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李提摩太与《泰西新史揽要》

李提摩太（1845—1919），广学会英国传教士，生于英国南威尔士的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在家乡读书并参加宗教活动。1869年毕业于威尔士的一所神学院。1870年受英国浸礼会派遣来华，在北京、天津、上海、山东、东北、山西等地45年，同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有较广泛的联系。1890年应直隶总督李鸿章的邀请，到天津担任《时报》主笔一年多。其间在《时报》发表文章200多篇，多以社论时评为主，后汇编成集，名《时事新论》出版[52]。1891年到上海任同文学会（后改名广学会）总干事，1916年离职返回英国，1919年病逝。他翻译、编撰的作品甚丰，有关世界史地介绍的著作主要有《泰西新史揽要》《七国新学备要》（1881，七国指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日本、印度等）、《时事新论》《中西四大政》《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1892）、《八星之一总论》（1892）、《大国次第考》（1892）、《列国变通兴盛记》和《欧洲八大帝王传》等。

在蔡尔康的协助下，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亦称《泰西十九周大事记》），1894年3月至1894年9月在《万国公报》上连载，当时名为《泰西近百年大事记》。1893年，当该书译出部分内容时，曾将片断书稿呈送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对李提摩太编译的这部书大加赞赏，拨银1000两给广学会，表示对此事的支持。1895年，由广学会出版了《泰西新史揽要》单行本，计8分册24卷（包括附记1卷）。当时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举国上下渴求救国、富国的新知，所以在晚清出版的所有西方史学译著中，这部“西译中述”的书销量最大，影响最广，翻版私印者除外，行销达3万册[53]。据张星烺（1889—1951）撰《欧化东渐史》称，这部书先后“卖出一百万部以上。翻版及节本者尚不在内”[54]。不难看出，这部著作在19世纪中国世界史编纂，以至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中都占有一定地位。

当然应清醒地看到的是，《泰西新史揽要》之所以风靡全国，更主要的是时代使然，是因为这部著作是“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55]是因为该书的内容契合了时代的要求。《泰西新史揽要》系英国罗伯特·麦肯齐（Robert Mackenzie，当时亦译作马恳西、麦肯西、马肯西、麦肯尼等）原著，原名《19世纪史》（History of Nineteenth Century），1889年在英国伦敦出版，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多次再版。这部著作在中国受到特殊关注和当时国人对19世纪的认识有直接的联系。“十九世纪者，欧洲民族主义膨胀之时代也。德意志之联邦，义大利（意大利）之独立，日本之废封建而为立宪，皆此为民族主义有以至之。”总之，19世纪是一个“种族竞争”的世纪，也是一个“优胜劣败，遂视为天演上之公理”的世纪，[56]这些认识和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息息相关。

作者以国为经，以事为纬，从进化论的基本观点出发，叙述19世纪欧美各国发展的历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学技术、国际关系和人口、物产、社会发展等方面。除了欧洲地区史的内容之外，还涉及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俄罗斯、土耳其和美国等国的历史，鉴于英法两国19世纪在欧洲的影响最大，如作者所言，英国是“泰西之枢纽也”；法国是“欧洲之乱所由萌，亦治之所由基也”，所以有关这两个国家的历史记述在书中也最为详细。在书的最后二卷，还分别叙述了欧洲教皇和“欧洲安民”。“附记”介绍了欧洲的“会党”“欧洲新政”“欧洲学校”等。

19世纪末的英国盛行进化论，在其影响下，《泰西新史揽要》宣扬一个国家和民族之所以强盛，主要在于积极进取，不断地弃旧图新，鲜明地体现了进化论的精神。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Robin Crearge Collingwood，1889—1943）对此有所论述，他说：《十九世纪史》（即《泰西新史揽要》）“把那个世纪描绘成一个进步的时代，一个从一种几乎无法再加以夸张的野蛮、无知和兽性的状态进步到科学、启蒙和民主统治的时代……随着议会选举改革法案的通过，一道阳光就悄悄射到了舞台上，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仁慈的事件，它迎来了一个新时代，这时立法的目的就不一律是自私的，而是一律针对着要废除不公正的特权了。当所有的错误都尽可能快地得到纠正时，一个光辉的时代就随之而到了；每个人都很快地变得越来越幸福”。[57]柯林武德强调了罗伯特·麦肯齐在书中的结论：“人类历史是一部进步的记录——是积累知识和增长智慧的记录，是智力和富祉从低级到高级阶段不断前进的记录。每一代都把它所继承的财富传给下一代，那是它以自己的经验进行了有益的修改并通过它本身所赢得的一切胜利而加以扩大的。这种进步的速度……是不规则的，甚至于是间歇性的，……但停滞仅仅是在表面上。19世纪已经证明了的迅速进步超过了一切先例，它证明阻碍进步的屏障已经被推翻了。”[58]这个结论对于民族民主革命不断高涨的中国，无疑有历史的启迪意义。

罗伯特·麦肯齐从上述认识出发，去编纂《泰西新史揽要》。在《泰西新史揽要》（《泰西近百年大事记》）中，他介绍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国富论》。西方有代表性的经济学思想，由此开始为中国学界所了解，维新派对其尤其感兴趣。严复（1854—1921）的《原富》出版，多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正式被介绍到中国来，但这是1894年3月《万国公报》上连载《泰西近百年大事记》以后的事情。《泰西新史揽要》还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对英国、法国议会的介绍更为具体，如英国议院章程的制定和修改、选举法及人民的权利、人民反对议会的斗争等。这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各界也是十分有意义的。毋庸讳言，清政府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历史剧变的前夜。

欧洲国家对教育普遍重视，英国等欧洲大国尤为重视。发展教育是启迪民智的前提，罗伯特·麦肯齐以英国为例写道：“苏格兰一省孩童，有已及入塾之年，而仍纵令嬉戏者，准地方官罚其父母，或重禁之狴犴，其父母之无力教子者，官为别设义塾。而不取其束修。”这样使英国不识字的人数迅速减少，“一千八百三十七年（道光十七年）英民每百人中能执笔以书己之姓名者，仅有五十八人，至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光绪二年）每百人中能执笔以书己之姓名者，已增至八十一人矣”[59]。英国政府教育经费的投入逐年增加，在书中也都有介绍。

《泰西新史揽要》在当时明显有别于其他世界史著作的是，这是一部欧洲现当代史著作，而非古代中世纪史，或国别史、专门史著作，有更明显的对现实的观照。它的出版迎合了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知耻思变，急于学习西方的需要。该书的《译本序》写道：“此书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之片筏，详而译之，质而言之，又实救民之良药，保国之坚壁，疗贫之宝玉，而中华新世界之初桄也，非精兵亿万战舰什佰所可比而拟也。”“明镜足以鉴嫣媸，新史足以究隆替，曷不发箧出书，以为华人泰山大海之助乎？及读英国马恳西先生所著《十九周大事记》（西历以耶稣降世后每百年为一周，今适在十九周中也），则诚新史而兼明镜之资也。中国服官之众、读书之士，其于中国之古训，自己烂熟于胸中，若欲博考西学振兴中土，得此入门之秘钥，于以知西国之所以兴，与夫利弊之所在，以华事相印证，若者宜法，若者宜戒，则于治国读书之道思过半矣。”[60]应该说，这个《译本序》在回答为什么要译这部著作时，没有丝毫吞吞吐吐，历史的镜鉴作用跃然纸上，赋予了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西方史学界，《泰西新史揽要》并不是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在西方史学史中几乎没有什么地位，类似的著作甚至被认为是“第三流历史著作中最乏味的一些残余”[61]，但是在中国却不然。这在上述《译本序》的内容中，足可以看出，但有些人却对它在中国为何受到如此重视不解。实际上，此书的史学价值对中国并不重要，最关键的是它通过对西方历史的叙述，向中国人介绍了社会进化理论的具体内容，而且在历史叙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治国理念，如“知万国今成一大局，遇事必合而公议，直如各省之服皇帝，各人之守王法，各业之听同行”。“知今日兴国之道有断不可少者四大端：道德一也，学校二也，安民三也，养民四也。凡精于四法者，其国自出人头地；不精或不全者，不免瞠乎其后；毫不究心者，则更在后矣”[62]。这些内容对于当时中国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9世纪末，社会进化理论成为中国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进化历史观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也日益产生重要的影响，成为一种重要的史学思潮。这样，《泰西新史揽要》为什么会成为晚清翻译西书中销量最大的一部，就不难理解了。梁启超将其列入他的《西学书目表》，认为该书是“述近百年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据李提摩太说，光绪皇帝的老师孙家鼐曾将《泰西新史揽要》带入宫中，为其读了两个多月。[63]徐维则、康有为、李鸿章、张之洞对这部书都有高度评价。康有为还将其进呈光绪皇帝（1871—1908）。光绪用数月时间认真研读，由此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正如广学会对此书所描述的那样：“去年我们为中国人翻译了一本最重要的书，就是李提摩太先生翻译的马恳西的《泰西新史揽要》，这本书是很出名的，它被认为是一本权威著作。它吸引了帝国好几位高级官员的注意，特别在北京更受欢迎。最近碰巧李提摩太先生为了教会工作到北京去，他发现士人们都在谈论这本书，把它叫做新学问。他们开始认识到过去不知道这种新学问，他们需要对它关心。”[64]这清楚地表明，这部著作所产生的影响，早已超出了中国史学界，而在整个中国社会发展中产生了积极反响。还值得一提的是，此译书的体例有不少独特之处，“首创了史书翻译的新体例，即一、加中西年对照，便于印证岁月；二、加各国世系；三、加人名、地名事物名对照表。这种体例，此后的史学翻译家们纷纷效仿，一直沿用至今”[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