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魏源悉夷、师夷以制夷的《海国图志》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失败，彻底暴露了清朝封建制度的腐败和清政府的无能。中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这个“天朝上国”之外还存在凶恶的西方列强，使朝野震动。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传统，国家在危难之时，总有一批爱国志士奋起，为救亡图存奔走国是，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鸦片战争后，举国上下在深感奇耻大辱的同时，一些人开始重视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了解，以寻求拯救民族危亡的道路。

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其与外部世界几近隔绝。以致鸦片战争爆发时，道光皇帝（1782—1850）还不知道英国的地理位置，对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交往等一无所知。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上层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也急切地开始探索世界大势，企图从中求得“御夷之策”。一股“睁眼看世界”的新思潮由知识界开始，逐渐成为一股新的社会思潮。近代爱国主义的先驱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和魏源、姚莹（1785—1853）等为其中的杰出代表。中国近代的外国史地研究，是在鸦片战争时期酝酿发展起来的。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表现出崭新的时代内容。自然，那时还谈不到具有完备学科意义的世界史，更不存在世界史的理论体系和史学方法，一切都是出于反对西方列强侵略的现实需要。

鸦片战争之后，民族危机日趋加剧，内忧外患，进化史观开始传播，救亡图存，复兴中华成为民族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第一次研究中外史地的高潮。这“不仅冲击了当时学术界沉闷的局面，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视野、新的局面，而且在介绍和输入西方近代思想文化方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史学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外敌频频入侵并不断加剧，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是促成这一时期出现研究外国史地的高潮强有力的直接动因。它经历了一个由被动到主动、由不自觉到逐步自觉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个过程和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不断觉醒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民迫切要求了解世界的风云变幻及历史渊源，寻求富国强兵的道路。

魏源是著名爱国主义思想家，近代中国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之一。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金潭人，15岁中秀才、29岁中举。后屡试不第，直至52岁中进士。曾任江苏东台、兴化知县、两淮盐务司海州分司运判、高邮州知州等职。60岁时被劾革职，64岁时病逝于杭州。魏源一生经过了乾、嘉、道、咸四朝，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中国社会发展处在深刻的变化之中。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社会深受震动。魏源敏锐地认识到这是中国社会“大变局”的开始，中国社会的发展将出现重大变化。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魏源在悲愤之际完成了40余万言的《圣武记》。该书14卷，前10卷，主要是回顾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历史。后4卷，主要是魏源自己对军事等问题的论述。《圣武记》完成后，在1844年、1846年又做了修订。魏源针锋相对回答了清廷中昏官对林则徐的攻击，指出鸦片战争发生的根本原因，不是源于林则徐禁烟。魏源认为，“是以后圣师前圣，后王师前王”。他从清王朝的历史中，寻找抵御外国侵略者的武器。落后的满族，正是向明王朝学习之后，才战胜了明朝，夺得了天下。为了战胜入侵敌国，魏源认为除了“以彼长技，御彼长技”，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建造坚船利炮之外，还要详尽地了解外国，不能再继续闭关自守，盲目虚骄。总之，“夫制驭外夷者，必先洞夷情”，对外国闭目塞听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鸦片战争后，魏源从战败中汲取教训，认识到“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2]。因此开始编撰《海国图志》，希望能够做到知己知彼。这也就是魏源所说的：“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欲造就边才者，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3]他认识到，今日的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已经不是历史上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夷狄”。应该承认他们的长处，同时也承认自己的落后，然后向他们学习，使自己的实力增加，不再受西方列强的凌辱。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悉夷—师夷—制夷”的思想，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应该指出的是，魏源所说的“悉夷”和“师夷”，并非仅指工艺、科技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

1841年6月，林则徐在发配到新疆伊犁的途中，在京口（镇江）与魏源相会。魏源接受林则徐的嘱托，在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和《澳门月报》等资料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新的文献资料，编成《海国图志》50卷本，约57万字，地图23幅，洋炮插图8幅，1843年1月刻印于扬州。[4]魏源在诗中记载了此事：“万感苍茫日，相逢无一语。风雷惊蠖屈，岁月笑龙屠。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自注：“时林公属撰《海国图志》。”[5]魏源在该书的序言中还提及，《海国图志》的来源之一就是“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当然，这种“来源”并非仅仅是文献资料的来源，也包括林则徐对魏源思想上的影响。两人的爱国热忱在书中得到充分体现。《筹海篇》是《海国图志》的重要内容之一，论析了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战守策略，其中大量汲取了林则徐的抗英斗争经验。

魏源对于“士大夫不讨掌故，道听途说，其究至于贻误于国家”，[6]十分忧虑。为改变这种状况，他身体力行，著书立说。刊刻于世的魏源《海国图志》50卷本，是中国第一部有关世界史地的著作，揭开了近代中国世界史地研究的崭新一页，其内容使闭塞已久的中国人闻所未闻，开始有了全新的世界概念，对西洋有了整体的了解，[7]该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世界分国志，也是亚洲最完备的介绍世界各国史地知识的巨著。这部著作鲜明地表达了魏源反对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和盲目排外的思想。

在这部被称作当时的“简明世界史”的著作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风土民情等诸多丰富的内容。刘师培（1884—1919）赞《海国图志》“一改列代四裔传之例，以开国别史之先声，不可谓非中国之新史学也”。[8]魏源对中国传统史学体例的改造，使《海国图志》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第一部国别史著作。当时传统史学体例的改变，以及《海国图志》的问世，均有具体的历史背景，反映了魏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要求——“睁眼看世界”的现实呼唤。

《海国图志》与林则徐的《四洲志》相比，内容有了明显的增加。如魏源在《海国图志原叙》中所说，与《四洲志》相比较，东南洋、西南洋扩增了十分之八；大小西洋、外大西洋增十分之六，而且加上图表以为经纬。《海国图志》与《四洲志》一样，对英国的历史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这可能与英国是鸦片战争的主角有关。在60卷本中，有关英国的内容增加了3卷，即《广述》3卷，摘录由新加坡人撰写的《英国论略》、颜斯综的《海防采论》、萧令裕的《记英吉利》等。

对英国的关注，不仅仅表现在篇幅的增加上，而且在纪实的基础上较深入地探讨了英国为什么强大，以比照中国，分析中国之所以积弱的原因。魏源认为英国强大的原因之一，是因发展工商业，“不务行教而行贾”，“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此外，魏源对英国在海外的殖民掠夺，也有较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英国是一个“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英国“所以骤致富强，纵横于数万里之外，由于西得亚美利加，东得印度诸部也”。[9]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认识，已经开始触及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列强的某些本质。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最早介绍了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他写道：“王助亚墨里加战，胜，然其饷银渐减，故召爵、僧、民三品会集，以寻聚敛之法，国民弃王，杀之。七年国政混乱，有臣曰那波利稔（拿破仑）者，武功服众。”[10]

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在《海国图志》中多有体现，魏源主张研究外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反对脱离实际。如他认为学习西方，不能停留在从欧洲购买先进的机器或武器之上，而是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大机器生产，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工业。又如，魏源述及菲律宾、印尼亡国；越南、缅甸抵御外敌，以及日本的崛起等，结合中国当时的现状，都有直接的借鉴意义。他说：“夷烟夷教，毋能入界，嗟我属藩，尚堪敌忾，志东南洋各国第三；吕宋、爪哇，屿日本，或噬或駾，前东不远，志东南洋各岛第四。”[11]在《海国图志》中，魏源虽然将日本放在亚洲的“东南洋”（主要指今天的东南亚地区和澳大利亚）中叙述，没有更多地展开详尽研究，但这仍可视是开日本史研究的先河。在我国的典籍中，《汉书·地理志》虽最早有日本的历史记载，但太过简单。

魏源是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变法图强，重振国威以洗刷鸦片战争失败的国耻。他在历史研究中倡导“经世”精神，力主“史”与“治”相结合，关注国家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所以《海国图志》在论述变法图强的思想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有论者认为：“魏源撰写《海国图志》的目的，绝非为学术而学术，其现实意义尤超越学术之探讨，虽然在史实考订与征引文献上，《海国图志》是当时最具学术价值的著作之一。”“《海国图志》无论在视野或文献材料的蒐集，均可视为经世史学的空前巨著。《海国图志》所代表的意义，是嘉道以降（1796—1850）晚清世人走出书房的典型；这种关怀现实的经世史学，是晚清史学发展的重要面向，外国史地引介尤为晚清史学开启一个通向世界的窗口。”[12]作者所言极是，魏源的著作所体现出的史学精神和史学旨趣，成为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优良传统之一。史学总是要经世的，只是表现出自觉或不自觉，以及在不同的历史观的指导下，“经世”有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价值取向而已。

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如果说“悉夷”“师夷”是手段，那么，“制夷”则是目的，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在回答“是书何以作”时明确指出：是“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一思想提出后，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向西方社会学习，寻求救国真理的社会思潮，由此得到迅速的发展。魏源明确西方“有用之物，即奇器而非淫巧”，学习西方的目的是富国强兵抵御资本主义的侵略。“悉夷—师夷—制夷”的思想，是当时爱国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这些志书紧扣时代的脉搏，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具有划时代的启蒙意义。魏源对世界各地的历史地理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海国图志》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史地的名著。书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变法图强的思想，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魏源还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希望中国也走俄罗斯的道路，通过深刻的社会变革，使国家走上强盛的道路。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13]。

《海国图志》50卷本问世后，又经过两次增订，成为1847年的60卷本（60余万字）和1852年的100卷本（88万字，地图75幅，各种插图64幅）。在撰写和修订自己的著述时，魏源十分重视历史文献的收集和使用，力争做到翔实准确。《海国图志》引用了100多种中外著作，30多件奏折，以及自己亲自搜集到的一些资料。这些文献资料主要分成以下三类：

其一，历代正史20余种，包括《汉书》《后汉书》《魏书》《晋书》《宋书》《南齐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元史》《明史》等。

其二，中国古代的有关域外的地理著作和其他的有关著述，以明代以后的为主。70余种；如叶钟奇的《英吉利夷情纪略》、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俞正燮的《癸巳论稿》、汪大洲的《岛夷志略》、王大海的《海岛逸志》、黄可垂的《吕宋纪略》；姚莹的《康輶纪行》等，还引用徐继畬的《瀛寰志略》33处，约4万字。

其三，外国人的著作。主要是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的著作，以及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的著作，20余种。主要有利玛窦的《地图说》、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1582—1649）的《灵言蠡勺》、高一志（Alphonse Vagnoni，1566—1640）的《空际格志》、傅泛际（Francois Furtado，1587—1653）的《寰有诠》、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的《远镜说》、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培瑞的《平安通书》、祎理哲的《地球图说》、马礼逊的《外国史略》、马吉士的《地理备考》、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郭实腊的《贸易通志》。另外还有《圣书》（《圣经》）、《澳门新闻录》《滑达尔各国律例》等。

魏源在香港购得国外出版的地图集，后将其补入100卷本的《海国图志》中。因此，百卷本的《海国图志》的突出特点，是对地图的重视，为人们留下了宝贵的世界历史地图的文献资料。这些地图主要来自南怀仁的《坤舆图说》、艾儒略的《职方外纪》、蒋友仁（P.Michael Benoist，1715—1774）的《地球全图》、培瑞的《地球椎方图说》、马吉士（Martins-Marquez，？—？）的《地球总论》等。

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虽然这部作品产生于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萌生时期，它还谈不到是一部世界历史研究的专门学术著作，但《海国图志》却是近代中国第一批研究外国史地著作的代表作。一些学者对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海国图志是中国近代史学第一部较为系统的世界史地著作。该书不仅奠定了中国近代世界史地研究的基础，而且初步涉及了研究世界史地的理论方法，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前无古人的”[14]。《海国图志》开始注意汲取外国史学的理论与方法，重视对历史事实和过程的描述，而且赋予“海国”于广阔的历史视野，对于东西方国家和地区都有介绍，在介绍的过程中，魏源对历史文献资料进行了大量的考证、辨误和补充，并在此基础上撰写“按语”，发表议论。[15]《海国图志》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中国周边国家也产生了深刻影响。约在1851年，这部著作东渡日本，被日本学者和官员奉为至宝，几经转译翻刻，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认为这是十分“有用之书”，推动了日本的维新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