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本章小结

作为导论内容，本章主要开展了以下研究工作。

（1）对背景和意义进行研究。认为除了企业伦理学科自身发展要求的内生驱动之外，中国经济紧密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的企业伦理实践的外生驱动，对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企业伦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直接推动了中国企业形象与伦理和国际企业形象与伦理的紧密融合。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要求对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企业伦理开展深入研究。通过这些分析和阐发，形成了关于本选题研究的价值和功能性认识。

（2）对国内外研究动态进行研究。形成了关于国内外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企业伦理研究上的基本认识，梳理自20世纪80年代弗里曼提出“利益相关者”概念和理论以来的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近5年的前沿理论和学术动态，并对相关者成果做出了基本评价，为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和文献基础。

（3）对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研究。通过对研究目标、基本内容、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形成了“企业形象与伦理—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研究框架，规定出基本研究内容，对于拟采用的研究方法做出了解释，提出了研究的三个主线和路径，初步规划出研究的总体轮廓。

（4）对本书的突破点和创新之处进行研究。认为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由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构成，要解决3个重点问题和4个难点问题。提出3个创新之处，即“以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方法构建企业伦理体系”；“提出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伦理之间的实体关系论”；“形成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伦理关系深刻认知”。该理论可能形成创新点，为研究指明了努力方向。

[1] 德国经济伦理学家科斯洛夫斯基在讨论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关系时，曾经指出政治经济学是产生于道德哲学的，而“政治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59年出版《道德情操论》，之后在1767年着手著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于1776年正式出版。斯密首先是伦理学家，然后才是经济学始祖。在他的经济学著述中贯穿了自己的经济伦理观念、理念和原则。他明确表示“道德性问题并不与经济学理论相矛盾，它必须接受这一理论并询问道，是否在经济学理论中现实的所有方面都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在经济活动中“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人类理性的一种基本规定”。亚当·斯密原本就是伦理哲学教授。参见P.科斯洛夫斯基（1996）。

[2] 2007年12月29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印发《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履行社会责任是中央企业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实际行动”，“是全社会对中央企业的广泛要求”，“是实现中央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央企业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合作的客观要求”。《指导意见》明确了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主要内容、主要措施，其中特别提出企业要建立“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定期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这是从中央政府管理部门层面第一个系统化、体系化的关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性文件，对于中央企业在社会责任建设上与国际接轨，对于国内各类企业参照央企开展社会责任报告建设工作，均具有指导意义。2008年以来，中央企业陆续开展了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制和发布工作，截至2016年，中国所有的中央企业都发布了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按照惯例，都是当年发布前一年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而且是放在上半年或第一季度最后一个月发布。

[3] 比如：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最具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之一就是国外“大坝”（即水电站）项目建设。国际河流组织（International Rivers）作为一个国际环境NGO，以保护全球河流和维护依赖河流生存的社区权利为宗旨，自然就是国际“大坝”项目建设的国际观察者，这一组织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标准”、“环境评估报告”和向项目建设企业反馈“本地社区诉求”。中国水电建设企业重视与国际河流组织利益相关者沟通，及时解决“大坝”本地社区利益相关者问题，形成了具有中国水电企业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伦理”模式，这些成果对于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化竞争具有借鉴价值，我国企业伦理研究者也应该就此类伦理实践做理论总结和研究工作。参见中国电力建设集团《2015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16年发布）、国际河流组织《新的长城——中国海外水坝行业指南》（2013年5月29日发布）。

[4] Business Ethics在我国理论界有多种翻译，如：企业伦理、经济伦理、商业伦理、商业道德、企业伦理学、经济伦理学等。周祖城认为关于Business的解释，在欧美国家一般规定为“那些旨在通过提供产品或服务获取利润的组织”，这样的组织实质上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企业。参见周祖城（2000）。还要做出解释的是本书所研究的是“企业伦理”，吸收了包括“经济伦理”中涉及的“企业伦理”的内容，考虑到长期以来一些学者固守“经济伦理”概念，尽管他们所形成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企业管理”、“企业决策”和“企业伦理”等议题和内容，但为了尊重研究者，可能文中常常出现相关专家冠以“经济伦理”的原创表述。“企业伦理”注重的是经济活动中微观层面的伦理内容，“经济伦理”更多注重的是宏观层面、中观层面的伦理内容，两者之间存在交叉也存在各自内在规定性。

[5] 比如：吴灿新在《现代哲学》1995年第3期发表《现代市场经济与企业伦理文化》，提出“现代企业是市场经济主体和微观经济基础，企业要在市场经济和企业经济效益中发挥作用就必须开展企业伦理文化建设”，并提出企业伦理建设的实现路径。吴元樑在《哲学研究》1997年第5期发表《市场经济和企业伦理》，提出企业伦理原则和经济原则之间体现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刘国光在《经济纵横》1997年第6期发表《加强企业伦理建设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提出“企业伦理建设要适应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也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张银光、王桂花在《生产力研究》1997年第7期发表《深化企业改革 加强企业伦理建设》，提出“企业伦理道德建设是深化企业改革，实现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保证”。从哲学与伦理学角度研究企业伦理的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是董慧、殷正坤发表在《理论月刊》1998年第12期上的《企业发展的新观点——浅谈企业伦理建设的必要性》，该研究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市场混乱、企业恶性竞争、员工道德缺失等，归根结底是“缺乏企业伦理”，“现代企业健康发展，必须开展企业伦理建设”，从根本上确定了企业竞争乱象的症结所在，并明确了完善企业管理的后续工作和应该努力的方向。这些学者的研究论述，在20世纪90年代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企业伦理研究上具有开拓意义和创新价值。

[6] 王雨辰认为中国市场经济中“信用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市场经济“信用伦理”。他提出“信用伦理”是作为“德性伦理”和“制度伦理”相统一的“信用”，“信用伦理”是对市场交易主体的“自由意志”和“财产权利”的尊重，“信用伦理精神”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信用体系的前提。参见王雨辰（2002）。李锡元和王艳艳认为我国企业经营管理者的道德水平实际情况、道德规范和原则要求、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伦理道德追求等会对企业伦理建设产生重要影响，初步提出企业经营管理者道德建设机制和内在机理。参见李锡元和王艳艳（2006）。

[7] 在乔治·恩德勒等主编的《经济伦理学大辞典》中提出企业伦理是一种理想规范的学说，这种理想规范理当引导企业通过社会和睦地运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自由来对社会的和谐做出自身的贡献。他们认为企业伦理学是关于建立对话过程的操作性学说，当利润原则和现行法律不能避免或缓解企业内外有关群体的利益冲突时，就应该展开这种对话过程。特别强调，企业伦理必须借助对话伦理，依靠利益相关者之间对话式的互谅过程来实现。参见乔治·恩德勒等（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