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1840—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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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古代史、国别史和通史

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在《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中,较多地介绍了古希腊盲诗人荷马的史诗。艾约瑟早年毕业于伦敦大学,掌握英语、法语、德语、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波斯语、梵语、叙利亚语、日语、蒙古语、朝鲜语、泰米尔语和汉语、满语、藏语和苗语等诸多语种,为其进行传道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他在《荷马史诗》中写到了“希腊列邦攻破特罗呀(今译‘特洛伊’)事”,以及《以利亚》(今译《伊利亚特》)24卷;《阿陀塞亚》(今译《奥德赛》)24卷等。艾约瑟还专门写有《和马(今译“荷马”)传》等文章,对荷马的史诗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艾约瑟认为,“《以利亚》诗,金戈铁马,笔势粗豪;《阿陀塞亚》诗,玉帛衣冠,文法修润。泰西武人喜读之,以为兵书。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以和马二诗,置位枕中秘云”[66]

在西方史学中,古代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被称为“史学之父”,艾约瑟在《黑陆独都传》(今译“希罗多德”)中,对其有较详细的介绍。文章称希罗多德是“希腊作史之祖也”。他的历史学作品经再三修改始成,“作史既成,宣诵于阿伦比亚希之文士咸会,辄魁其曹。会众称贺,声情激越,士居提代闻之,悲不自胜,其感人如此”。文章还分析了希罗多德之所以取得如此重大成就的原因,就是重视对历史遗迹进行实地考察,亲自发掘和考证历史文献资料,“作此史时居于以大利之土里依,先是出游四方,周知列邦山川险要、风土人情,名城废垒、古庙丛祠,靡不遍览,远至黑海、阿拉尔海。在北方之思古退国,又至推罗西顿访彼人事、黑尔古里神之遗迹,又至埃及国,纪埃事颇详。游尼罗河,访埃地上游古道,自埃及而西,至古利奈,纪迦大其人与语之事亦多,疑曾至迦大其地也。又东至巴比伦及波地二名城。足迹所至,手笔甚勤,凡有记载,委屈详尽,实事求是,古来作史者,此为第一”[67]。艾约瑟指出,正因为如此,希罗多德的史学著作内容可信,为历代人们所喜爱。

艾约瑟1848年来华后,成为英国伦敦会驻上海的代理人。1856年成为墨海书馆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后又在烟台、天津、北京等地进行传教活动。在北京期间,被海关总税务司赫德(Sir Robert Hart,1835—1911)聘为海关翻译。1881开始将15种西方启蒙著作译成中文,即《西学启蒙》丛书,这项工作于1886年完成,由北京总税务司署印行。这套被称为“泰西新出学塾适用诸书”,原是英国麻密伦学院的教科书,内容颇为丰富,在外国史学方面有《希腊志略》《罗马志略》和《欧洲史略》等[68]。李鸿章、曾纪泽(1839—1890),为这套丛书写了序言,丛书出版后立即在社会各界引起重视。

艾约瑟译的《希腊志略》,另附《纪事年表》。《希腊志略》的原作者是法伊夫(C.A.Fyffe)。该书7卷,叙述了自希腊民族起源至公元前30年罗马征服希腊的历史,7卷的主要内容是:“溯希腊人初始”“比罗地(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古诸事”“雅底加(阿提卡)地上古诸事”“约年(艾奥尼亚)背叛并波斯战争”“雅典中兴与比罗战”“斯(巴达)、底(比斯)、马(其顿)三国事略”“亚历散大(亚历山大)统辖诸地”。希腊是欧洲文明古国,其政教、文化、风俗、制度等有广泛影响,不少一直影响到今天。阅读此书有助于了解今日欧洲文明的渊源。艾约瑟译《希腊志略》,是近代中国最早介绍古代希腊的国别史著作,它和下面将要论及的《罗马志略》,同是光绪十二年(1886)出版,都是探究中国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编纂不可忽略的著作。

艾约瑟还译有《罗马志略》13卷,另附《纪事年表》。本书的原作者是克赖顿(M.Creighton),该书所述内容,始于公元前753年,直至1453年土耳其攻取君士坦丁,西罗马灭亡两千多年的历史。《罗马志略》的主要内容是:“罗马城古初诸事”“罗马如何得意大利全境”“罗马人与加耳达俄(迦太基)战”“罗马砥属东域”“罗马平诸国后转变如何”“革氏(格拉古兄弟)出首救时弊”“罗马内地战”“罗马立帝之始”“弗拉分族之诸帝”“为军士拥立之诸帝”“丢革利典与根斯丹典二帝之世”“诸他族人入居罗马”。本书认为,罗马立国是欧洲历史上的大事,其影响至今依然存在,如“开今日各国君民同权、法令至公之运会”。这本书的书名虽然是“罗马”的志略,但实际所包括的内容多超出了“罗马”,欧洲治乱兴衰都包括在内。艾约瑟认为,先阅读希腊、罗马的历史,对于阅读欧洲的历史是十分有益的。

艾约瑟译《希腊志略》《罗马志略》,都有《纪事年表》,这两个《纪事年表》并不是原书就有,而是艾约瑟为方便中文读者而自己编写的。这是中国与希腊、中国与罗马相对照的年表,不仅有古代希腊罗马的史实,也有中国的古史与其对应。例如:“纪事目录”中的俄伦比亚会初起;其“中国年份”为周幽王六年;“耶稣降生前年份”则为七百七十六年。此外,《希腊志略》附有“自春秋至战国时希腊地图”等5幅地图;《罗马志略》附有“中国西周末时意大利全图”等10幅地图。19世纪80年代是中国人世界历史知识相对贫乏的时代,艾约瑟的译作和他编写的年表,以及他所附的地图等,显然对中国读者理解古希腊古罗马是有益的。

艾约瑟1885年辑译《欧洲史略》,计13卷。[69]史略所记述的内容从古希腊罗马直至19世纪前半期。依次所述记的内容是:欧洲诸种族、希腊罗马盛衰、欧洲诸国分合始末、基督教源流和宗教战争、法国诸政,以及德意志联盟等。卷八《东西二罗马衰微之世》的十二节是《古学重兴》,主要内容是欧洲文艺复兴。一般认为,这是国内最早对文艺复兴的表述。《欧洲史略》的特点,是每卷末都有一篇“总结”,或概括或小结这一卷的内容,这大抵是仿效中国传统史学的体例,在历史史实叙述的基础上要有论赞褒贬,以表明编写者的立场,每卷的总结言简意赅,多给人留下了较深刻印象。

1885年,艾约瑟又撰有《西学略述》。该书分10卷,从10个方面广泛介绍了西学的有关内容。主要内容有训蒙、方言、教会、文学、理学(格致理学、论辩理学、性理学、欧洲理学)、史学、格致、经济、工艺、游览等。第6卷是史学卷,主要内容是“史学考原”“释古文以识古文”“国富无常”“巴比伦古迹”“俄立国辟土原委”“欧人航海通商立阜”“拿破仑成败始末”等。书中介绍了古代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都(希罗多德)、哥伦布开辟新航路,以及意大利航海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puci,1451—1512)的三次美洲探险等,内容涉及巴比伦、波斯、希腊、俄国、德国、意大利,以及美洲国家的历史。在第10卷“游览”卷中,也包括不少外国历史方面的知识,如古典时代的海上航行活动,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行,中国和西方国家历史上的商业贸易活动等。这部著作和上述提及的15种西方启蒙著作,被并称为“西学启蒙十六种”,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70]等都将其列入,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亦称高理文,1826年大学毕业后,经过3年多的神学院训练,被派到中国传教。在广东端溪人梁植的协助下,裨治文编纂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1838年在新加坡分两册刊出。1846年该书在广州再版,除增加了一些内容之外,还新增了地图。该书在各地印有多种版本,书名也不尽相同,除《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之外,还有《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亚墨理格合省国志略》《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亚美理格合省国志》等。裨治文在谈及为什么要编纂此书时说,他在广东数年,与中国知识分子多有交往,发现“华人不好远游,以至我国风土人情,茫无闻见,竟不知海外更有九州也”。他希望这本著作,能够使中国人“驰观域外之士,必不方隅自封”[71]。裨治文的这些想法和德国传教士郭实猎的想法,如出一辙。

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对美国历史、地理知识的介绍,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北美的早期历史状况、北美独立战争、美国的建立和华盛顿等历史人物,以及建国之后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和文化发展,国民的生活方式、文学艺术等。在地理知识方面,既包括自然地理,也包括人文地理的内容,如美国的地理位置、地势地貌、气候、城市、土著居民、移民、人口、物产和自然资源等。该书出版后,即在中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同职业、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都可以通过它了解到自己感兴趣的有关美国的知识。魏源撰写《海国图志》、徐继畬撰写《瀛寰志略》时,也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该书中所提供的资料。裨治文对此十分得意,同时在上海开始了对这部著述的修订工作,除上面提及的梁植之外,江苏金陵人宋小宋也参加了这部著作的修订工作,修订版于1861年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书名改为《大美联邦志略》,作者署名仍为裨治文。

《大美联邦志略》分上下两篇。上篇计18节,是对历史地理知识的概括性介绍,内容依次是:觅地原由、疆域度数、山川平地、邦都道路、天时地气、土产物类、开国原始、民脱英轭、建国立政、设官分职、理刑规制、语言文字、学馆书籍、教化说源、百工技艺、商贾贸易、善举述略、风俗人事。下篇则从自然地理和自然资源方面,分别介绍了美国的41个邦,最后一节为“补余”。这部著作出版后,被编入《西学大成》《西史汇函》等丛书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人了解美国的重要读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当时有影响的《史学书目提要》《西学书目表》和《读西学书法》,都提到了这部《志略》。这部著作在美国也同样受到重视。1862年,美国使节来华在京递交国书时,同时还呈上《圣经》和《大美联邦志略》。

英国传教士慕维廉,早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法律,后对神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大学毕业后,于1847年被派到中国,在上海、苏州、天津、牛庄等地传教。到中国后不久,他便很快地掌握了中文,陆续有不少译著问世。慕维廉在中国长达半个世纪,完成各类著作四十多部,在史地方面影响较大的是他编译的《地理全志》和《大英国志》。

《地理全志》上下两卷,1853—1854年间,由上海墨海书馆印行。上卷5卷,较全面地介绍了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概况。下卷10篇,较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地理学的知识。在编译《地理全志》时,慕维廉主要使用了玛吉士的《外国地理备考》、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米纳尔的《世界地理》和《自然地图册》、萨默维尔的《自然地理学》,以及李德的《天文地理学纲要》等。虽然这些著作主要是地理学方面的,但在论述地理学发展史和地理学思想史的时候,也不乏世界历史方面的内容,如古代希腊、罗马,罗马帝国分裂、新航路的开辟、马可·波罗和马可·波罗的游记等。

慕维廉编译的《大英国志》8卷,1856年上海墨海书馆印行。该书历史方面的知识就更多些。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慕维廉根据英国史学家托马斯·米尔纳(T.Milner)的著作《英国史记》七卷译出,慕维廉增译一卷。在英国历史叙述中,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内容都有,只是过于简略。除一般性的自然地理状况介绍外,主要内容包括历代英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英国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宗教、文化教育方面的制度。为了便于阅读,书中附有英王世系表和英国地图。该书1856年在上海出版,有多种版本,如益智书会本、墨海书院刊本、《西学大成》本、各国政治艺学全书本、西史汇函本,以及中西新学大全本等。

慕维廉在《地理全志》和《大英国志》中,都表现出明显的“欧洲中心论”,而且无视事实,公然为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政策张目。例如,他认为欧罗巴洲“人物荟萃,学艺绝伦,自古迄今,常推其首”;而亚洲人种则被污蔑为“外则端庄严肃,内实卑屈狡猾”,且“贪婪残忍”。1880年,慕维廉在为1856年出版的《大英国志》补写的《序》中,为英国侵华辩护。作者写道:英国今声名洋益,日长炎炎,市舶扬旗,出于四海,可谓全盛之国矣。作者认为,英国所以强盛,彬彬日上,是上帝使然,即“盛衰升降者之原予上帝”,“读者勿徒资战争之故”。“欧洲中心论”在西方根深蒂固,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历史著作自然也是如此。

1882年,美国公理会教士谢卫楼(Davelle Z.Sheffield,1841—1913)编著《万国通鉴》5卷,(中国传教士赵如光笔述),由美国长老会在上海开设的美华书馆印行。[72]1869年11月,谢卫楼来华,在北京近郊通州办学,先后担任潞河中学和华北协和大学校长。他曾为学校编写、编译多种教材,如《教会史记》《圣教史记》和《政治源流》等。潞河中学的教学内容除四书五经、《圣经》新旧约之外,还包括“西国纲鉴、算法与格致各书”,[73]《万国通鉴》就是谢卫楼为讲授“西国纲鉴”所编写的教材。

《万国通鉴》的“引”,可被视为全书的导言,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万国通鉴》的主要内容。“引”由以下五论组成:“亚当至洪水后事”;“洪水后生民度日”;“国度律法与分定人之等次”;“古时敬神之道”;“东方人民居亚细亚大洲”。“引”以下由四卷组成,其中第4卷,又由上下两部分组成。

第一卷《东方国度》的内容是“论中国事略”“论蒙古事略”“论日本国事略”“论印度事略”。第二卷《西方古世代》的内容是“论犹太国事略”“论伊及国事略”“论巴比伦和亚述国事略”“论玛代国和波斯国事略”“论腓尼基人事略”“论喀颓基人事略”“论希利尼国事略”“论罗马国事略”。

第三卷《西方中世代》的内容是“论北方苗人迁移之事”“论东罗马国又名庇三提尼国事略”“论回回教事略”“论喀漏芬及岸朝事略”“论英国事略”“论日耳曼国事略(撒可森朝、范叩尼亚朝)”“论天主教出征(圣战事略)”“论日耳曼国事略(侯很斯他分朝,哈配斯布革朝、鲁森布革朝)”“论法国事略(喀佩献朝,法勒洼朝)”“论天主教分门与两次大议会事略”“论葡萄牙国事略”“论土耳其国事略”“论中世代风土人情”。

第四卷《西方近世代》上的内容是“论在欧罗巴洲数国事体振兴事略”“论教会更正事略”“论西班牙与西班牙之属国事略”“论法国为道战争事略”“论英国事略”“论瑞典哪威莲国事略”“论自更正起百年之间各等学业振兴事略”“论在日耳曼国三十年战事”“论英国政变事略”“论法国事略”“论北亚美利加开国事略”“论西班牙王位战事”“论欧洲北方数国战事”“论不国兴盛事略”“论英法为争北亚美利加之地战事”“论立美国事略”“论从法国所出之文字激动多国人心”。第四卷《西方近世代》下的内容是“论裒兰被他国分据俄与土交战事略”“论法国民变事略”“论英国事略”“论法国事略”“论在以大利之地数处小国合为一统事略”“论日耳曼国复兴事略”“论土耳其国事略”“论俄国事略”“希利尼脱离土权成为自主事略”“论美国事略(自洼性吞即位直至现今)”“论默希哥事略”“论南亚美利加各国事略”“论亚非利加州事略”“格物之学术兴起”。此外,还附有“论耶稣教之风化”。

《万国通鉴》简明扼要,但内容较为丰富,突出特点是将“东方国度”专列一卷,较详尽地介绍了中国、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历史。有关中国从远古至今的历史,是《万国通鉴》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国事略”包括“上古开国”“三皇纪略”“大清纪略”;“大清纪略”的下限,直至1875年(光绪元年),距谢卫楼编著《万国通鉴》不过六七年。《万国通鉴》的内容,受时代的局限,其内容如何,自然可以讨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万国通鉴》有三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其一,撰写世界历史应该写亚洲国家的历史,并将其放在与欧美国家同等的地位;其二,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三,“通鉴”应是“自古至今”,不存在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历史的束缚。关于这部著述的历史分期方法,谢卫楼汲取欧美史学的主流观点,将历史分为“古世代”“中世代”“近世代”,而且叙述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历史时,和欧美国家时一样,使用了统一的纪年法,如在“中国历史”相关内容的书眉上,标上耶稣纪年。这不仅反映了近代以来西方史学对东方认识发生的变化,而且对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在“史志”类列有西洋史书25种,可谓“惜墨如金”,其通史著作中,只列有日本冈本监辅(1839—1904)的《万国史记》和谢卫楼的这部《万国通鉴》。


[1] 陈宣良:《伏尔泰与中国文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页。

[2] [美]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3] 王继平:《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1页。

[4]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3—4页。

[5] 雷海宗:《中国近代史上的天主教与梵蒂冈》,载雷海宗《雷海宗世界史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7页。

[6] [英]蓝诗玲:《鸦片战争》,刘悦斌译,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页。

[7] [英]蓝诗玲:《鸦片战争》,刘悦斌译,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8]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9] 参见罗冠宗主编《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实述评》,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10] 参见李平晔等主编《以史为鉴》,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

[11]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87页。

[12] 赵晓兰等:《传教士中文报刊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13] 基督教以较大规模传入中国,一般认为在历史上有四次。第一次在唐代。即“景教”,是基督教中被视为异端的“聂思脱里安派”,明末在西安曾出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第二次在元代,称“也里可温教”,亦称“十字教”,是天主教的方济各派和多明我派。第三次在明末清初,称“天主教”(旧教),主要是耶稣会。第四次是近代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旧教),后者主要来自英国和美国。前两次规模不大,影响也较小。明末清初以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才不断凸显出来。

[14] 郑师渠:《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在华传教士与西学的传播》,载《近代中国文化问题》,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3页。

[15] 盛邦和:《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近三百年中日史学与儒学传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

[16] 参见赵少峰《广学会与晚清西史东渐》,《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2期。

[17] 马礼逊,1805年受伦敦布道会派遣来华抵广州,是基督教(新教)派来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1809年后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广东商馆任职25年;曾将《圣经》译成中文,1814年、1823年先后出版《新约全书》《新旧约全书》;1818年曾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1943年迁香港;1824年回国时曾谒见乔治四世,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米怜,1813年抵澳门,协助马礼逊,在澳门、广州均被逐,辗转马来半岛,后长居马六甲,参与创办印刷所、英华书院,发行刊物等事。

[18] 在中文文献中,“郭实猎”还被译成郭士立、郭甲利、郭实腊、郭施拉、居茨拉夫等。

[19] 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说明,中华书局1997年版。

[20] 参见《中国丛报》1933年第2卷第8期。

[21] 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5页。

[22] 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4页。

[23] 英华书院,1818年由英国伦敦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建立。这是新教传教士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学校。英华书院以推广基督教在华传播为己任,重视中英文教学。无论是华人学生,还是外籍学生,毕业后都以较强的翻译能力闻名学界。

[24] 墨海书馆(L.M.Printing Office),1843年由伦敦布道会设立,是外国传教士最早在上海设立的编译、出版机构,由麦都思、伟烈亚力等先后主持。王韬、郭嵩焘等在自己的著作或日记中,对其都有记述。墨海书馆不仅印刷设备先进,而且广交海内外名士,是近代西学传播中有较大影响的印书局之一。近代著名学者华蘅芳(1833—1902)认为,墨海书馆在近代传播西学中,是承前启后最重要的机构。

[25] 《六合丛谈》1857年第1卷第1号。

[26] 广学会,清末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有较大影响且规模宏大的文化教育机构。通过出版报刊图书,创办学会等方式影响中国知识界,由传教士、外国领事和商人组成。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任第一任董事长、传教士韦廉臣(1829—1890)、李提摩太先后任总干事。在北京、奉天(沈阳)、西安、南京、烟台等地有专门机构。广学会“出书范围广泛,外国历史及办学校新法影响尤大。如《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七国新学备要》《文学兴国策》《自西徂东》等书成为中国维新派议论变法的工具。1889年,广学会发行《万国公报》,林乐知主笔,多载时事论文及中外政治法令,变法成为一种运动,《万国公报》是有力的推动者。”参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96页。

[27] 《同文书会组织章程》,载《出版史料》1988年第2期。

[28] 广学会出的历史类图书较多,可见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时务报馆代印本1896年版)、广学会编《广学会译著新书总目》(国家图书馆藏)、《万国公报》新书书目广告(国家图书馆藏)、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赵少峰撰《广学会与晚清西史东渐》(《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2期),也列表介绍。内容繁多,只举其要。这些书主要是:李思伦白辑译,蔡尔康纂述:《万国通史》前编、续编、三编(1900—1905);谢卫楼辑译,赵如光笔录:《万国通鉴》(1882);阚斐迪辑译,徐景罗笔述:《俄史辑译》(1888、1902);李提摩太著译,蔡尔康笔述:《泰西新史揽要》(1894);季理斐译,李鼎星笔述:《泰西十八周史揽要》(1902);季理斐译,李小浦笔述:《大英十九周新史》;李提摩太著译《三十国志要》;李提摩太著,铸铁生(蔡尔康)述:《五洲史略》(1892);华立熙著译:《近世史略》(1904);华立熙著译:《古世史略》(1903);林乐知译,范子美笔述:《德国最近进步史》;林乐知译,蔡尔康笔述:《中东战事全集》(1896—1900);季理斐鉴定,任保罗译:《振新金鉴》(1903);林乐知译,范袆笔述:《俄国历皇纪略》(1903);密里纳著,任保罗译:《埃及变政史略》(1907);亨德伟良原著,李提摩太鉴定,任廷旭译:《印度史揽要》(1901);亨德伟良原著,任保罗译:《大英治理印度新政考》(1903);迈尔著,黄佐廷口译,张在新笔录:《迈尔通史》(1905);李提摩太著:《列国变通兴盛记》(1894);葛耺撰,马林译,李玉书笔录:《英民史记》(1907);华丽士著,梁澜勋译,徐家惺校润:《十九周新学史》(1904);林乐知辑译,任保罗笔述:《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1903);李提摩太撰:《欧洲八大帝王传》(1894);林乐知汇译,蔡尔康辑:《李傅相历聘欧美记》(1896);具德礼撰:《美国明君言行录》(1904);沙立士等撰,钟荫棠译:《路德改教始末记》(1911);译自张伯尔《名人字典》:《世界名人传》(1908);李提摩太编,蔡尔康笔述:《地球一百名人传》(1898);仲均安著,蔡尔康审定:《道统年表》(1903);季理斐译著:《泰西名人事略》(1903);花之安:《自西徂东》,(1888);李提摩太著:《百年一觉》(1894);林乐知:《中西关系略论》(1894);李提摩太著:《时事新论》(1894)。

[29] 广学会、益智会:《推广实学条例》,《万国公报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64—665页。

[30] 除1892年广学会版外,还有1897年总学堂刻本;1902年浏阳质学社刻本。

[31] [美]贝拉米的《回顾》,原书28章,16万字,《百年一觉》(《回头看纪略》)仅有1万多字,但同样也是28章,基本情节都保留了,有头有尾。

[32] [英]李提摩太:《回头看纪略》,载《万国公报》第36册,1892年。

[33] 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04页。

[34] 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08页。

[35] 广学会:《速兴新学条例》,《万国公报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05、609页。

[36] 蔡尔康(1851—1921)字紫绂,别署铸铁生、铸铁庵主、芝绂、缕馨仙史等,上海人。1894年,经沈毓桂、李提摩太推荐成为《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并成为林乐知的助手。蔡尔康善经史、诗文,曾在《申报》《字林沪报》《新闻报》工作,有较丰富的办刊经验,与传教士密切合作,主要是由西方传教士口述,蔡尔康笔录,译有多种西方著作。

[37] 林乐知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教育落后,而日本恰恰十分重视教育。因此,他决定把《文学兴国策》上下两卷介绍给中国。主要内容是森有礼(1847—1889)公函,以及美国柏林斯登大书院(普林斯顿大学)、哈法德大书院(哈佛大学)等校校长的复函,著名教育家麦高西、欧里德等人的复函,以及《美国兴学成法》等。森有礼,早年留学英国、美国,极力推崇西方文明,曾先后出任驻美公使、驻华全权大使、驻英全权大使。1885年出任伊藤内阁文部大臣,制定并颁布一系列学校法令,奠定了日本近代教育制度的基础。

[38] 《广学会年报第十次》,载《出版史料》1991年第2期。

[39] 孙家鼐:《覆龚景张太史心铭书》,载《万国公报》第91册,1896年。

[40] 林乐知、蔡尔康:《广学兴国说》,《新学汇编》第1卷,广学会1898年版,第52页。

[41] 林乐知、蔡尔康:《中东战纪本末》,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1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654页。

[42] 任保罗,即任廷旭,因信教而改名,《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他曾向林乐知学习英文,1892年去过美国,回国后,受到广学会督办李提摩太的重用。

[43] 林乐知、任保罗:《论女学之关系》,载《万国公报》第179册,1903年。

[44] 林乐知:《论美国之前程》,载《万国公报》第168册,1903年。

[45] 林乐知编译:《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凡例》,广学会1903年印行。

[46] 《万国公报》的前身是《中国教会新报》,1868年9月5日在上海创刊,周刊。创刊时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以宣传基督教教义和教会活动为主。后调整编辑方针,增加中文新闻、格致近闻,逐渐演变成综合性的文化刊物。至第300期,1874年9月改称《万国公报》,1907年终刊,其间1883年至1889年曾停刊6年,实际发行时间为28年,共出版677卷册。《万国公报》的办刊宗旨,是推广与泰西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经济、宗教、外交、科学、艺术、教育等知识。

[47] 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82页。

[48] 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83页。

[49] 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85页。

[50] 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85页。

[51] 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87页。

[52] 李提摩太在华出版的报刊和著作中,除署名李提摩太外,还使用提摩、普若、菩若、普岳、普药、号醒华生、救世子等。

[53] 《泰西新史揽要》全书24卷371节,该书在国内有多种版本,主要是广学会本、上海美华书馆本、三味堂本、紫文书局本等。1895—1902年间,再版不少于8次。此外还有多种盗版本,仅杭州一地就有6种,四川则有19种之多。2002年,上海书店以三味堂本为底本再版《泰西新史揽要》,系《近代文献丛刊》之一。三味堂本无句读,上海书店版在句读时,参照了有句读的广学会本和上海美华书馆本。

[54] 张星烺:《欧化东渐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8页。

[55] 梁启超:《读西学书法》,上海时务报馆1896年版。

[56] 邵羲:《十九世纪列国政治文编·叙言》,教育世界社1903年版。

[57]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2—213页。

[58] 参见[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3页。

[59] [英]麦肯齐:《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

[60] [英]麦肯齐:《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61] [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3页。

[62] [英]麦肯齐:《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63] [英]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页。

[64] 1895年《同文书会年报》,见《出版史料》1990年第1期。

[65] 马军:《泰西新史揽要·点校说明》,见《泰西新史揽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66] 《六合丛谈》1857年第1卷第12号。

[67] 《六合丛谈》1858年第2卷第2号。

[68] 《希腊志略》《罗马志略》等,原属英国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约翰·爱德华·格林主编的“历史与文学基本读物系列丛书”,所谓“英国麻密伦学院”的教科书,是从“历史与文学基本读物系列丛书”中精选出来的。《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是其中的两种,中文译本1886年在华出版,继1886年总税务司署初版后,又有上海著易堂书局本(1896)、湖南新学书局刻本(1897)、上海盈记书庄本(1898)、点石斋印书局印本(1902)等多种版本。2014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希腊志略》《罗马志略》的校注本(即《〈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校注》)。山东聊城大学陈德正、韩薛兵教授依据1898年上海盈记书庄本,对两书进行了较全面的校注,王娟老师也参加了部分前期工作。书前有陈德正撰写的《中国最早的古希腊罗马史专著——〈希腊志略〉和〈罗马志略〉》,介绍了两书的概况和编译者的生平等,为读者阅读提供了不少方便。陈德正等《〈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校注》,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古典学在中国”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得到山东省“齐鲁文化英才”工程专项资金的资助。

[69] 《欧洲史略》系英国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约翰·爱德华·格林主编的“历史与文学基本读物系列丛书”之一,原作者是英国19世纪历史学家弗里曼。2018年7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欧洲史略》《西学略述》的校注本(即《〈欧洲史略〉〈西学略述〉校注》)。山东聊城大学王娟、陈德正教授主要依据1886年总税务司署刻本,对两书进行了较全面的校注。书前有陈德正、王娟撰写的《中文世界最早的“欧洲通史”和“西方文化史”——〈欧洲史略〉和〈西学略述〉》,介绍了两书的概况和编译者的生平等,为读者阅读提供了不少方便。王娟等《〈欧洲史略〉〈西学略述〉校注》,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古典学在中国”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得到山东省“齐鲁文化英才”工程专项资金的资助。

[70] 为了介绍西学,提倡变法维新,梁启超编《西学书目表》,并于1896年在时务报馆出版。分西学、西政、杂类3卷,著录译书352种,“西政”类包括史志、法律、官制等内容。附表一卷,著录通商前西人译著86种,近译未印著述88种,中国人所著与西学有关著述119种。后附《读西学书法》一卷。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响。各种书目继作不断,大多在梁启超的基础上修改增删。据熊月之考证,晚清的西学书目除梁启超的这本之外,还有傅兰雅的《译书事略》、徐维则的《增版东西学书录》、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通雅斋同人的《新学书目提要》、赵惟熙的《西学书目答问》、沈桐生的《东西学录提要总叙》、黄庆澄的《中西普通书目表》等。

[71] [美]裨治文:《原序》,参见《大美联邦志略》,上海墨海书馆1861年版。

[72] 据邹振环考证,谢卫楼编著的《万国通鉴》,除上述已经提及的之外,还有以下多种版本:(1)仅有赵如光中文序言的版本。书后附录“天下六洲图”“亚细亚”“欧罗巴洲”“古希利尼”“古以大利”等地图12幅,无英文版自序,无中英人名地名对照索引。(2)书名题为《万国史论》,又题《历代万国史论》,1898年中秋杭州石印本,附图12幅,同样没有英文版自序,无中英人名地名对照索引。(3)五卷本,卷首一卷。1902年上海书局本。(4)1884年(日本明治十七年)由冈千仞训点、四书房发兑的《(订正)万国通鉴》五卷本。冈千仞在《序》中写道:“此书成于耶苏(耶稣)教徒,其纪我邦及汉土,极口论驳圣道,特为无谓。唯方今五州普通,各国此书各国讼革,不可不一日讲之。而此书各国理乱兴亡之故,可一览尽其要。其论涉教法,虽属无谓,亦可以观东西风尚之异一至此。诗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余于此书亦云。”(5)福州美华书局1892年出版《(榕腔)万国通鉴》卷一、卷二,由林穆吉译成,榕腔、摩嘉立修订。

[73] 参见黄爱平等主编《西学与清代文化》,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