行为一般都和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对于许多人来说语言就是一种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工具。移民学习语言的主要目的在于尽快融入当地社会。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阿格列举了美国移民的归化问题、非洲的共同交际语问题以及五个具体的语言学习例子。从非洲集市交易的语言问题，阿格得出：英语作为一种国际交往的语言，似乎是理所当然之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学者们将太多的精力放在了语言权利的研究之上，而忽视了交流的实际需要；在英语作为一种国际语得到快速发展的背后，没有什么有意识的行为，完全是自由发展和历史原因造成的结果。对此我们不敢苟同，英语今天的地位，是否英美等国有意为之，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说一个人有权选择和放弃某种语言的使用，但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绝对没有权利这样做。换言之，个人用自己的母语来换取生活的享受，我们没有必要对其过于责备，但是一个民族采用同样的方法，则有可能换来民族的消亡。对于一个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研究者而言，认清个人实用主义和受利益驱动的语言获得动机，会更有利于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

阿格的这本书用翔实的事实告诉我们语言规划的动机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复杂的、涉及心理和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多维结构。这种将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动机量化的做法，非常有利于语言规划行为的分析。虽然阿格在书中多次提到语言交际的重要性，并且在许多动机里提到了交际，但是没有单独将交际列为一种动机，我们认为这是该书的一个不足。

另外，阿格没有提到提高语言交际效率是语言规划的重要动机，比如中国的推广普通话运动，其主要目的在于推动中国的汉语方言区之间，以及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交流更加便捷和顺畅。另外，国家安全在近几年也成为推动语言政策的重要因素，如在“9·11”以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等一些机构一直哀叹缺乏阿拉伯语和其他外语专家，尤其是翻译涉及国家安全信息方面的专家，所以先后启动了“关键语言”项目和“国家安全语言倡议”计划。

尽管阿格的著作未能全面列举出语言政策和规划背后的所有动机，但仍然算得上一部经典著作。通过大量的动机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语言政策和规划的复杂性。阿格的著作使用大量的案例告诉我们语言不仅仅是交际的工具，也是文化的容器和身份的象征。语言的这三种功能要求不同的语言政策来保证，这就要求语言政策的制定者在制定语言政策时，不得不均衡考虑各个因素间的相互关系。换言之，解决交际问题不是语言规划的唯一目标和任务。这样，仅把语言规划区分为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可能就不够了。

有人把语言生活划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级，要在语言生活的不同的层级上考察语言政策。同样，对于语言政策动机的研究也应该放在不同的层级上考虑。对于个人而言，选择或放弃哪一种语言或许和认同关系不大，完全是利益驱动。在语言生活的不同层面上，语言选择和改变语言行为的动机及其层次性或许差异很大，这都值得我们在未来研究探讨。

卡普兰和巴尔道夫（Robert B. Kaplan and Richand B. Baldauf）⁽¹³⁾提出了语言规划的另外两种类型：语言教育规划和声望规划。虽然语言教育规划可视为库珀提出的习得规划，但这两位学者对于语言规划类型的细分基本可以满足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些出于不同目的（动机）而进行的语言规划活动。在这个框架里，地位规划针对的是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本体规划是面向语言本体的行为，语言教育规划是关于语言学习的，而声望规划的实质就是语言的形象工程。

总的说来，语言规划的动机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复杂的，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多维结构。对于语言规划的研究者而言，进行这样跨越多种学科的研究无疑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但如果没人这样去做，则可能对于学科本身的发展更不利。

二、语言政策与政治实现

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的。对于政治理论来说，要理解当今社会的语言政策问题，又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同样，语言规划和政策理论在处理政治问题上也很费劲。

许多政治理论受到两种观点制约。在民族理论中，语言问题通常被归于民族问题，因为语言是民族的显性特征，而民族问题经常被当成是民族冲突的同义词；另一方面，有关现代化的理论似乎与现代化的责任紧密相关，这就是语言的方方面面似乎都在延续现代化的问题，而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问题。当代社会理论中有三个观点可以为语言和政治的联系提供一个更好的途径：一是社会学的观点，注重实际的语言应用和语言态度，而不是官方的看法；二是文化观点，分析语言在文化方面的重要性，特别是语言在改变民族观念方面的重要性；三是讨论的观点，慎重选择一种语言加以讨论，确认相对独立的语言问题，而不是企图把语言态度归结为假想的更基本的民族因素或结构因素⁽¹⁴⁾。

不管人们对民族问题如何分析，有必要对一些语言实践加以说明。在一些多语国家中，人们必须面对一系列的语言问题，例如，家庭成员懂几种语言，在不同领域、为不同目的使用的语言，以及这些语言的地位问题，使用这些语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其他好处；其中一些问题，以及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作出的一些决定，也许能体现民族的考虑，但更可能的是有关的整体思考。特别是在不固定的多语情况下，特定的本体论是不可能优先考虑用民族来解释语言的使用的。

在当今社会，政治理论对语言政策问题的理解少得可怜，而同样意味深长的是，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理论知识开始勉强应对政治问题。基于语言问题较少受到关注这一事实，我们认为在语言政策方面需要有与政治相联系的适当理论。

库珀⁽¹⁵⁾认为，没有一种方法能使语言规划或语言政策对所有的政治责任作出适当的反应，不过对那些关注语言政策的政治环境的人来说，有必要超越长期以来在该领域作为指导思想的有关政治发展、民族国家和少数民族等方面十分具体的理论观点，因为政治理论已经走在这些概念的前面。如果需要大致概括出是什么样的政治理论取代了那些更早的范式，注意以下三种取向是有益的：一是社会学取向，把政治形式与政治角色（精英和大众）的日常实践联系起来；二是文化取向，重新定义文化和文化价值，重新考察社会群体中对意义的解释，作为理解其兴趣和倾向的基础；三是对语言政策具有批评意味的政治话语分析，考察政治中有意义的方面，特定的恶化与包括政治参与者的实践活动，这些政治参与者包括阐述国家、市民社会中有影响的机构，同时涉及渗入各种社会关系的普遍的权力结构⁽¹⁶⁾。

普尔（Jonathan Pool）⁽¹⁷⁾的论著让我们对政治制度和语言倡导者都能够正确理解的社会环境下语言规划所能采取的各种模式有了更深的理解。他摒弃了语言规划是权威机构的理性行为的观点，他指出，相似的政治意图可能导致矛盾的结果。重要的变量是社会对语言创新的反应，甚至是社会对语言创新的介入。在少数民族语言或非官方的通用语言仍起作用，而官方政策想修改这一切的地方，人们总是让社会因素控制政治因素。（官方）语言的规划意图并不一定会导致语言结果，而影响这种反应和行为的社会因素，都应该认真考虑语言规划的任何政治现实观点，这种考虑必须敏锐地感觉到当地的历史因素，意识到群体动态以及转变中的社会、经济和民族因素对语言行为的影响，并能看清行政措施的局限。

库珀⁽¹⁸⁾抛出语言规划只与官方政策有关的想法，并努力用各种方法来理解少数几种语言的革新——希伯来语的复活、法兰西学院的建立、近来的反对语言性别歧视的运动，以及埃塞俄比亚革命政权改变国语的尝试。他企图概括语言规划环境的复杂性，却也为他认为必须考虑的大量因素感到困惑。他认为，除非我们拥有关于社会变迁的适当理论，否则永远不可能拥有适当的语言规划理论。

在我们对语言政策的探索性解释中，有很多是想找出语言使用或语言支配与已知的社会范畴——民族、性别、地区、国别和（有时）阶级的相对简单的联系。但很少有语言规划者选取一个群体，并认真调查语言对这些人的意义、语言在他们日常生活实践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们对语言的看法。

语言和政治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理想状态中应处理为双方平等的相互依存关系。

三、语言规划的十种类型

语言规划是一种十分古老的现象，但是到了现代，有关语言规划的系统研究才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其他新发现的领域一样，在研究细节问题之前，人们首先要对这一领域进行界定，以避免处理方式的片面性。对语言规划的研究领域进行限定实际上就等于从类型学上进行分类。从定义上讲，语言规划这一统称所覆盖的一切都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规划所研究的对象。换个角度讲，严格意义上的语言规划必须关注其研究范围内的一切现象。

根据加拿大学者克洛斯（Heinz Kloss）的分类研究⁽¹⁹⁾，语言规划的研究可以分为五大范畴和十大类别，如表1.1所示。

大多数的语言学家在讨论语言规划时，都把大部分篇幅和精力花在表1.1左栏列出的五种类别上。他们主要讨论和分析针对一种变体所进行的以国家、创新和保持为取向的语言规划中的问题。但是右栏列出的语言现象却很少或根本没有引起注意，唯一的例外是“多目标语言规划”。尽管总体上人们对单目标语言规划的讨论超过了多目标语言规划，但是后者在语言规划文献中日益显得重要起来。

从某种程度上讲，所有的语言地位规划，即使只涉及一种语言，都会影响其他语言，因此也必然是“多目标”的语言规划。一个多语言或多民族的国家，自然会在国家层面进行多目标的语言规划，而同时在地区层面进行单目标的语言规划。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多民族、多语言是其典型特征，在这种情形下，澳大利亚的国家语言政策也大体可以适用于这种分类范式。

四、语言规划的三种功能类别

作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语言规划对于社会语言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是语言规划的理论基础至今也只是略具雏形。语言规划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领域这一观点并不是一开始就被学者们接受，所以也阻碍了这一领域里的规划理论的进步。

目前，较为中肯，并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把语言规划活动分为三种基本类别：①本体规划，②地位规划，③声望规划。

承认声望规划是一个独立的功能类别，意味着它不依赖本体规划或地位规划类别中的活动，并且在规划过程中声望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在某些规划实例中，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的努力因声望而失败，由此很容易看出声望的力量。

在语言规划中，不论是以一种语言的结构（即它的本体）为取向的活动，还是以一种语言的地位为取向的活动，都要依据声望价值，声望价值构成了评价和态度的网络。声望是一个变量丛，包含了一系列单个的价值，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声望规划和本体规划的相互关系以及与地位规划的相互关系如图1.1所示。对于语言规划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而言，不仅规划活动的内容是重要的，而且规划努力是否被接受也是重要的。就声望而言，必须意识到规划人员和规划的接受一方的评价。因此，可以从根本上区分出与语言规划的产生相关的声望和与语言规划的接受相关的声望。语言规划中这种产生声望和接受声望的二分法是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中的一个根本性区分。

从本质上说，语言规划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状态。处理这个领域的应用问题或方法论问题的任何社会语言学方法都应该力求阐明规划的过程特征，因此仅使用到动态概念的某些术语（例如规划活动、语言规划的产生和接受以及文本使用的其他术语）是不够的。在考虑规划的内容和把语言规划纳入语言的总体理论框架时，这种过程特征必须明确地表达出来。把规划活动看作是一个短暂的过程，一旦期待的本体规划或地位规划的目标得以实现，该规划活动就算完结，这种看法显然过于简单。理想的语言规划是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下对语言变异进行控制的一些连续不断的活动。根据哈尔曼⁽²⁰⁾（Harald Haar-mann）的观点，从理论的角度看，我们还需要把规划的阶段和目标如表1.2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