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本书的基本框架及主要观点

一 研究的框架

本书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对组织起源和演化的考察，揭示企业组织作为协作系统的本质，并通过对企业相关理论的契合而构建一个以协调机制演化为分析视角的企业理论；同时，通过探究现实企业的组织演化和治理特征，形成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以及产权安排、治理机制和企业绩效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显然，这个理论及分析框架有别于仅仅关注现状的新制度主义企业理论，从而更有助于对企业长期效率的探究，更能够清晰地预测企业组织的演变轨迹。基于上述理论，还要通过比较制度的分析来探究适合中国文化和国情的企业之组织结构、产权安排、治理模式等。基于这一目标和分析框架，本书分为12章。

“基础理论准备”部分是通过拓宽传统劳动价值理论来探究协作系统中的价值创造问题，这不但为探寻企业组织的起源提供研究思路，有助于探究企业组织的异化后果，而且也为企业组织的效率源泉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揭示了管理者的基本职能所在。首先，从系统论的观点对系统内的价值创造理论进行反思和发展，简要介绍了系统论的有效劳动价值说的基本思想；其次，对协作系统中不同类型劳动的性质作一剖析，对迂回生产的过程和本质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协调对协作系统中价值创造的意义；再次，基于有效劳动价值说考察了两类社会间接生产劳动——指挥协调和监督约束——的性质，探寻了它们未来的不同走势，从而为企业效率的探讨提供理论基础。

“企业组织的历史起源”部分是基于协作系统的演化进路梳理企业组织的起源，通过探究生产力的变化以及协调机制的演进轨迹来揭示协作系统的形态嬗变，这种演进主义的企业组织起源分析显然不同于新制度主义从市场推导企业的静态思路，但却有利于弄清企业组织的本质。首先，从协作系统中各生产要素的协调演进出发，剖析协调机制发展的历史轨迹，梳理与协调机制相适应的协作组织的嬗变，从而揭示企业作为协作系统的根本性质；其次，对不同协作系统中协调机制的特点进行剖析，挖掘协作系统中协调水平何以增进的原因；再次，从演化博弈的角度对企业组织的演进路径发展作了证明。

“企业组织的存在性质”部分是基于协调的角度探索现实企业的存在性质，它不但通过协调将组织内外的两类分工有机统一起来，而且还把生产和交易充分结合起来揭示企业维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而避免了古典经济学偏重于生产而新制度经济学只重视交易的两类弊端。首先，对基于交易的新制度主义企业理论和基于分工的古典主义企业理论的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并对两者内在的缺陷进行剖析；其次，通过对新制度主义和古典主义分析路线的契合形成了以分工协调为主并结合交易的分析框架，从动态演进的角度提出了有关企业的新学说——综合收益增进说，从而更为全面地探究了企业组织的存在；再次，通过对分工效率演进的梳理，挖掘分工效率产生的根源，从而基于协调将分工和交易以及企业组织的内外分工统一起来。

“企业组织的规模界限”部分是对理想化企业和现实企业的规模界限进行探究，它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路线分别探究了体现协作系统本质的社会合理规模和被异化了的现实企业的规模扩张，从而提出了有效规模理论，并且，根据不同的异化力量探索现实中不同企业组织的规模特征。首先，基于新制度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契合分析而发展出综合收益增进说，分析了企业规模扩展的合理界限；其次，通过引入权力分析，考察企业扩展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收入转移效应，并由此揭示现实企业规模过度扩张的特征；再次，通过对不同情形下控制企业扩张的基本力量和主要目标的剖析，对诸如中央计划经济下的企业规模、工人自治型的企业规模、网络或集群中的企业规模以及不同文化下的企业规模进行了比较分析。

“企业组织的产权归属”部分是探索了作为协作系统的企业所有权谱系和现实中的所有权归属，它不但揭示了体现协作系统本质的企业所有权分散化要求，而且通过对权力和法律的引入揭示了企业所有权的现实界定及其演化。首先，从产权的内涵以及具体物与抽象企业之产权差异，特别是，从协作系统内部构成要素的平等地位出发，揭示了企业产权本质上的共有性；其次，分别梳理股东价值观和相关者利益社会观两种理论的思维逻辑及其演化轨迹，指出新制度主义将企业组织界定为资本所有者单一主体所有，是特定时代资本强权的产物，并与协作系统观相悖；再次，通过引进权力结构对劳资雇佣关系的实质、现状以及演变进行分析，特别是从人力资本的异质化角度出发，探讨具有高度异质性人力资本的企业家取得企业控制权的发展趋势。

“企业组织的治理结构”部分是探讨不同企业观下的治理结构问题，它不仅探索了与流行的股东价值观相对应的委托-代理机制，也基于协作关系的本质剖析了与利益相关者社会观相适应的社会共同治理模式，并对各自的适用性作了比较说明。首先，对新制度主义强调的委托-代理模式的适用性进行剖析，并基于企业权力分散的角度考察了实践中广泛使用的代理人监督代理人模式；其次，基于协作系统观探索了社会共同治理模式，并比较分析两类治理模式的绩效；再次，通过对中外社会治理环境和企业治理机制的比较，强调中国企业治理中加强监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指出目前流行的激励理论适用性之不足；最后，根据代理人监督代理人的分析思路，提出相应的并较为适合我国国情的产权结构安排。

“企业组织的绩效表现”部分是剖析企业低效率根源以及提高绩效的动力，它不仅从理论上阐明了协调对企业效率的根本性影响，并通过全面梳理影响协调的因素来比较分析不同企业的绩效问题。首先，从协调水平对协作系统价值创造的根本性作用出发，分析了传统X低效率内涵的狭隘性，剖析造成企业X低效率的协调低效率内容；其次，根据影响两类协调水平的主要因素，对影响企业低效率的因素作了全面分析，从而考察提高绩效的动力问题；再次，基于对协调水平的剖析，通过对日、美企业进行比较分析，探索其各自协调的优劣因素；最后，进一步探讨了企业一体化中的协调效应和转移效应以及集群企业中的协调机制，分析了集群效率中的文化伦理因素。

“家族企业的存在解析”部分是对家族企业中隐性协调和治理机制特点的分析，它不仅揭示了缘伦理在各类组织中的核心地位，分析了缘伦理开放性转换的历史要求，同时，也比较分析了缘协调在当今企业组织中的优劣，从而探讨了家族企业的合理性变革。首先，通过对协作系统中的影响隐性协调的根本因素——伦理——的考察，分析家族企业中协调机制的优劣势；其次，分别对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现代企业以及同一社会文化下的家族企业和现代企业作比较研究，从中探索缘协调在当今社会中的优劣；再次，分析家族企业内部的治理机制，对家族企业的财务和治理软约束进行挖掘；最后，考察当前中国家族企业的现状和特色，分析其存在的意义和适应性，探究其内在的隐患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结语”部分是对企业组织的结构演变进行探索，主要从生产要素的改变角度来揭示新的协调机制特征，并由此来探索企业组织的网络化趋势。一方面，它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分工水平的深化、伦理认同的扩展出发，梳理作为协作系统的企业组织本身的组织结构、治理模式等变化过程；另一方面，它考察了企业组织所面临的网络化新特征以及相应治理模式的改变，从而揭示隐性协调对未来企业效率的重要意义，以及企业形态的演化趋势。

二 创新的观点

本书最大的特色和创新是理论体系构建的更全面和分析范式的系统化：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线路构建了一个协作系统观的企业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在为企业提供了理想形态的基础上又对现实企业进行了比较分析。一方面，该分析框架把目前似乎隔离的对企业组织性质的探讨和对企业治理机制的研究结合起来，把资源配置问题和动力问题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还把社会科学各学科有关企业组织的研究契合起来，不但为企业组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参照系，而且剖析了现实企业偏离合理状态（即本质）的程度和原因，从而把规范企业经济学和实证企业经济学纳入了一个统一分析框架。

显然，本书的逻辑前提与传统企业理论存在明显差别：传统的新制度主义企业理论主要从静态角度出发，把企业组织当作特定某个主体所有的工具，并从这个法定所有者的角度考察企业组织的规模扩张、内部治理等问题；本书的研究则把企业组织视为人类为满足自身需求而寻求与他人合作的协作系统，并且从这种合作半径扩展出发考察企业组织的产生、发展以及本质特征。正是基于考察前提的不同，它提出了一系列有别于传统的独特观点，得出了与传统理论相差较大的结论。例如，在企业组织的起源上，本书发现了协调机制的演化轨迹，从而更有助于对企业长期效率的探究，更能够清晰地预测企业组织的演变轨迹；在企业组织的性质上，本书提出了基于动态分析的综合收益增进说；在企业组织的规模上，本书揭示了收入转移效应以及现实企业过度扩张的内在动力；在企业组织的治理上，本书提出了相应的社会共同治理模式；在企业组织的效率上，本书剖析了协调低效率及其深层原因。

事实上，本书几乎在众多问题上都有所创新，这些观点存在于每一章节之中，这里不再一一列举，只将一些主要观点通过列表简要说明如下。

（1）就企业组织的理想状态和现实问题而言。企业组织本质上是人们为提高劳动有效性而形成的协作系统，在协作系统内各成员分工合作而促进了劳动之间的协调，并由此形成了相应的组织运行机理、生产和分工机理以及资源配置机理；但是，企业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要素所有者地位的不平等而导致了异化的发展，企业组织不再是为所有成员服务，而成为为特定个人服务的工具。根据这种分析，这里将现实中的主流企业形态与本书所揭示的企业内在本质进行比较（见表1）。

表1 企业组织的本质和表象

（2）就企业组织的未来发展而言。随着知识形态物化劳动的积累、人力资本异质性的增强、企业内部权力的分散，企业组织作为协作系统的特性也将愈发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曾经被异化的企业组织也将逐渐向其本质状态回归。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现实中企业组织的演化也可以看出，如施沃伦（2004：中文版序言）就将资本主义中企业的新模式与旧模式作了对比，这体现了企业组织逐渐向其本质的回归（见表2）。

（3）就中国企业的文化根植性而言。从文化伦理和行为机理上讲，基于儒家文化基础上的组织更为接近其本质，因为基于“知行合一”而追求“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传统理念有助于追求和谐的社会理想境界；因此，中国企业制度的建设应该根基于传统儒家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和谐的企业治理机制，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表3体现了东西方社会在认知特质、行为机理、组织结构以及治理模式方面的差异。

表2 企业组织的两类模式

表3 中西文化与企业组织比较

（4）就中国企业的改革方向而言。在产权安排、组织结构、治理机制等方面应该与特定的社会习俗和文化伦理结合起来，这也就是企业模式的本土化和传统化问题；同时，要努力克服本土模式在演化中可能的内卷化问题，而积极吸收其他文化下企业模式的有益养分，这是企业模式的国际化和现代化问题。例如，我们一方面说中国社会是集体主义的，缺乏个体自主的意识，另一方面又说中国人极度个人主义，整个社会就像一盘散沙而难以组织起来；同时，我们一方面说西方人是个人主义的，很难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另一方面又说西方社会具有高度的社会信任度，从而很容易组织起来。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两种貌似矛盾的说法呢？这就涉及两个社会的文化及相应的协调机制。传统中国社会的关系主要建立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上，孕育出了非常浓郁的非正式制度以及强大的缘共同体，从而使社会呈现出明显的集体主义特征；然而，由于这种特殊关系限制或排斥了一般抽象性的正式制度建立，从而导致社会缺乏一些外生的组织。相反，西方社会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一般性的抽象规则之上，从而正式制度比较发达，并由此可以形成诸多的社会组织；然而，由于非正式制度的不足限制了个体之间更密切关系的建立以及组织的凝聚力，从而又导致组织效率低下。显然，中国社会的问题在于普遍主义的正式制度的不足，而西方社会的问题在于特殊主义的非正式制度的匮乏，因而企业组织的合理建设应该是把两者结合起来，这也是中国企业的本土化和现代化问题。

总之，本书提供了一个开阔的研究视角，它有助于我们更系统地认知企业组织的起源、演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了解企业组织的性质、目的以及结构，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探究企业组织的效率来源以及相应的治理模式。事实上，企业组织本身也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它有自己的独特生命，也有其应承担的责任，而不能简单地成为特定个人或群体的工具；否则，这种工具性的企业组织是难以维持的（除非它能够适应环境不断地进行变革），对社会整体发展来说也不是很有利的（最多是次优的）。日本稻盛财团董事长稻盛和夫就写道：如果仅仅“拘泥于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利益，看到的范围就会有限，自己周围的狭窄的利益虽然能够看到，但超过一定的范围就看不到了。如果能摆脱利己，摆脱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具体活动，视野就会扩大好多倍。我发觉去掉自己的私心来思考问题，我的视野就会扩大”，“老是想着‘我’，就会把自己封闭在窄小的世界里。相反，如果脱离了‘自我’，世界观、宇宙观都会自然地发生变化，我感到摆脱自我，实际上能看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拘泥于自我，结果就会看不到世界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