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近代以來公文紙本古籍的流傳和存佚

——兼议公文纸本原始文献与次生文献的价值比较

古籍公文紙本包括公文紙印本和公文紙抄本兩種，本指古人利用廢棄官府公文檔冊和私人文書背面刷印的古籍，有“公牘紙”“文牘紙”“官冊紙”“冊子紙” “冊籍紙”等不同稱謂[19], 1987年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一書使用“公文紙印本”一語著錄此類古籍以後，公文紙本古籍才有了統一的稱謂。1989年瞿冕良先生《略論古籍善本的公文紙印、抄本》一文又在公文紙印本之外，提出了公文紙抄本的概念，並列舉了十多種公文紙抄本的古籍。[20]於是，涵蓋公文紙印本和公文紙抄本兩種古籍形式於一體的“公文紙本”概念的提出就成爲一種必然，這也是筆者近年有時在使用“公文紙印本”之外也不排除使用“公文紙本”一稱的學術背景。不過，瞿文在追述公文紙印本起源時提到了敦煌文書中一紙兩面書寫的寫本，認爲“是我國版本史上最早的公文紙抄本”。[21]從公文紙本古籍廣義的內涵講，將敦煌文書（包括吐魯番文書）唐五代宋以前兩面書寫的抄本納入公文紙本也未嘗不可，但爲避免雜糅混淆之嫌，本文使用的公文紙本古籍一語僅指以冊葉線裝形式傳世的古籍，暫不包括像敦煌文書和黑水城文獻等考古發現的卷軸裝公文紙印本和公文紙抄本，這是本文必須首先說明的一點。

自從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將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宋代公文紙印本《王文公文集》（王安石文集）紙背文獻拆裝原色原大影印出版成《宋人佚簡》[22]以來，國內學術界對這批南宋的公私檔案文獻形成了相當數量的研究成果。本世紀初以來，筆者在潛心黑水城漢文文獻整理研究的同時，也開始關注、介入《宋人佚簡》的整理研究，先後指導研究生完成了五篇有關《宋人佚簡》整理研究的碩士學位論文，發表了一系列專題研究論文，並與魏琳等合作出版了《南宋舒州公牘佚簡整理與研究》一書。[23]以此爲基礎，筆者還在2012年4月12日《光明日報·史學理論版》上發表《公文紙本：傳世文獻最後一座待開發的富礦》[24]一文，在2013年6月5日《中國社會科學報》A5版《歷史學》發表《現存古籍公文紙本數量概說》[25]一文，呼籲學術界重視公文紙本古籍原始文獻資源的開發和整理研究。近年，隨着學術界關注度的提高和國家社科基金課題的連續立項，公文紙印本古籍的整理研究正方興未艾。同時，筆者在各地圖書館調研、查閱和抄錄公文紙本古籍原始文獻的過程中，也遇到了公文紙本古籍資源底數不清、查閱障礙太多、整理難度太大等問題，因此草成此文，以求教於學界同仁尤其是圖書館學界、古籍版本目錄學界的學者朋友，殷望各位不吝賜教。

全國現存古籍數量龐大，據文化部副部長周和平在2007年接受中國政府網採訪時稱：“現在據圖書館、博物館和文獻收藏單位不完全統計，數量在2700萬冊以上。大量存在於民間的古籍國家還没有進行統一的普查等級，數量至少在3500萬到4000萬冊以上。”[26]這還不包括民間大量藏於個人和寺廟的古籍。由於我國的古籍普查登錄系統目前没有採集公文紙本古籍的專門信息設置，也没有進行過這方面的普查，因此，我們並不了解國內外目前古籍公文紙本存世數量的確切信息，我們衹能借助以往學者的相關著錄加以推測。

公文紙本古籍如果以寫本言，誠如瞿文所說應始於敦煌文書、吐魯番文書主體時代的唐代，如果以印本言應始自宋代。換言之，以一紙雙面文獻爲特徵的公文紙本古籍至遲在宋代已開始存在和流傳。但在相當長時間內，公文紙本古籍衹是作爲一種少見的特殊版本形式存續於歷史發展的長河之中，並未引起人們太多的注意。傳世文獻中首見文人學者提及公文紙本古籍的似是元代人吳師道，他在宋姚宏《戰國策註》序跋中說：“余所得本，背紙有寶慶字，已百餘年物，時有碎爛處。”[27]吳師道的序跋作於元文宗“至順四年（1333）癸酉七月”，吳氏所稱經歷百餘年時有碎爛的“所得本”應是刻於宋理宗寶慶年間的公文紙本。吳氏爲南宋入元人，這是筆者目前所知最早提及公文紙本古籍的古代學者。如果說吳氏還衹是順便提及公文紙本的個案和特例的話，那麼到了明人張萱《疑耀》一書，則專門設置了談論古籍公文紙本這一版本現象的條目。該書卷三《宋紙背面皆可書》記載：

顏文忠毎於公牒背作文稿，黃長睿得雞林小紙一卷，已爲人書鄭衛《國風》，復反其背以索靖體書章草《急就》二千一百五十字。余嘗疑之，自有側理以來，未聞有背面皆書者，顏乃惜紙，黃或好奇耳。余幸獲校秘閣書籍，毎見宋板書，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類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1099）及崇寧五年（1106）公私文牒箋啟之故紙也。其紙極堅厚，背面光澤如一，故可兩用，若今之紙不能爾也。[28]

張萱是明後期人，萬曆年間爲官，曾授殿閣中書、戶部郎中、平越知府等。其云“獲校秘閣書籍”，應是在京師做官時所爲。他原來還懷疑宋人的公文紙張印書之事，但及至親自入校皇家秘閣書籍，才知道“宋板書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疑耀》中此《宋紙背面皆可書》的條目和對公文紙本用紙的議論，是古代學者有關宋代公文紙本古籍最早的議論和研究，很值得重視。進入清朝和民國以後，公文紙本古籍已經成爲藏書家和版本目錄學家時常記載和議論的話題，可以說已經成爲相關領域學者們關注的一個學術話題，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下面引述的瞿文和列表中看到。這一時期，需要特別提到的是清末民初的版本目錄學家葉德輝及其《書林清話》。在《書林清話》一書中，卷八《宋元明印書用公牘紙背及各項舊紙》一節即是專門研究公文紙本古籍的成果[29]，卷六《宋人鈔書印書之紙》也涉及了不少公文紙本古籍的內容[30]，葉德輝堪稱清末民初記錄、研究公文紙本古籍最有成就的專家和大家。新中國建立後直至改革開放新時期，在公文紙本古籍整理方面最大的成就是《宋人佚簡》的出版，這種拆裝原色原大彩色影印出版的形式也是目前公文紙本古籍最理想、最高水準的整理方法。在公文紙本古籍研究方面最有成就的學者應首推瞿冕良先生，而他的《略論古籍善本的公文紙印、抄本》一文集錄了所見所知清代民國時期各私家藏書目錄、題跋有關公文紙本古籍的所有資料和公立圖書館收藏的情況，也是近代以來對清代民國時期公文紙本古籍目錄的系統梳理和進行綜合研究的第一人。[31]因此，本文有關近代以來公文紙本古籍的流傳和存佚就主要圍繞瞿文內容的再整理、再分析展開。

（一）清代民國時期著錄的公文紙本古籍已有相當部分不見蹤影

瞿文是目前摘錄公文紙本古籍最多最豐富的文獻，列出公文紙本古籍總計有101種。這101種公文紙本古籍是瞿氏根據所見各種善本書目、題跋而摘出，著錄的內容一般包括作者（編者、輯者）、書名、卷數、版本、年代等，對於現今藏地明確的書目，往往直接標明“現藏北京圖書館”或“現藏臺灣 ‘中央’圖書館”等中外圖書館的名稱，對於歷史上有著錄但現今不知藏地或下落不明的書目，則衹揭示該書的著錄來源根據，不涉及現今藏地的信息。因此，我們可以根據這兩類信息，將藏地明確和下落不明的兩類書目分別列表如下：

公文紙本古籍現今藏地明確的書目（印本45種，抄本1種，總計46種）

公文紙本古籍現今藏地不明的書目（印本41種，抄本14種，總計55種）

以上“公文紙本古籍現今藏地明確的書目”就是筆者根據瞿文清單而來，其中收藏單位一欄所列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南京圖書館、浙江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蘇州大學圖書館、旅大市圖書館、蘇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寧波天一閣、臺灣“中央”圖書館、臺灣故宫博物院、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日本靜嘉堂文庫，都是瞿文明確著錄的“現藏”圖書館。筆者曾經核查過《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和《中國古籍總目》等書，瞿文上表所著錄的公文紙本古籍的國內收藏單位絕大多數與上述書目一致。有關境外與國外的收藏單位，筆者也查對了日本學者竺沙雅章1973年發表的《漢籍紙背文書の研究》一文[32]，該文附表中的李賀《歌詩編》4卷集外詩1卷確實收藏於臺灣“中央”圖書館，南宋紹興間刻本《白氏六帖事類集》確實藏於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竺沙雅章作20卷），南宋紹興間刻本《歐公本末》4卷本確藏於日本靜嘉堂文庫。由此可見，瞿文著錄的收藏單位應是其親見或依據相應的圖書館藏目錄，可以信從。

以上瞿文不著現今藏地的古籍公文紙本書目，瞿文本身並没有解釋不著現今藏地的原因和內涵，筆者推測可能是作者瞿先生成文時尚不知上述書目的下落而然，因此筆者將瞿文該部分古籍概稱爲“公文紙本古籍現今藏地不明的書目”。實際上，根據筆者的考察和分析，瞿文這部分古籍有三種情況：一是有少部分古籍現在已歸藏於中外公私圖書館，二是有相當部分可能已經失傳或滅失，三是有一部分目前可能仍然存世但暫時不知下落或尚未識別。

關於少部分古籍現在已歸藏於中外公私圖書館的情況，至少有《洪氏集驗方》《爾雅疏》[33]《增修互註禮部韻略》《歐陽先生文粹》《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僑吳集》《蛟峰集》《蛟峰外集》《山房先生遺文》《城遊錄》《文章軌範》《史記題評》《樂府詩集》《負暄野錄》等書屬於這種情況。例如宋人洪遵5卷本《洪氏集驗方》一書，瞿文稱：“南宋姑孰郡齋本。《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稱用淳熙七、八年（1180、1181）官冊紙背印，中鈐官印，惜不可識。”[34]瞿文未著此書今藏地，但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古籍善本總目》等書，今國家圖書館藏有此書。又據2008年6月30日《人民日報海外版》所刊《宋刻孤本 〈洪氏集驗方〉》一文介紹，此書即“宋乾道六年姑孰郡齋刻公文紙印本”，稱其“用公文紙刷印，紙背文字清晰可見，爲宋淳熙七、八年（1180、1181）檔冊內容。”二者版本和年代均相同，可證瞿文著錄的《洪氏集驗方》一書今藏國家圖書館無疑。再如宋人毛晃5卷本《增修互註禮部韻略》一書，瞿文稱：“元湖州刻本，用元初戶口冊子紙背印，載有 ‘湖州路某縣某人，亡宋民戶，至元某年歸順’字樣，見《滂喜齋藏書記》。”[35]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等書，上海圖書館藏有《增修互註禮部韻略》一書，稱其爲宋刻元公文紙印本。2013年由南開大學教授王曉欣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元公文紙印本《增修互註禮部韻略》紙背所存元代戶籍文書的整理與研究”，就是對上海圖書館所藏《增修互註禮部韻略》一書的整理研究課題。據王曉欣先生介紹，上海圖書館藏該書即源自滂喜齋，五卷本，內容爲元初湖州路各縣戶口冊，可見瞿文著錄的該書即今上海圖書館所藏。又如宋邢昺《爾雅疏》10卷本，瞿文稱：“元覆印北宋本。據陸心源、傅增湘記載，紙背係元致和、至順中公牘，有蒙古文官印，曾藏蘇州袁氏五硯樓。”[36]而竺沙雅章《漢籍紙背文書の研究》一文附表中即有日本靜嘉堂文庫的“致和、至順間公牘”本《爾雅疏》10卷。[37]瞿文所稱的“紙背係元致和、至順中公牘”與靜嘉堂文庫的“致和、至順間公牘”高度契合，二者顯然同爲一書。此外，瞿文所著錄的南宋刻巾箱本宋代文牘紙印《歐陽先生文粹》現今歸藏於南京圖書館，元刻國子監生功課簿紙背印《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今藏於靜嘉堂文庫，元至正二十二年刻昆山錢糧冊紙背印《通鑒續編》今藏於國家圖書館，明弘治九年刻明人箋翰簡帖紙背印本《僑吳集》今藏於國家圖書館，明天順間刻弘治嘉靖遞修官文書紙印本《蛟峰集》《蛟峰外集》《山房先生遺文》今藏於南京圖書館，明嘉靖刻公文紙藍印本《城遊錄》今藏於南京圖書館，明嘉靖刻官紙背印《文章軌範》今藏於南京圖書館，明刻公文紙印本《史記題評》今藏於南京圖書館，明末汲古閣刻明公牘紙印《樂府詩集》今藏於上海圖書館，明隆慶五年昆山人葉恭煥抄本嘉靖十八年官文書紙反面寫《負暄野錄》今藏於上海圖書館。

關於有相當部分可能已經失傳或滅失的情況，應即上表中標註爲“現藏地不明”中的書目。不過，這應該區分爲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現藏地不明”的宋元公文紙印本古籍應該已經失傳或滅失，如宋刻元符二年（1099）、崇寧五年（1106）公私文牘紙背印本《治平類編》，北宋仁宗時刻南宋初修補宋官文書紙印本《爾雅疏》[38]，南宋刻乾道六年（1170）官司簿冊紙背印《北山小集》，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邵州公使庫刻印10卷本《花間集》[39]，南宋刻收糧案牘廢紙印《蘆川詞》，南宋刻冊子紙印本《皇朝文鑒》，南宋紹興四年（1134）刻冊子紙背印《戰國策註》，南宋刻宋樞府諸公交承啟劄紙背印《揚子方言》,“紙背亦宋人公移文牘”印本《陶詩》，南宋刻宋人詩稿背印《放翁先生劍南詩稿》，宋蜀刻元公牘紙背印《漢書註》，元刻冊子紙印《皮子文藪》，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平江路刻印本《戰國策校註》等，都應該是已經損毀或滅失的公文紙本古籍。之所以做這樣的推斷，一是因爲我們從現在大型古籍目錄書《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和《中國古籍總目》以及各大圖書館目錄中都查不到上述古籍的信息和蹤跡；二是宋元刻本屬於古籍善本中的精品，相當於“超級善本”，歷來爲古籍版本、目錄學家和收藏家所珍視熟知，如果這些古籍存世，一般來說都逃不過他們的眼睛，多少會有所著錄。既然不見各家書目和圖書館著錄，那衹能依理推斷已經失傳或滅失。第二種情況是“現藏地不明”的明清公文紙本古籍應該大部已經失傳或滅失，但不排除還有一部分尚未識別出來（理由詳下）。

關於有一部分古籍目前可能仍然存世但暫時不知下落或尚未識別的情況。上面主要是分析瞿文中“現藏地不明”的宋元公文紙印本古籍應該已經失傳或滅失，現在再分析一下明清公文紙本古籍應該大部已經失傳或滅失，但不排除還有一部分尚未識別出來的問題。我們之所以作出這樣的推測，主要是基於明清古籍歷來不爲古籍版本學家、目錄學家和收藏家所重視，明代古籍和清代前期古籍受到重視並被國家列爲善本衹是近幾十年的事情。流風所及，人們對明清公文紙本古籍重視的程度遠不及宋元公文紙印本古籍，因此古籍版本學家、目錄學家和收藏家對明清公文紙本古籍的著錄極少。加之一般市縣級圖書館工作人員也缺乏對公文紙本古籍的了解和相關知識，没有給以必要的關注，因此一般圖書館目錄卡片不對公文紙本的信息予以著錄，這就造成了有相當數量的明清公文紙本古籍没有得到識別，長期湮没於一般古籍之中。《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和《中國古籍善本總目》雖然著錄了不少的公文紙本古籍，但明清公文紙本古籍由於時代稍晚或刻印裝幀稍欠，也未能入選其中。例如2010年6月公佈的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中，明嘉靖十三年（1534）江西布政司刻本（公文紙印本） 《蘇文忠公全集》（111卷）和明隆慶六年（1572）施篤臣、曹科刻公文紙印本，羅振玉跋《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30卷）就没有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和《中國古籍善本總目》中得到著錄。2014年4月公佈的第四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中，明正德九年（1514）張縉刻公文紙印本《宋學士文集》 （75卷，存49卷）一書也没有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和《中國古籍善本總目》中著錄過。這就是我們推測瞿文中“現藏地不明”明清公文紙本古籍中有一部分尚未得到識別的基本依據。事實上，瞿文中“現藏地不明”的明清公文紙本古籍中也的確有一部長期未得到識別、未被《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和《中國古籍善本總目》著錄而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古籍，這就是瞿文所列的“明刻本，用公文紙背印。據趙鴻謙記背有朱絲欄，並官印”[40]的《史記題評》一書。第四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公佈的古籍中就有一部藏於今南京圖書館的明嘉靖十六年（1537）胡有恆、胡瑞刻公文紙印本《史記題評》，該書顯然與瞿文所記應是一書。又如，瞿文中所云現藏地不明的明隆慶五年昆山人葉恭煥抄本，用嘉靖十八年（1539）官文書紙反面寫《負暄野錄》一書，據筆者親自查閱，發現其現藏於上海圖書館。所以，筆者推測瞿文中“現藏地不明”的明清公文紙本古籍今後還會有一部分會陸續得到識別和公佈，瞿文中“現藏地不明”的明清公文紙本古籍不大可能全部失傳或滅失。

以上我們在列表和分析瞿文所述宋元明清公文紙本古籍的存佚情況基礎上，可以對近代以來公文紙本古籍的流傳和保存情況做出一個基本估計和判斷。根據以上“公文紙本古籍現今藏地明確的書目”和“公文紙本古籍現今藏地不明的書目”統計，瞿文所列公文紙本古籍藏地明確的古籍包括印本45種，抄本1種，總共46種；現藏地不明確的印本41種，抄本14種，總共55種，二者相加爲101種。[41]在這101種版本的公文紙本古籍中，現在藏地明確的46種毫無疑問是現存的古籍，而在瞿文當時不明藏地的55種中，我們判斷至少應有14種已經歸藏中外公私圖書館之中，在其餘現藏地不明的古籍版本中，我們分析12種宋元公文紙印本古籍可能已經失傳或滅失。這樣，在剩餘的現藏地不明的明清版本古籍還有29種。對這29種版本古籍的具體下落，我們目前還無法做出準確判斷，衹是推測應該大部已經失傳或滅失，但不排除還有一部分尚未識別出來。如果以三分之二失傳或滅失、三分之一尚未識別出來計算，則29種古籍中失傳或滅失的應在20種左右，尚未識別的應占9種左右。如此，則瞿文涉及的101種歷代公文紙本古籍中，現藏地明確的46種加上瞿文當時不明藏地而我們判明已經歸藏中外公私圖書館的14種，再加上現藏地不明中約有三分之一左右可能尚未識別出來的9種，瞿文所知公文紙本古籍版本流傳下來的應是69種左右，已經失傳或滅失的應是32種左右，兩者比例應是流傳率約占68%，失傳率約占32%。

以上瞿文所涉公文紙本古籍版本流傳率與失傳率對於我們判斷近代以來整個公文紙本古籍的存佚狀況具有重要的指標意義和參考價值。根據筆者目前掌握的資料，瞿文所知公文紙本古籍的數量遠非現存的全部，但卻是近代以來直至目前古籍版本學家、目錄學家和收藏家著錄最多的一種，因此，該文對揭示近代以來公文紙本古籍的存佚狀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再者，從瞿文引文內容可見，他依據的資料除了極少數屬元明時期之外，絕大多數出自清代和民國時期的古籍版本學家、目錄學家和收藏家之手，因此，這一書目反映的應主要是清代和民國時期公文紙本古籍的存世情況。而將這一清末民初存世情況與目前的佚失狀況一進行對照，則百年來公文紙本古籍的存佚狀況便顯而易見。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瞿文古籍版本流傳率與失傳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個近代以來公文紙本古籍的存佚狀況，即流傳至今的公文紙本古籍應占清末民初時期全部公文紙本古籍的近70%，失傳或滅失的應占全部公文紙本古籍的30%多。換言之，近代以來整個公文紙本古籍的流傳率與失傳率之比是5.4∶ 4.6，這應是近代以來公文紙本古籍整個存佚狀況的近似寫照。

總而言之，明清時期著錄的公文紙本古籍截至目前大約已有三分之一不見蹤影，這既是近代以來公文紙本古籍流傳的一個基本狀況，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嚴峻現實。

（二）公文紙本古籍保存現狀亦有隱憂

筆者近年來致力於公文紙本古籍文獻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先後到多家圖書館、博物館查閱、抄錄公文紙背的原始文獻。在這一過程中，筆者發現，《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和《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刊載的古籍公文紙本至少有幾種有目無書，在相關圖書館查不到現存的實物。這幾種古籍公文紙本：一是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的宋刻宋元遞修公文紙印本《魏書》，二是北京市文物局收藏的明張溥刻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公文紙印本《廋度支集》，三和四是蘇州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明代蘇州顧氏刻《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說》公文紙印本《寓意編》和《國寶新編》。

有關南京大學圖書館藏宋刻宋元遞修公文紙印本《魏書》的情況，見於《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68、69頁。據該書所載，公文紙印本《魏書》共有五種：1．配宋元明遞修本，編號爲717號，藏北京圖書館（0101，北京圖書館）; 2．存十二卷本，編號爲718號，藏上海圖書館（0201，上海圖書館）; 3．存卷47、81的兩卷本，編號爲719號，藏四川圖書館（2701，四川圖書館）; 4．存卷41的一卷本，編號是720號，藏南京大學圖書館（1641，南京大學圖書館）; 5．存卷1至17的十七卷本，編號是723號，藏北京圖書館（0101，北京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藏宋刻宋元遞修公文紙印本《魏書》的情況，也見於《中國古籍善本總目》第2冊229至230頁史部紀傳部分。據該書刊載，公文紙印本《魏書》共有六種，均不記行款：1．配宋元明遞修本的是845號（0101，北京圖書館）; 2．存第41卷一卷本的是846號（1641，南京大學圖書館）; 3．存卷42一卷本的是847號（0201，上海圖書館）; 4．存十二卷的是848號（0201，上海圖書館）;5．存卷47、81的兩卷本是849號（2701，四川圖書館）; 6．存卷1至17的十七卷本的是854號（0101，北京圖書館）。從以上所列可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和《中國古籍善本總目》雖然有關公文紙印本《魏書》藏書的總數有異，一記五種，一記六種，但所記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一卷本的宋刻宋元遞修公文紙印本《魏書》則完全相同。然而不可思議的是，筆者曾於2012年11月通過南京大學的兩位學者查閱該校圖書館所藏的公文紙印本《魏書》，但得到的回答均稱没有此書，後來圖書館採訪部榮方超先生11月16日還給筆者回復了一個郵件，稱：“先生：您好！得知您要查閱宋刻元印《魏書》，即向古籍部同事詢問。古籍部查找了南大自編館藏目錄以及古籍資料庫，均無宋刻元印《魏書》的記錄。在古籍書庫中也没有找到此書，可以確認南大圖書館並無此書。1、《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年代較早，編者也是通過各種目錄所編，有時恐怕不能親見原書。所以，或許會跟實際情況有些出入；2、50年代至70年代期間，南大的古籍在院系資料室與圖書館之間出現了一些館藏地的變化。目前有些院系（歷史系與文學院）的古籍存藏情況我們還不是很清楚。所以，這部《魏書》無法得見，我館也是無能爲力。非常抱歉！敬頌秋安！——榮方超/南京大學圖書館採訪部。”總而言之，一卷本的宋刻宋元遞修公文紙印本《魏書》，南京大學圖書館查無此書。

有關北京市文物局藏明張溥刻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公文紙印本《廋度支集》（一卷）的情況，見於《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上冊第37頁，編號爲467號，稱：“梁庾肩吾撰。明張溥刻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公文紙印本。”據該書下冊2238頁，與書名編號467號對應的藏書單位代號爲0198號；再查集部下冊2196頁，與藏書單位代號0198號對應的單位爲北京市文物局。《中國古籍善本總目》有關公文紙印本《廋度支集》的信息見於該書第4冊第1171頁漢魏六朝別集部分，著錄信息爲：“《庾度支集》一卷，梁庾肩吾撰。明張溥刻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公文紙印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邊。”書名編號爲259。據第4冊第1147頁漢魏六朝別集部分259號的收藏單位代號爲0198；據第1冊《藏書單位代號表》第3頁，收藏單位代號0198號即北京市文物局。由此可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和《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均記公文紙印本《廋度支集》收藏在北京市文物局。但同樣奇怪的是2014年7月24日上午筆者前往北京市文物局資料室查閱該書，工作人員查找後堅稱查無此書，並稱根據《中國古籍善本總目》，該書應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收藏。最近，筆者爲寫本文，又一次仔細查對了一遍《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和《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兩書，收藏單位確鑿無疑寫的是北京市文物局。

有關蘇州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明代蘇州顧氏刻《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說》公文紙印本《寓意編》和《國寶新編》的情況，見於前文屢稱的瞿文，稱：“明都穆《寓意編》1卷，明代蘇州顧氏刻《明朝四十家小說》本，用萬曆間公文紙背印。據莫棠記：‘紙背皆明萬曆初公牘，涉及人名有鄺彭齡、敖選、黃尚明、陳漢、夏時等人，似係會計案牘刷印紙張之卷，但不知屬江南何縣耳。’現藏蘇州大學圖書館。”又稱：“明顧璘《國寶新編》1卷，同上書。”[42]也就是說，《國寶新編》一書也在蘇州大學圖書館，且同在《明朝四十家小說》公文紙印本一書之中。我們知道，瞿冕良先生長期供職於蘇州大學圖書館，熟悉古籍版本目錄學，他稱兩書現藏蘇州大學圖書館，一定是親眼見過。而且，蘇州古籍保護網所刊載2009年江蘇省政府公佈的“第一批江蘇省珍貴古籍名錄”，共1588部，其中蘇州市共364部，說蘇州大學圖書館“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說四十種四十三卷，（明）顧元慶編，明嘉靖十八年（1539）至二十年（1541）顧氏大石山房刻本，蘇州大學圖書館存二種二卷（國寶新編一卷，寓意編一卷）。”應該說以上各種信息都非常明確地將公文紙本《寓意編》和《國寶新編》的現存地指向了蘇州大學圖書館，然而筆者2014年10月22日前往蘇州查閱公文紙本古籍並專派課題組成員前往蘇州大學圖書館查閱上述兩書時，該館工作人員卻無論在電腦目錄還是紙質目錄卡片，都查不到以上兩書，筆者衹好失望而歸。

以上四種公文紙本古籍分明著錄在公私圖書館的相關目錄中，相關古籍也是收藏在公立圖書館中，但就是在現場查檢不到，筆者實在百思不得其解。苦思冥想的結果，筆者推測應該不外乎以下原因：第一，有的可能是目錄書在著錄、編校和印刷中存在失誤，導致著錄的現藏情況不準確。例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和《中國古籍善本總目》都是大型聯合目錄，涉及單位上千家，國家圖書館、省級、市縣級圖書館等多個層次，各個圖書信息從最初填報到層層上報、匯總，再到編排、印刷、校對和出版，涉及的環節和人員之多難以想像，任何一個環節都難免存在一些意想不到或可能預料之中的疏失。這一點學術界已就兩書中存在的問題發表過不少意見和具體的指摘，此處不贅。第二，或許是出於保護善本減少磨損的本能，以找不到作爲婉拒讀者的的藉口。第三，也許是相關人員不熟悉業務，不了解善本的收藏所致。總而言之，筆者不敢說以上四種公文紙本古籍已經滅失或丟失，但至少是目前不能爲讀者利用，有滅失或丟失之虞。這一點希望引起圖書館學界和有關部門的重視。

筆者近年去不少圖書館查閱公文紙本古籍文獻，感受最大的一點就是：難！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難，而是難上加難。這些“難”至少可以歸納爲三個方面：

一是借閱難。古籍尤其是善本古籍管理部門的門難進，臉難看，書難借，有的管理部門和工作人員任憑你好說歹說，借口善本是文物，就是不肯同意查閱。

二是閱讀難。公文紙本原始文獻主要在背面，也就是說是在線裝書古籍的折葉之內，閱讀衹能是從書葉夾縫向裏看。如果線裝書葉有足夠的寬度和合適的高度多少還好些，能夠閱讀的空間相對大些，內容也相對多些。如果寬度不夠，高度狹長，紙縫掀開的空間極其有限，紙背文獻往往衹能看到上下兩端，中間文字很難看到。如果裝訂線再寬些，則被縫合掩蓋其下的文字更多，整葉紙能夠閱讀抄寫的內容更少。當然，這是由公文紙背文獻的性質和裝幀形式決定的。

三是抄寫難。國內圖書館學界古籍抄錄文獻的清規戒律太多，不能拍照，不能用水筆和簽字筆抄錄，衹能用鉛筆，必須戴手套等等。由於閱讀的空間受限，抄錄的範圍大受限制，往往文字零散，缺行缺字，縱不成行，橫不成頁，形不成系統連貫的內容。還有，能夠抄錄的有效時間偏少，有的圖書館善本部提書的速度太慢，還書的時間太早，有時提書需等一個多小時甚至兩個小時才能拿到書，而往往下班時間偏早，收書速度很快，所以一天之內有效的抄錄時間屈指可數。如果加上交通、食宿等費用，整理公文紙本文獻的經濟成本之高和人力投入之大不難想見。

紙背文獻的整理雖有以上三難，其實最難的是借閱難。閱讀難和抄錄難雖難但操之於我，屬於整理者主觀可控的範疇，是自甘於難，可以設法自我克服，唯有借閱難是整理者自身無法逾越的障礙。借閱難固然有管理體制借閱制度、工作人員業務素質職業精神等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最大的問題卻是管理者思想意識深處的認識誤區，認爲公文紙本是善本，善本是文物，不能輕易借閱，不能拆裝整理，借閱、拆裝會有損於古籍文物價值，不能因整理背面文獻而損害古籍文物。

造成上述認識誤區的主觀原因確實含有保護古籍、保護文物的良苦用心和高度責任感，這一點應該肯定，但是其中客觀原因也確實存在不了解古籍公文紙本正面文獻與背面文獻的關係，不了解紙背文獻的特點和價值的不足之處。大家都知道，古籍公文紙本是廢紙利用的結果，是用廢棄的舊紙來刷印新編新著的書籍，因此紙背文獻在形成時間上早於正面文獻，紙背文獻是一次利用文獻，正面文獻是二次利用文獻；紙背文獻是原始文獻，正面文獻是次生文獻。大家還知道，紙背文獻通常是官府檔案和私人文書，一般爲寫本文獻，正面文獻爲新編新著新印各種內容的刻本印本文獻（這裏暫不包括公文紙抄本）。這樣一來，作爲原始文獻的寫本文獻，因爲是現實生活中的實用文獻，往往衹有一份；而作爲次生文獻的印本文獻化身千百，往往流傳存世的不衹一本。從這個意義上說，原始文獻的寫本文獻往往又是孤本文獻，次生文獻的印本文獻往往又是重本文獻。二者的邏輯順序和邏輯關係既明，其價值順序和價值關係便不言自明：即一次文獻早於二次文獻，原始文獻優於次生文獻，孤本文獻珍於重本文獻，寫本文獻高於印本文獻。一言以蔽之，每一公文紙本古籍雖是同一版本同一紙文獻，但背面文獻和正面文獻卻有着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內涵、不同的價值，紙背原始文獻的價值總體上高於正面次生文獻。正因爲公文紙本古籍具有正面爲刻本古籍文獻內容，背面爲原始寫本文獻內容的雙料價值，其相對於一般古籍版本更加珍貴。所以著名版本學家顧廷龍先生曾經感歎：“自宋以來公文紙所印宋刻之書，今所存者，殆僅十餘種，其稀珍爲何如哉！”[43]《宋人佚簡·編後記》也說由公文紙印本《王文公文集》整理而成的《宋人佚簡》，正面是“宋代文獻”，背面是“珍本古籍”,“兩者均係稀世之品，可譽爲 ‘國寶’”，一語道出了《王文公文集》和《宋人佚簡》作爲公文紙印本古籍一體雙面、一本雙寶的珍貴價值，也闡明了公文紙印本古籍作爲一種特殊古籍版本形態所具有的雙重文獻文物的價值所在。對於後一點，李偉國先生《紹興末隆興初舒州酒務公文研究》一文的認識更深刻，曾稱公文紙本所承載的公文檔案，“從文獻角度說，如公牘之類的實物，未經任何刪汰概括加工，比方志、會要、法典、編年史、雜史、正史等原始得多”,“即使片紙隻字，亦被珍同珠璧”。[44]以上各位先生所論，也完全適用於元明清各個時期的公文紙本的情況。再者，因爲紙背文獻屬於孤本文獻，如果不加以整理，讓孤本內容化身千百，一旦有閃失，就將造成紙背文獻作爲唯一存世文獻永遠滅失而無法彌補的損失。我們應該汲取近代以來已有近三分之一公文紙本古籍滅失的深刻教訓。所以說，公文紙本古籍紙背文獻的整理不僅僅是一個簡單整理的問題，還具有搶救瀕臨滅失危險文獻文物的性質。

總之，對公文紙本古籍紙背文獻的整理應該引起圖書館學界、古籍學界的高度重視，應該將公文紙本古籍紙背文獻的整理放在比限制閱讀和簡單“保護”更優先、更突出、更重視的地位，何況公文紙本原始文獻的整理不僅不會損害正面文獻的價值，反而可以極大地提高原本文獻的價值。

（本文作者孫繼民，首刊於《河北學刊》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