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企业是现代经济活动的主体，研究企业问题必须要将企业放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去考察。经济体系既是整体的，更是个体的，整体是个体相互关系演化的结果。从个体的视角来看经济活动，个人欲求必然是所有经济分析的起点，不管心理学对于“人”的欲求给出什么样的定义，至少人通过经济活动所生产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或服务”总是为了满足人某方面的欲求，这显然是符合实际的。因此，可以将经济活动的目的定义为尽可能增加物质和精神产品或服务的产出。

经济学家用投入产出模型来反映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效率，并意图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所反映的变量关系来找出决定经济增长最为核心的因素。罗伯特·索洛的模型“Y=F（K/AL，1）”属于这方面开创性的探索，在对这个模型的分析中，索洛发现资本K和人口L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收敛到一个稳定点，Y的持续增长主要取决于A，索洛将A定义为有效劳动。但是怎样的劳动才算是有效的劳动，决定劳动有效性的核心因素到底是什么？索洛将A视为外生变量，他并没有在这方面追问下去，也就是没有厘清劳动有效性的含义。

保罗·罗默的研究明确了A的核心就是知识，认为经济持续增长取决于知识存量的增加。那么，怎样才能促进知识存量的增加，决定知识存量水平的核心因素是什么？罗默考察和实证分析了研发投入、人口增长、人才储备等各因素对知识生产的贡献，发现这些因素与A的增长没有呈现一个确定的关系[1]。杨小凯强调，要理解A的本质，必须回到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基于阿伦·杨格对分工理论的深刻认识，杨小凯比较了“自给自足”和“分工”两种生产方式，他发现，如果全社会的人都自给自足，社会知识总量会与单个人的知识总量相差无几，是分工使得社会知识总量远远大于单个人拥有的知识量。因此，分工才是决定知识增长的关键[2]。

然而，分工会引发两类矛盾：一是个人的专业化生产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矛盾（产品分工）；二是分工之后，需要多个人相互协作来完成生产过程（产品内分工），这会产生多个个人目标之间的矛盾。因此，分工能否确立取决于这两类矛盾化解的效率。人类在实践中认识到化解这类问题唯有通过协作。因为，通过专业化协作能使协作双方都有机会获得专业化带来的额外好处，从而使协作双方的福利同时获得增加成为可能。

既然协作可以增加专业化双方的福利，为什么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主要以“自给自足”的方式进行生产，而不以专业化协作的方式进行生产？这是因为专业化协作面临多种困境，克服这些困境需要付出成本。当克服协作困境所需的成本大于专业化带来的好处，专业化分工就难以实现。造成专业化协作困境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信息问题。因为信息是人进行有目的的行为决策的基础，这源于人进行决策的过程是计算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地计算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差额。因此，关于成本和收益的信息获取就会非常关键。理论上，行为人如果拥有各种行为的全集信息，关于每一个行为的成本信息和收益信息都完全掌握，并且对所掌握的信息具有完全的计算能力，他就能做出最优决策。

然而，现实中的行为人进行决策必然面对信息不完全的问题，尤其是行为人之间进行专业化协作总会面临信息不足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信息不足和不对称的情况下，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会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从而会削弱专业化本身带来的好处。正是这种交易成本使得专业化协作，也就是专业化之间的交易并不容易实现。交易效率决定分工水平，交易效率高则分工水平高；反之，则分工水平低[3]。怎样才能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交易效率？这取决于组织分工的形式，亚当·斯密系统探讨了市场运用价格自由竞争机制来组织分工的效率，他强调“看不见的手”的力量[4]；科斯[5]指出市场组织分工之间的交易并不总是效率最高的，反而在有些情况下成本较高，而且这种成本以企业行政指挥机制来组织可能会更低，这不仅构成了企业出现的客观原因，而且也说明了组织分工之间的交易方式不止市场一种。而且，传统理论认为自由价格竞争机制和行政指挥机制之间的边界清晰，各自分属于市场和企业，互不相容。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发展，在企业中存在自由价格竞争机制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如何解释这种现象？这就需要深入认识互联网经济的本质，需要深入认识互联网经济体系给企业带来的变革。

根据以上阐述，可以将经济运行的逻辑体系描述如图1-1，从图1-1可以明确看出，企业和市场作为组织分工的组织形式，它们运行在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交织的环境中，两者的运作效率直接决定分工之间协作的效率，进而决定分工的深化发展能否实现，最终决定经济活动的产出能否获得持续性的增加。

图1-1 经济体系运行的逻辑构架

结合互联网来重新审视经济体系的运行逻辑，不难发现，互联网促进了经济网络化、虚拟化、知识化，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基于互联网运行的市场具有先天性的全球化基因。这些变化改变了企业的生存环境，从而也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消费者的消费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信息技术促进了劳动生产率水平获得大幅度的提升。物质产品生产的高效率使得物质产品的供应变得相对丰富，人们开始普遍增加对于精神产品的消费追求，个性化消费、体验式消费是反映人们消费需求转变的典型表现。因此，现代企业应当深入思考如何将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统一在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中。

第二，互联网给企业带来了全球化的市场空间，同时也使其面对来自全球的竞争对手所带来的挑战。过去，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主要表现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这只体现了商品贸易的全球化。现在，基于全球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进行资源整合已成为现代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尤其是基于互联网构建的市场，它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将原来分布在全球不同区域的片段化市场，有机融合成全球统一的大市场。在信息高速运转的虚拟空间，跨时空资源整合的交易成本获得了大幅度的降低。企业竞争战略的视角无论是从其发展所依赖的资源基础，还是从其生存的市场空间，都被扩大到全球。消费者和生产者不再界限分明，杰夫·豪[6]所定义的“众包”型企业发展模式，说明了企业利用互联网络可以直接将分布于世界不同地理位置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纳入其发展战略规划中。在众包活动中，消费者和生产者既不同于“自给自足”经济时代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完全为一体，也不同于“传统分工经济时代”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完全相分离。

第三，企业参与分工的战略从价值链升级为价值网络。互联网构筑的虚拟空间为分工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市场空间，社会分工、区域分工、国与国之间的分工、产业分工、产品分工、产品内分工以及企业内部的各种职能、流程、区段和业务等各种分工获得了充分的市场基础。在这种背景下，分工之间协作的模式已经突破价值链的边界，呈现网络形态的立体化拓扑构型，这是一种复杂的全球化分工网络体系。置于这种分工网络体系中的企业，不再只是作为价值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而是立体分工网络体系中的价值节点；其价值实现的路径不再受线性价值链边界的约束，而是可以沿着价值网络体系中多条路径进行延伸。因为分工网络体系赋予每个价值节点多种选择，所以它本身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由于分工的确立取决于分工之间的协作效率，在价值链型分工协作机制下，各分工单元之间以闭环的方式实现价值创造和信息循环，不同价值链条之间的信息互动被价值链边界轻易地阻隔了。这样一来，不同价值链之间就会存在很高的可占用性租金。而且，专业化程度越高，这种可占用性租金的值就会越大，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就会增加专业化之间进行协作的机会主义成本，从而使位于价值链各个环节的价值单元进入和退出的成本很高。而在价值网络型分工体系下，每一个价值节点通常都是多个价值创造过程（传统意义上的价值链）的一个环节，这种价值实现模式不仅增加了价值节点价值增值的机会，而且充分释放了价值节点参与不同价值创造过程的自由度。从信息互动的通路来看价值网络型拓扑构型，每一个价值节点与其相邻或者其他价值节点信息互动的通路，在理论上是有无限种可能的。这实际上将价值链式的闭环信息沟通模式直接升级为无边界化的信息互动模式。置身全球价值网络型分工体系，企业因同时能够参与多个价值创造过程，从而使它能够保持充分的自主性和创新性。

第四，平台化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组织形式。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从以企业之间的竞争为主转向以企业族群之间的竞争为主[7]。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是企业之间竞争的通常结果，这种博弈通常以争夺市场份额为目的，强调做大企业规模。在全球价值网络型分工体系中，企业拥有全球化的市场空间，而且它可以同时参与多个价值创造过程，因此，它主要通过联盟、协作的形式来构筑和实施生产经营决策。在这种情形下，企业和企业之间以合作博弈为主，强调做大市场和网络。当前，平台型企业大量涌现，这些平台型企业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如Google、Facebook、腾讯、阿里巴巴等典型的平台型企业，它们不仅是一个企业，而且是庞大的企业族群[8]。

第五，企业从一体化全能型组织走向以核心能力为主要竞争力的模块化组织，从基于规模和实体的经营走向虚拟经营。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等强调核心能力是塑造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规模庞大的企业反应笨拙，应当由具有核心能力的企业替代[9]。Richard R.Nelson尤其强调动态核心能力[10]。戈德曼等认为在分工发达的网络经济环境中，协作和联盟是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从而他们强调建立围绕核心能力的灵捷性虚拟组织[11]。在互联网时代，模块化展示出非凡的力量[12]，打造具有界面联系规则的核心能力模块型组织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13]。全球化时代，企业呈现出脑体产业分离的趋势，脑袋产业往往实行虚拟化经营。

第六，企业从边界内寻求价值到从外部无边界的社会体系中寻求价值。在崇尚实体经营的时代，企业的边界是清晰的，企业的价值链通常是很“完整”的，因此企业主要在边界内创造价值[14]。然而，在互联网经济时代，全球化的市场瞬息万变，企业为了提高市场的应变能力，将自身打造成简洁的核心能力模块。以客户需求为中心，在无边界的价值网络中，通过不断地融入各种价值联盟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费根堡母（Feigenbaum）提出全面质量管理（TQM）的思想，指出企业价值创造“始于顾客，终于顾客”。德鲁克（Drucker）直接指出企业的宗旨是创造顾客，他强调企业价值实现来自开放的社会体系。梅森（Mason）和贝恩（Bain）的SCP分析范式，及波特（Porter）的钻石模型则集中阐述了企业价值实现和开放社会体系之间的紧密联系，启发企业要从外部广阔的市场寻求价值创造。

综上，互联网经济强调分工与协作，强调开放与互联，它更突出在独立和相互联系中寻求平衡。这源于现代企业本身就是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亚体系，其生存和发展需要不断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这决定了企业必须保持开放的形态。然而，企业的实践面临诸多边界制约，这些边界表现为企业和市场之间的边界，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边界，企业和客户之间的边界，企业和供应商之间的边界，企业在经营时间上的边界，企业在经营空间上的边界，以及企业内部等级之间、部门之间、员工之间的边界，等等。因此，突破这些边界约束，让企业能以开放的形态在全球价值网络型分工体系中实现无边界化重构，成为互联网经济时代企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从理论上看，传统企业理论大都将企业置于规模边界的框架内进行研究。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将无形要素外生化，主要以资本（k）、劳动（l）、土地（e）等作为企业函数的变量，从而将其函数表述为f=f（k，l，e）的形式。由于资本、劳动、土地属于有形要素。所以，它体现的主要是实体规模特征。按照边际理论，资本、土地、劳动的边际效率遵循递减规律，即∂f/∂k＜0，∂f/∂l＜0，∂f/∂e＜0。因此，随着资本、劳动、土地等投入量的不断增加，f=f（k，l，e）的最优产出将收敛于一个常数，从而得出企业的实体规模是有边界的。然而，企业是有形要素（f₁）和无形要素（f₂）的集合，企业目标（f）是f₁和f₂的函数。理论上，可以用f=f（f₁，0），f=f（0，f₂），f=f（f₁，f₂）三种函数形式来对企业进行刻画，其中：f=f（f₁，0）表示企业目的和功能的实现只依赖有形要素的投入；f=f（0，f₂）表示企业目的和功能的实现只依赖无形要素的投入；f=f（f₁，f₂）表示企业目的和功能的实现同时依赖有形要素和无形要素的投入。然而，实践中企业完全只由有形要素构成或只由无形要素构成是不可能的，因此，f=f（f₁，0）和f=f（0，f₂）两种极端的函数形式在现实中不存在，任何企业都同时包含无形要素和有形要素。因此，f=f（f₁，f₂）是现实中企业的常态。古典企业函数属于典型的第一种极端形式f=f［f₁（k，l，e），0］，这种形式和现实严重脱离。新制度经济学派同样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通过比较企业进行额外一单位市场交易的替代所引起的管理费用增加与市场交易费用的减少，来确定企业发展的边界。该学派所探讨的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都是以实体规模为参照标准的，因此，其理论关于企业发展边界的观点仍然是主要基于有形要素。可见，古典经济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企业理论都属于典型的f=f（f₁，0）所描述的企业形式，它们明显忽略了无形要素对企业发展的内生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企业理论主要基于所有权来分析企业思考生产经营战略的资源基础，这容易忽视使用权、协作、联盟等对于资源不足的补充作用。实际上，包含了无形要素的企业［f=f（f₁，f₂）］体现的是能力，体现的是实现自身价值诉求和满足社会对其功能需要的能力，而不是规模。因为能力具有“质”和“量”相融合的特性，它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通过“量”表现的边界只能反映它部分特征，其更多的内涵表现为无边界的“质”的特征。从而，它是基于有形边界的无边界发展。

鉴于此，本书基于分工的视角，以“交易”和“产权”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融合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系统论等方面的知识来构建企业无边界化重构战略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案例的视角，从企业经营层面、管理层面和操作层面入手，考察和分析现代企业如何通过无边界化重构来将实体和虚拟融合成网络之大，在有边界中实现无边界发展。最后，本书提出了以核心能力为中心，构建通过塑造和延伸核心能力来实现企业无边界重构的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