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粗粮化与“贫困的传递”

在评价市场机制对农民家庭经济的影响时，很多研究者着眼于市场化发展对农村地区出售农产品的便利以及对农产品价格提高的促进，忽视了因资源流失造成的人地关系的恶化和土地收益的递减对农家经济造成的影响。即使不考虑显性权力的直接压迫，这些因素也会明显地造成农业劳动力收益降低。

在很多情况下，生态压力对收益的影响远大于市场价格上升的影响。以1910—1931年这一东北经济最繁荣的阶段为例，假设辽宁农村劳动力在1910年依靠土地作物种植收入实现的收益是100元，并假设其按照“高粱—大豆—高粱”的方式轮作，联系前面已列出的一些相关史料的数据，可以建立一个农场收入变动的简单模型（见表4）。

表4 1910—1931年间辽宁农村劳动者收入变动模型

可见在1910—1931年期间，该地农民的收入下降了约32%。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开列的仅仅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就人地关系下降幅度较小的东北北部部分地区而言，可能收入降低得没那么快。当然，北部地区施肥量普遍比南部小，其地力损耗也比南部地区更大。不过，对绝大多数地区而言，情况可能比上述设想严重。首先，笔者所用的是大连粮食交易所的数据，农村的粮食收购价不应上涨得如此快，而且，在这期间亦有通货膨胀的影响存在。其次，这个模型中的农作物假设被全部卖出，事实上这是一种基本上不会出现的情况。各种作物的商品化率亦有高有低，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农产品都能享受到价格上涨的好处。

收入的下降造成东北农民购买力的下降，并加剧了其贫困化。而帝国主义的掠夺、过重的捐税地租、高利贷等因素使得这种贫困化更加严重。很多当地农民无力消费价格稍高一些的粮食品种。如，东北的小麦产量原本并不多，小麦的需求多依靠进口，后来该地才“始知种小麦”。^[19]不过，直到1909年前后，当地出产的小麦仍主要在地区内部自给消费，1909年共计生产小麦713842800公斤，其中仅有19788687.5公斤被输出，输出率仅为2.8%，有97%以上系自行消费。^[20]以当时东北人口数量15935000人计算，则每人平均每年消费小麦43.5公斤。^[21]随着商品化及农民贫困化程度的加深，东北农民将其生产小麦的大半投入市场。到1920年代，东北生产的小麦有80%左右被输出，^[22]农民则转而消费一些低廉的粮食品种。根据野中时雄在1921年对东北各地农户食品消费的抽查，农户多半以高粱、粟米、玉米为主食，每人年小麦消费量仅为10公斤。^[23]到1930年代，小麦在东北农户的日常食物来源之中已经基本消失。其从食物中摄取的热量中，78.7%来源于高粱，11.1%来源于玉米，剩下的来源于野菜、豆制品和植物性油脂。大米、面粉等细粮在普通农户的食物中的比率基本上可以被忽略不计。^[24]

可见，尽管东北地区是一个小麦等细粮的较大输出地，但在当地农民的饮食结构中粗粮却占绝大部分，且粗粮中价格较低的高粱的食用量远远高于价格较高的粟米。^[25]东北地区除向俄国输出小麦以外，还向朝鲜地区输出大量粟米。朝鲜引进粟米的原因最初是与该地粮食的歉收有关，而后则是由于其向外（主要是日本）大量售出稻米，并从东北引进粟米食用。1919—1923年朝鲜自产稻米输出量和东北粟米在朝鲜的输入量如表5。

表5 朝鲜自产稻米输出量和东北粟米输入量

朝鲜对东北粟米的输入，并非由于粮食不足，而是因生活水平下降而造成居民粮食消费“粗粮化”的一种表现。^[26]为了从朝鲜取得更多的稻米，日本政府甚至刻意地通过“朝鲜稻米输出增额策”。^[27]东北地区农民食品消费结构的“粗粮化”显然比朝鲜更加严重。而人口和环境因素造成的农家收入递减，是造成这种粗粮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东北大学教授柳国明对其家乡农民生活进行过调查：“一般号称为小康的农家，辛勤了终年，累尽了血汗，仅能混足衣食而已。他们平日的饮食非常粗劣。今日吃高粱米和咸菜，明天还是照样。一年到头总是如此。这种生活真是算苦到家了。若是问他们说‘为什么不要吃好一点呢？’他们准回答说：‘若是一生能将高粱米混足，还是好的啦。’我想这种的现状并不只限于敝乡一处。大半在东省各地都是如此。”^[28]

资源的流出使东北地区因环境压力而陷入贫困化，却使资源输入地区的经济因此得到极大的支撑。以清代江南地区农业为例，尽管李伯重和彭慕兰提出的“肥料革命”可能在该地区并不存在，^[29]但不可否认的是，东北肥料的供给有效地维持了江南地区的地力平衡，^[30]东北地区的资源支持着江南农业经济的发展，实现了资源在中国国内的流动。尽管这种资源流动不能简单地定性为“掠夺”，但是市场隐形权力所引发的资源不等价传递显然已经发生作用，这种情况仅用“价值规律”难以解释。世界市场开拓以后，大豆贸易规模扩大导致东北地力资源流失成倍增长，且大部分流往国外，资源在隐形权力下流动的性质也开始发生改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大量豆饼肥料的引进，使日本的肥料结构开始由传统的“固有产业废弃物利用”的“肥料体系转向以购入肥料为主的体系”，“肥料种类发生变化”，“带来了施肥量的大幅度增加”，^[31]对日本农业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日本国内的经济史学者一般认为，明治、大正年间日本水稻生产力的发展正是依靠“多投入肥料”和“多投入劳动的集约管理”实现的。东北地区的资源流出是以该地农民贫困化程度加深为代价的，日本等国不但依赖东北资源的供给解决了农业经济因肥料匮乏带来的困境，甚至还借此实现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在市场的流动过程中，资源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资源流出地区的经济萧条形成鲜明的对比，进而实现了这两个地区之间“贫困的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