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权力与资源流失

——近代东北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再探讨

王大任

内容提要 市场机制在近代东北地区农村扩张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权力通过市场逐步获取资源的过程。在由权力掌控的市场机制中，资源是不等量地进行传递的。市场机制中资源的流动，不但造成资源流出地区生态系统的恶化，也造成了该地农民的贫困化。权力不但使东北农村与外界市场间通过资源的传递实现了贫困的传递，也使近代东北农业因资源匮乏而不能通过引进近代技术走上一条良性发展之路。

关键词 东北农村 权力 市场 资源流失

在以往的经济史研究中，市场一般被作为一个单独发挥积极作用的要素加以考虑。市场透过价格机制构成了调节经济行为的“看不见的手”，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进而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在缺乏提高劳动力生产率技术引进的中国传统农业中……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而这种动力所引起作用的大小和持续时间的长短又主要取决于市场的变化。”^[1]

当然，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市场化的加深并非总是导致经济发展。他们针对这一悖论设计出一套进行辩驳的逻辑思路，即将“完全竞争市场”先验地定义为一种完美的经济秩序，并以此为标准展开讨论。一旦出现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则完全归因于国外资本的入侵和垄断以及本国政府腐败对市场机制所起到的破坏作用。但是，假使能够去除一切外在的负面影响，市场机制就能发挥其资源配置功能，并使经济走上康庄大道。最常见的学术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市场具有两面性，尽管其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操纵下，发展过程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但是其发展本身却促进了农业的商品化流通。

实际上，这种为市场化辩护的思路所依据的是一种两面性区分法。其对市场的两面性划分并非源于市场机制自身，而仅仅体现于“完全竞争市场”的憧憬与外界干扰因素之间的对立。由此，市场机制的弊端得以开脱，并被认为如果不存在外在的负面影响，市场机制必将发挥积极作用。这种对市场的解读方式源于“市场完美主义情结”，深受占据当今经济学主流学派新古典主义的影响，将市场作为一个对经济运行具有自发调节并使之实现最优化功能的要素来考虑，认为市场不过是通过供求关系实现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忽略了权力因素在市场机制中所起到的作用。

市场机制并不能超然于权力之外，其构建与维持本身即是与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正如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所言，“自由放任不是一种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它是有待实现的目的本身”；“通往自由市场之路的打开和保持畅通，有赖于持续的、由中央组织调控的干预主义的巨大增长”。^[2]而这种干预力量的存在对于放任自流的市场机制自身来说就是一个悖论。以贡德·弗兰克和阿明为代表的依附论者则将世界市场体系划分为“中心—外围”两个对立的层次。这一世界市场体系并非是按照平等互利的准则进行，居于“中心”位置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对世界市场秩序的掌控和“剪刀差”式的不等价交换，不断地从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榨取经济剩余；而发展中国家通过与世界市场接轨得到的，如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实际上大部分被发达国家侵吞。可见，权力对资源的分配过程是市场存在的前提。

既然权力的存在是市场机制构建与维系的前提，市场中资源的掌控、配置与流动也显然可以被理解为权力与市场相互作用的结果。^[3]在探讨两者之间互动过程中，近代东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无疑是值得注意的事例。作为近代中国农业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其粮食商品化率达到53%以上。^[4]一些学者认为，随着东北地区与世界市场逐步紧密连接，市场的导向作用使传统的东北农业愈发面向市场化和商品化，进而走上一条“发展粮豆贸易的商品化之路”和农业近代化之路。^[5]事实上，东北农村面对的“市场”正是各种势力通过资源获取权力相互博弈的结果。因此有必要从权力与市场互动关系入手，对近代东北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进行重新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