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语言规划中环境考察的意义

理想的语言规划除了考虑与目的语民族之间的关系外，还必须考虑与言语社区形成和维持有关的问题。而在实际规划中，几乎所有的规划活动都只考虑了一部分变量。但是从理论的立场上看，在考虑相关因素的总体框架时，必须尽量达到最大的精确度，不管这在实际上会有多么复杂。当我们考察言语社区在自然环境中的生活条件时，就有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展现出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生态环境。语言生态环境中的诸多变量，特别是一个社区与该社区语言之间的关系，即语言对于民族识别的符号价值，可以为各个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提供最好的线索。在生物学和社会学中，生态学基础上的方法论已经使用了数十年，在社会语言学研究领域，语言生态学观点出现得相对晚些。这种思想首见于豪根⁽²¹⁾1972年的著作中，但生态问题的第一个全面框架则是哈尔曼⁽²²⁾于1980年提出。

对于许多社会语言学家来说，要把在语言研究和言语社区研究中的生态学方法有关的所有因素都列出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须强调的是，不仅有可能在社会语言学推理基础上划分涉及的所有变量，而且由于方法论上的原因，必须确定一个生态因素网，把该网作为语言框架内语言变异的潜在来源。

表1.3是哈尔曼（Haarmann）所列出的基本变量的所有生态因素：

表1.3　影响族群交际的生态变量②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401-402．

续表

图1.2显示属于不同范围的生态变量（民族人口、民族社会和其他方面的变量）间的互动，中央部分表示一定的言语社区和社区语言间的相互关系。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族群认同的价值系统。

图1.2　族际关系中生态变量的相互作用①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403．

就同一言语社区成员间的群内互动和不同言语社区个体间的群外互动来说，民族关系是否发挥作用，取决于基本变量和其他生态因素的相互作用，这些因素显而易见是在族际接触的特定条件下运作的。有效的语言规划必须建立在观察特定族际关系中的相关生态变量这个基础上。

研究生态因素共同作用的分析人员发现，许多线索表明语言规划活动对于民族关系能够产生很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可以论证某些因素可能优于其他变量。但从纯理论的立场看，并不能先验地权衡各个生态因素跟语言规划的相关程度。

有学者指出语言生态学可以唤起研究人员关注语言、语言使用者和周围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一环境正是语言政策与规划和语言使用运行的场所。所以生态取向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人员在制定政策和规划时，会特别考虑多种语言和所有语言在其生存环境中的价值。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他们会在制定多语种教育政策时，考虑到所有的语言都是有价值的，每个人都有自己语言的权利。各种语言在同一个生态系统中生存和演变（语言本身的演变），语言与其所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相互作用（语言环境），如果一些语言与同一生态系统中的其他语言相比，缺乏足够的环境支持，就会成为濒危语言⁽²³⁾。

尽管语言生态取向在语言政策研究中取得了公认的价值，但还是有人对这一隐喻本身的价值和适当性提出质疑。比如，语言生态系统中反映出“任何语言都有价值”这一观念，可以用于解释为什么我们要拯救濒危语言，以便不破坏语言生态平衡；但作为生态系统这一隐喻而言，如果将某些语言描绘成更适合在语言进化中生存，或被称之为“更高级的语言”，那这样的研究路径或许不会受到欢迎，这是需要谨慎对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