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鸦片战争后最初的世界史地著作

姚莹，字石甫，号明叔、展和，晚号幸翁，安徽桐城人，嘉庆时中进士。先后任福建平和知县、江苏高邮知州。鸦片战争期间，任台湾兵备道，曾率军民奋力抗击侵台英军，打退侵略军的军舰。1841年8月，英国双桅大船在台海附近触礁搁浅，沿岸官兵对英国入侵者包围截杀，毙命30余人，生擒130多人。还有数人投海自尽。此外，还缴获了航海地图和枪炮等军械。道光皇帝闻讯大喜，认为此事是鸦片战争开战以来从没有过的胜仗。但是，他的爱国行为却为投降派所忌恨，受穆彰阿（1782—1856）等人的陷害，被贬官四川。在此期间，他仍然没有忘记“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他赴西藏地区进行考察，同时多年还收集有大量有关世界各国的资料，撰写了《康輶纪行》。咸丰年间，被诬陷事得到平反，先后出任广西、湖南按察使，后死于湖南任上。著有《中复堂全集》，保存有他的大部分作品。

姚莹撰写的《康輶纪行》16卷，是鸦片战争之后，介绍外国状况的著作之一。他考证了天主教、回教、佛教的源流；记有英国、法国、印度、俄国、尼泊尔、锡金等国的历史知识；揭露了英国觊觎西藏由来已久，以及英国、俄国在中亚、西亚的矛盾和斗争。姚莹在《康輶纪行自叙》中写道：《康輶纪行》者，“大约所记六端：一、乍雅使事始末；二、刺麻及诸异教源流；三、外夷山川形势风土；四、入藏诸路道里远近；五、泛论古今学术事实；六、沿途感触杂撰诗文。或得之佛寺、碉楼，或得之雪桥、冰岭”。1844—1845年，作者在西藏进行考察，在记述西藏各方面情况的同时，还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对印度等周边国家，以及与这些国家关系密切的英国、俄国等国的历史状况进行了研究。姚莹认为，尽管英国、俄国在中亚一带有利益冲突，但是对中国却都怀有侵略扩张的野心。姚莹从切身体验中，明确指出“闭关锁国”，乃是“误国”之路。坐井观天，无视世界之变局，实际上是愚昧无知，必将招致强敌入侵。他认为及时、准确地了解世界的形势，以及世界形势的演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将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以往所绘制的“世界地图”，与最新的世界地图进行比较，以求能够准确地掌握最新的外国史地知识，为此绘制了世界和中国西南边疆的地图。他对林则徐、魏源十分钦佩，在思想上，他们特别是在“睁眼看世界”方面有不少相通之处。

后人在评述姚莹时，说他一生崎岖挫折，但从不趋依权贵，其“生平学问志节，富有极深入世思想，抱拯焚救溺，登天下于席衽之念。端为儒者淑世精神。……重在事功，尤致志于国际实际庶政，典章制度，物产风俗，民生疾苦，以至海疆兵防。俱为当世经世思想家经营筹虑之课题。足以代表清中叶嘉道之世，儒生精神抱负及其志行之所在”[16]。这有助于人们理解姚莹何以对海外情势始终用心，以及《康輶纪行》何以问世。

梁廷枏撰写《海国四说》，1846年刊行。他热爱祖国，强烈地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是19世纪中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海国四说》是与姚莹撰写的《康輶纪行》同样重要的外国史地著作。这部著作强调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没有明确地提出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但却明显地表现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反对殖民统治的思想倾向。梁廷枏，字章冉，号藤花主人，广东顺德人，早年从事辞章考据之学，撰有《金石称例》《论语古解》《曲话》及杂剧多种，还在1834年撰写《南汉书》18卷、《南越五主传》等。1834年中副榜贡生，后曾任广州越华、粤秀书院监院、学海堂学长、澄海县训导等职。1835年入广东海防书局纂修《广东海防汇览》。他认为鸦片贸易对中国百害而无一利，“竭中朝尽有之宝泉，贻庶姓无涯之害壑”[17]，积极支持和参加林则徐的禁烟活动。鸦片战争期间，他在广州积极参加抗英斗争，打击入城的英国侵略者。鸦片战争失败后，梁廷枏致力于著述。他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列强的新认识。

《海国四说》1846年刊行后，1848年4卷合成。至咸丰时期，稍作修改后重新刊行。该书由《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3卷、《兰仑偶说》4卷、《粤道贡国说》6卷组成，主要文献资料来源于西方学者的著作和报刊中的文章。《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叙述了耶稣产生、传教及传入中国的情况。《兰仑偶说》，是按照国别史体例编撰的英国史。从上古直至19世纪40年代，内容包括王朝谱系、政治经济沿革、民族兴衰，以及军事、外交、海外殖民掠夺和文化教育等，不失为一部简明的英国通史。该书一方面按照传统的纪传体，叙述历代统治世系，然后分述地理、宗教、经济、文化和民俗等。另一方面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史著的影响，在按照编年叙述的同时，分别叙述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等内容。梁廷枏在《兰仑偶说》中，还提及了中国人很少提及的《大宪章》（亦称《自由大宪章》），是1215年英国贵族迫使诺曼王朝失土王约翰（John，1166—1216）签署的文件，17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对其给以新的解释，成为争取资产阶级权利的法律依据。梁廷枏十分赞赏《大宪章》对王权的削弱，认为它是英国形成立宪制的重要历史渊源。

《合省国说》，即美国史，主要是参考了传教士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而写成，时间自新航路开辟，直至19世纪40年代，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地理环境等，包括美洲大陆的开发、欧洲的殖民侵略、美国独立战争和华盛顿的历史作用、民主共和制度等。梁廷枏明显地受到裨治文所表现出的西方历史思想和方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与中国传统史学突出政治史和皇室世袭更迭的不同，阐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美洲大陆发现的历史沿革，以及疆域、气候、文化、宗教、习俗、物产、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等。梁廷枏还不惜笔墨，对美国的民主共和制有较多的介绍，对总统制、议会和司法制度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粤道贡国说》，收录了清初至道光年间，从海道到广州贸易和入贡的暹罗、荷兰、西班牙、英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与清政府的往来文件，以及有关清帝谕旨、大臣奏章等，是一部有较高文献价值的中外关系史文献集。《海国四说》既是有关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一部清王朝断代的中外关系史著作。

梁廷枏撰写《海国四说》时，已经开始认识到编撰外国历史著作的必要性，同时也明显地感觉到这方面的工作离现实的需要，又差得太远。他曾以英国史为例说：“当世立言之彦，偶记见闻，亦堪荟萃，然大率详今略古，穷未得立国之所由来，故译字分歧，且动称千有余年，未免群疑满腹。”[18]中国人自己的著作没有，或虽有又多片言只语，没有系统的阐述；而外国人的历史著作，又与中国学术的通例差得太远，所以中国学者撰写外国史，在梁廷枏看来已经是当务之急，不仅如此，他本人还身体力行，对中国的外国史撰写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对外国历史的认识较之《海国图志》，无疑前进了一步。

鸦片战争后研究外国史地的重要著作还有徐继畬撰《瀛寰志略》10卷，约15万字。1848年刊刻出版。[19]徐继畬，字健男，号牧田，又号松龛，山西五台县人，乾隆六十年生于宦官之家，道光年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后在闽粤沿海地区任职十数年，鸦片战争后任福建巡抚。同治年间清政府兴办洋务时，徐继畬因长期关注外国问题，被调往总理事务衙门任职，同时主持同文馆[20]的工作。

1843年末，徐继畬在厦门会晤英国领事时，见到了时任译员的美国传教士雅禆理（David Abeel，1804—1846）。徐继畬从雅禆理那里见到不少精美的外国地图集，这使他对外国史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徐继畬多次向雅禆理学习外国史地知识，给雅禆理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这是他遇到的最喜欢提问的中国高级官员。雅禆理为了传教，曾将《新约全书》等宗教书籍送给他，但徐继畬对这些似不感兴趣。在雅禆理看来，徐继畬对了解尘世各国的状况，比聆听天国的真理急切得多。徐继畬利用职务之便，广泛接触外交官、传教士和外国商人，悉心收集介绍外国史地知识的出版物。

为撰写《瀛寰志略》，徐继畬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准备。在福建、广东任职，使其有可能阅读大量的西文资料，包括印制精细的外国地图。如本书《凡例》所言，“泰西人善于行远，帆樯周四海，所至辄抽笔绘图，故其图独为可据”。徐继畬还使用了“泰西人杂书”，“有刻本有钞本，并月报、新闻纸之类约数十种”。这些资料，主要是从传教士那里获得的。他对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等人资料的引用，多进行了考订或校正，因此较为准确。《瀛寰志略》还征引了20余种中国学者的著作，包括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陈伦炯（1688—1751）的《海国闻见录》等。《瀛寰志略》的成书规模不大，但内容却十分丰富，反映了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对了解外国历史知识的迫切需求。这十卷的主要内容是：卷一：东、西半球、清一统舆地、亚细亚、东洋二国、南洋滨海各国；卷二：南洋各岛国、东南洋大洋海各岛国；卷三：印度、回部四国、西域回部；卷四：欧罗巴、俄罗斯、瑞典、丹麦；卷五，普鲁士、日耳曼、瑞士；卷六：土耳其、希腊、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卷七：佛兰西、西班牙、葡萄牙、英吉利（含英伦、苏格兰、阿尔兰三岛）；卷八：阿非利加、麦希（埃及）；卷九：北亚墨利、南亚墨利加、北亚墨利加各国英吉利属部、米利坚合众国；卷十：北亚墨加南境各国、南亚美利加各国、巴亚、亚墨利西海湾群岛。

徐继畬花费5年的时间，将所得资料悉心编撰，完成了这部著作。全书有地图42幅，以图为纲，较系统地介绍了亚洲、非洲、美洲和欧洲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历史沿革和经济、文化、宗教、风土人情，尤注重美国、英国、法国等国重大事件、商务关系。例如，他对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有如下记述：“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为人杰矣哉！”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徐继畬写道：“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21]

徐继畬在《瀛寰志略》中，十分重视地图的作用，他广泛汲取了新的科学知识，纠正了以往对世界其他国家历史、地理的错误认识。该书因能够“博采前贤著述，正其舛误”，而且“考核甚精”，所以和魏源的《海国图志》一样，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系统介绍西方各国史地知识最早的两部书。徐继畬的《瀛寰志略》，是“看眼看世界”的重要著作，与绝大多数士大夫不同，他看到了他们看不到、不想看、不敢看的世界，《瀛寰志略》自然就受到他们的诋毁。那些昏庸的官吏自己不愿睁开眼睛，也不许别人睁开眼睛，他们攻击徐继畬“夸张外夷”“尤伤国体”，进谗言。

1850年咸丰皇帝（1831—1861）即位后，徐继畬即以在英人入居福州神光寺事件上处理不当为由被罢免，由福建巡抚贬为太仆寺少卿，两年后罢官归里。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继续遭到惨败，民族危机加剧，要求变革的社会思潮不断高涨，徐继畬这时才在同治四年（1865）重新得启用。次年，总理衙门主持重刻《瀛寰志略》，并将之作为同文馆的教科书。此后三十余年间，《瀛寰志略》不断被翻刻，有十多种版本广为流传，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学习外国，走“自强之道”的必读书。

在对西方的认识上，有论者认为“魏源与徐继畬亦有异同，其一，都虚心追究西事，撰述世界史地；但《海国图志》对英人有敌忾之心，志略则较客观冷静；其二，都筹谋对策，魏源的策略分议守、议战、议款，有完整的体系，其议战‘以夷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前者结盟以抗英人，后者学西方之造船制炮，具有制敌之力，允为重要的战争原则”。[22]也有论者对徐继畬《瀛寰志略》的史学贡献给予积极评价，认为这部著作“具有虚心、求真、客观冷静、和平仁爱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国考证学家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史家的精神”[23]。

在19世纪后半期，《瀛寰志略》成为人们了解世界的必读书。19世纪中期，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寰志略》出版后不久，即流传到日本，1861年（日本文久元年）曾有嵋阁本《瀛寰志略》问世，以后又多次翻印，在明治维新前后，在日本产生了十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日本知识分子从中了解了西方的社会、历史、地理，而且对于促进日本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明治维新思想的萌生，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848年《瀛寰志略》问世时，美国华盛顿纪念碑奠基，美国向各州、世界各国征集纪念物。中国基督教徒赠送的纪念碑上，即刻有《瀛寰志略》上的一段话。[24]

俄国是中国的周边邻国，与中国接壤长达数千公里，觊觎中国由来已久，对此，中国社会各界的有识之早有警觉。鸦片战争之后，对俄国史的介绍和研究引人注目。早在19世纪中期，林则徐、魏源、姚莹、何秋涛（1824—1862）等人，开始关注俄国问题。1878年，署名鹭江寄迹人，根据俄国的历史学著作，译纂成《俄国志略》，通过历史的叙述，揭露俄国侵华阴谋，强调对沙皇俄国应严加防范。关于这本书的资料来源，作者说明是“译录其国史之大略”。该书的篇幅不大，但是内容较丰富，对当时的中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按语》说：“其俄国所留心著意，无非侵占邻国地土为务。比现在形势而论，西边有英法德奥意各国，皆虎视眈眈，断不容他人有侵占之事，行之甚难。若南边虽小，有隙可乘，欲行侵占，英国必起而争之。此又不能如愿，行之亦不易。其稍可注意者惟东边耳。俄国之东界，乃我中国西北境，若不及早设防之，恐将来事机一露，即难收拾矣。俄之行为险诈，居心叵测，若视之兵戎，尚可预防，倘于玉帛礼貌而来，尤属可虑，不知其蓄意如何，更须严防为是。”[25]当时的一些人认为，“俄之行为险诈，居心叵测”超过英国，因为在他们看来，英国侵略中国，主要是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掠夺中国的财富；而俄国却是要利用和中国接壤这一地理位置，掠夺中国的国土，扩张沙皇俄国的版图，对此，作者呼吁中国人民要“严防为是”。

张穆（1805—1849），近代的爱国思想家、地理学家、山西平定人。他为揭露和抵御沙俄侵华，致力于西北边疆史地和蒙古史的研究，其代表作是《蒙古游牧记》。在此之前，我国还没有内外蒙古史和西北史地研究的专门著作。张穆撰写这部著作时，强调“缀古通今，稽史籍，明边防”，所以十分重视山川城堡的探究。《蒙古游牧记》史料翔实，考古鉴今，对了解蒙古社会风俗沿革，以及北方各民族间历代的交往关系，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张穆生前没有将这部著作最终完成，病逝后由其友人何秋涛整理校订、补充，历十年完稿，于1859年付刊。《蒙古游牧记》问世后，即在国内和欧洲英国、法国和俄国都产生了广泛反响，在19世纪末，就已有俄文和日文的译本。

在林则徐等人的影响下，何秋涛专心注重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先后完成《校正元圣武亲征录》《蒙古游牧记校补》和《朔方备乘》等著作。其中尤以第二次鸦片战争初期完成的《朔方备乘》最为重要。鸦片战争前后，沙俄侵华扩张日渐加剧，为巩固国家边防，有必要弄清中俄边界的历史和现状，而这在当时恰是空白。何秋涛通过阅读300多种俄国进呈之书和检索大量古文献资料，致力于探求俄罗斯的历史与现实，以及中俄关系的历史，撰写了如《北徼星度考》《北徼水道考》《北徼教门考》《北徼方物考》《乌孙部族考》《汉魏北徼诸国传》《俄罗斯互市始末》《俄罗斯进呈书籍记》《考订俄罗斯国总记》《俄罗斯境内分部表》等文章，使国人对“雄长欧洲”“疆土日辟”“觊觎中国”的俄国能有一较全面的认识。

何秋涛数年收集、编写撰成的《北缴汇编》，咸丰皇帝看后大加赞赏，赐名《朔方备乘》。《朔方备乘》全书80卷，记述自汉唐到清道光年间中俄关系，被认为是开中国中俄关系史先河的著作，也是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集大成之作。何秋涛广泛汲取了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在该书凡例中谈到自己写作该书意图时明言为八端，“是书备用之处有八：一曰宣圣德以服远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韬略；三曰明曲直以示威信；四曰考险要以昭边禁；五曰列中国镇戍以固封圉；六曰详遐方地理以备出奇；七曰征前事以备法戒；八曰集夷务以烛情伪”，充分表现了他探究西北边疆史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