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封皮裱紙文書：古籍公文紙背文獻的特殊形態_新发现古籍纸背明代黄册文献复原与研究-QQ阅读男频武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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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封皮裱紙文書：古籍公文紙背文獻的特殊形態

《河南圖書館學刊》2009年第2期發表的王曼茹、潘德利《〈文苑英華〉版本裝幀拾遺》一文，介紹了瀋陽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古籍善本《文苑英華》，稱該書爲明隆慶元年（1567）福建刻，隆慶六年（1572）、萬曆六年（1578）、萬曆三十六年（1608）遞修，並稱：“《文苑英華》一千卷，四周單邊，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二字，白口，單白魚尾，版心有鐫卷數，大十六開，正文一百冊，目錄一冊，合計一百一冊。”據其所述：該書前有明隆慶元年塗澤民序，次有同年胡維新序，由序得知當是胡維新、戚繼光刻，參加者還有福州太守胡帛；該書封皮均爲萬曆年間所配原書封皮，封皮襯紙均用當時福建官府廢棄公文紙托裱，公文紙所署時間爲萬曆三十六年（1608）至萬曆四十一年（1613），據此確定該書印刷裝訂時間當在萬曆四十一年（1613）。[45]

對於該書封皮托裱所用“廢棄公文紙”,《〈文苑英華〉版本裝幀拾遺》稱之爲一個“重要發現”,“經專家鑒定，未發現有此種版本裝幀的《文苑英華》，查閱多種古籍善本書目均没有記載。”關於裱紙內容，該文介紹稱：“這部《文苑英華》是利用明代萬曆年間，福建官府當時廢棄的公文紙作書皮襯紙托裱印製而成的。逐本翻閱該書的封二封三，更多的是用萬曆三十六年（1608）至萬曆四十一年（1613）六年期間手寫的福建官府帳簿冊紙，其中監察御史、主簿、典史等官銜人名，年月和記項，還有帶藍色花邊的 ‘憲票’，均歷歷可辨，上面還留下不少明代福建官府的朱文印記和鈐記，大小兩款。”[46]

筆者近年從事古籍公文紙背文獻的整理研究，投入相當精力搜集現存古籍公文紙背所保存的原始文獻，當得知上述信息後，遂於2015年7月帶領研究生前往查閱抄錄，經親手翻閱和實測，得知該書現爲20函101冊，除第1函爲六冊外，其餘19函每函均爲5冊。書長30.1厘米，寬19.2厘米，框高20.8厘米，寬15.1厘米。每冊封皮所用公文紙托裱情況不一，多則四葉，少則一二葉，共計用公文紙托裱317葉。每葉公文裱紙的形式多爲單紙托裱，部分爲兩張或多張殘缺公文紙拼合托裱。公文形成的時間，上至萬曆三十七年（1609），下至萬曆四十一年（1613），未見萬歷三十六年（1608）公文，內容均爲福建福州府、建寧府、延平府、汀州府、泉州府、福寧州等下屬各縣的官府行文，主要爲各縣上呈巡按福建監察御史的公文，內容包括記載官府日常開支的帳簿（宴席及其席面物品、印刷書籍所用紙張、收孤老情況等）；向上級（監察御史）呈報轄內的各項事宜（出巡事、公務事、禮儀事等）等，部分公文既有朱印也有藍色戳記。公文撰寫者涉及知縣、縣丞、主簿、典史等官員。另外還有帶藍色花邊的“憲票”，多爲表格形式，加蓋有朱印和簽押。這些藍色花邊憲票雖多有殘缺，但仍能反映出憲票的整體面貌。

瀋陽師大所藏明本《文苑英華》的價值，除了《〈文苑英華〉版本裝幀拾遺》一文作者概括的“公文紙痕跡可作爲推斷版刻年份的參考”、“是一種經濟實惠的古籍裝幀表現藝術”、“非但没有降低價值反倒爲此增添了特色”、“是一份難得的四百年前的行政管理和經濟史料”、“透露了明萬曆年間中國福建省的經濟信息”和“爲我國珍善本古籍園地增添一朵豔麗奇葩”等幾個方面之外[47]，筆者以爲該書對古籍公文紙背文獻的整理研究至少還有兩個方面的重要價值：一是在人們熟知的公文紙本古籍紙背文獻典型形態之外，提供了一種保存於線裝古籍封皮裱紙的新形態，從而豐富了公文紙本古籍紙背文獻的形態構成；二是提供了古籍版本的內文版刻時間與封皮裱裝時間不同步的確鑿證據，對深化古籍紙背文獻學基本問題的認識具有積極的學術意義。

《文苑英華》爲公文紙本古籍提供的新形態主要是指它保存的明代公文殘件位於該書封皮的裱紙而非通常的內文紙背。我們知道，公文紙本古籍又被稱爲“公牘紙本”、“文牘紙本”、“官冊子紙本”等，是指古代利用廢棄的官私文書、帳簿文獻等紙張背面來印刷古籍的線裝書，宋元明時期居多，清代較少。其形態主要是作爲原始文獻的官私文書內容位於線裝書紙葉的背面（內面、反面），而作爲次生文獻的古籍內容位於線裝書紙葉的正面（外面），這也是公文紙本古籍原始文獻被稱爲紙背文獻的主要原因。當然，我們近幾年在查閱公文紙本古籍時也發現有官府公文位於古籍正面，亦即原始文獻和次生文獻位於同一葉面的情況，但這種情況極其少見。因此，我們可以將這種雙面文獻亦即正面爲傳世古籍文獻內容，背面爲官私文書原始文獻內容的類型稱爲內文紙背型的公文紙本古籍。內文紙背型是公文紙本古籍的主要形態和典型形態。但我們上文介紹的《文苑英華》卻是內文紙背没有一葉帶有原始文獻的官私文書內容，亦即內文用紙並非官私文書的廢紙，倒是作爲古籍附屬構成的裝幀用紙，確切地說是該書的封皮裱紙卻用了相當數量的廢棄官府公文。這種使用廢棄的公私文書爲古籍封皮加固的護封裱紙形式，我們可以稱之爲封皮裱紙型公文紙本文獻。封皮裱紙型公文紙本文獻我們在一些古籍線裝書上也見過，但數量很少，往往不過一兩葉，至多幾葉，形不成規模，文書內容自然也構不成系列。而《文苑英華》因爲是數至千卷的巨著，多達20函101冊，每冊公文裱紙雖也不過幾葉，但積少成多，將包括外封的紙背裱紙和內封的正面裱紙以及背面裱紙全部加起來就蔚爲大觀，總數達317葉，既具有了相當的歷史資料價值和文獻文物價值，更具備了一定的規模效應，成爲一宗兼具文物價值與文獻規模的明代福建官府第一手資料的文書檔案，因此，它在封皮裱紙型公文紙本古籍中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總之，瀋陽師大藏明本《文苑英華》提供了一種公文紙本古籍文獻的新形態——封皮裱紙型；封皮裱紙型與內文紙背型對稱，可以視爲公文紙本古籍典型形態之外的補充形態；封皮裱紙型與典型形態的內文紙背型一起構成了公文紙本古籍類型的基本結構（公文紙本古籍還有一種拓本裱紙形式的類型，此處暫略）。毫無疑問，《文苑英華》爲我們整理研究公文紙本古籍和建構古籍紙背文獻學的學科框架提供了新材料、新類型，值得珍視。

《文苑英華》提供的線裝古籍內文版刻時間與封皮裱裝時間不同步的確鑿證據，主要是指該書用於封皮裱褙用紙確實存在使用後代公文的情況。王曼茹、潘德利一文早已指出瀋陽師大所藏明本《文苑英華》前有明隆慶元年（1567）塗澤民序，次有同年胡維新序，該書爲明隆慶元年福建刻，隆慶六年（1572）、萬曆六年（1578）、萬曆三十六年（1608）遞修[48]，並根據封皮襯紙所署時間爲萬曆三十六年（1608）至萬曆四十一年（1613），推定該書印刷裝訂時間當在萬曆四十一年（1613）。對於王文所述《文苑英華》內文版刻時間，筆者没有研究，不敢妄議，但對於現存封皮裝幀時間的判定則可以根據我們新查檢到的資料線索予以重新認識。我們知道，古代官府公文能夠使用於公文紙本古籍的印裝，必定是在官府公文廢棄之後，而公文的廢棄又必然是在官府檔案保存逾期之後。明代官府檔案保存期限多長，筆者尚未查到，但唐宋時期官府檔案的保存期限是有相關規定的。據《唐律疏議》卷一九《賊盗》疏議，唐代官府公文檔案有“常留”與“不常留”之分，不常留的文書是“每三年一揀除。”[49]據《慶元條法事類》卷一七《文書門·文書令》，宋代官府公文檔案有也有“長留”、 “不長留”的規定：“諸制書及重害文書，若祥瑞、解官、婚田、市估、獄案之類，長留”,“諸架閣公案非應長留者，留十年，每三年一檢簡。”[50]由此可見，宋代的皇帝制書和“重害文書”亦即“祥瑞、解官、婚田、市估、獄案之類”的文書屬於永久保存的“長留”檔案，而其他“非應長留者”的檔案保存期限則是十年，且是“每三年一檢簡”，即每三年揀除淘汰一次。明代的檔案肯定也有永久保存和限期保存之分，限期保存的檔案具體時間僅管我們目前尚未弄清，但相信與宋代限期十年應該相同或相近。《〈文苑英華〉版本裝幀拾遺》推定該書印刷裝訂時間當在萬曆四十一年（1613），暫且按明代一般文書檔案保存期限爲十年計算，《文苑英華》封皮的裝訂時間最早也要到十年之後的天啟三年（1623）之後。

實際上，《文苑英華》封皮的裝訂時間比天啟三年（1623）更晚許多。我們在查閱時發現，該書第1函第1冊封一背面裱紙隱約有一方朱文反印和一行反字，經仔細辨認字跡爲“乾隆肆拾柒年肆月日”等，這也是該書封皮裱紙中唯一的一件清代文書殘葉。這說明該件清代公文裱紙殘葉應是在清朝乾隆四十七年（1782）以後才裱褙在封皮之上的，該書封皮裱紙所用明代公文也應是在清朝乾隆四十七年（1782）以後才裱糊的。由此還可以進一步推定，《文苑英華》封皮裱紙的裱糊時間與《文苑英華》內文正文的印刷時間並不同步，《文苑英華》內文正文的印刷時間在前，封皮裱紙的裱糊時間在後，二者前後相距時間至少一百多年，現有的封皮裱紙應是藏家在《文苑英華》初印一百多年之後爲保護封面而後來加裱上去的。《文苑英華》封皮裝幀時間與內文印刷時間的不同步對於研究公文紙本古籍的類似情況無疑具有重要的尺規意義和參考價值。

附明刻《文苑英華》封皮裱紙文書兩例：

一第一函第二冊封皮裱紙文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