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对象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全能型政府管理模式及单位化社会体制，致使社会组织失去了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土壤。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社会日益显现出自主化、个体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我国开始了社会管理的创新改革，以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这一点在党的十八大以来表现得尤为突出，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社会治理”概念，并就“如何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出了四方面要求：创新培育扶持机制以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加快实施政社分开以保障社会组织的独立性，提升社会组织服务功能以实现公共服务多元化，加强监督管理以保证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1]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也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社会治理重心将转移至基层机构，充分激发社会组织的社会服务功能，构建政府治理、社会组织调节、公民自治的互动格局。在政府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过程中，社会组织势必成长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群体利益表达、公共政策制定等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本书主要聚焦农民工群体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社会组织——农民工自组织，在实证调研基础上，分析农民工自组织的实然模式及增权机制。通过“社会组织化理论”视角分析“农民工自组织”发展的合理性、合法性及功能性，拓宽农民工组织化研究的学术理论框架。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群体，其中农民工群体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相伴的人口迁徙特征，从农村迁徙到城市，为我国工业化提供劳动力的农民有了特定称谓——农民工。迁徙农民工的数量逐年增多，根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2月发布的《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9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9077万人，比上年增加241万人，增长0.8%。其中，本地农民工11652万人，比上年增加82万人，增长0.7%；外出农民工17425万人，比上年增加159万人，增长0.9%。在外出农民工中，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13500万人，与上年基本持平，我国农民工的数量逐年增多，详见表1-1。

表1-1 2010—2019年农民工增量情况

随着迁徙农民工数量的增多，如何有效管理和服务农民工群体逐渐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近些年来，为了推动地方政府加强对农民工群体权益的维护和保障工作，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农民工群体管理服务的方针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工群体城镇化过程中遇到的困境。但是，农民工群体的各类问题依旧突出，农民工群体在劳动就业、政治参与、社会交往、文化融合等方面仍存在诸多困难。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政府通过各种管理制度和服务载体来改善农民工群体的生存境况之外，我国部分地区自发产生了一些旨在对农民工群体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社会组织，农民工群体自我服务的组织化行动为农民工城镇化提供了创新型路径。个体农民工最初通过亲朋好友、同乡等社会关系流动到城市，个体农民工在城市化过程会遭遇种种问题，如就业困境、社保缺失、城市融合、权益侵害等等。个体农民工既无法抗衡市场的利益博弈，也无法获取政府的制度庇护，在“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背景下，个体农民工自然产生了组织化需求，意图通过组织化维护个体的合法权益。随着国民教育水平的逐年提升，农民工群体的文化素养、主体意识也不断提升，部分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分子萌生了组建互助性的农民工社会组织的想法，以组织化力量维护群体利益，此为农民工组织化的内部动因。同时，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群体问题的重视，为农民工群体的组织化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此为农民工自组织发展的外部动因。因此，农民工群体的组织化是内外因联合作用的结果。

目前，农民工自组织具有一定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能力，农民工自组织广泛开展教育培训、就业推荐、生活服务、法律援助、权益维护等方面的社会行动，满足了农民工群体城镇化的诸多需求，提升了农民工群体的城市适应能力，拓展了农民工群体的城市发展空间。农民工自组织的行动实践证明：农民工群体不仅仅是一个需要被救助和同情的弱势群体，在一定制度环境下，他们是有能力解决问题的正常群体。如果能够得到有效支持和正向引导，农民工自组织的自我管理和服务行为不仅可以促进农民工群体的城镇化进程，也可以节省政府的行政成本，进而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因此，对农民工自组织开展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