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二 深耕者的良心

周融荣

于晓冰的学生，博士，青年作家，策展人，任职于北京大学

于晓冰老师在北师大实验中学深耕了20余年，我是他在这里最早的学生之一。一转眼，我自己年届三十，获得了香港科技大学数学系学士学位、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学位，经历了金融投资和艺术行业的不同工作，作为青年作家和策展人初步立足，进入高校任职。至今想来，仍然觉得遇到于老师是人生的一大幸事。

2003年左右，我开始在北师大实验中学初中部就读，当时的语文老师正是于老师。近20年前，中学教师的职业“内卷”还没有正式开始。于老师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高才生，在积累了两年的对口附属小学教学经验之后，开始到附中任职，其学历和教学水平无疑是优秀并受到认可的。我至今记得于老师在发现我的阅读兴趣以后，帮我推荐专业书籍，甚至在我为某次考试成绩不理想而懊恼的时候善意开导，说一时的分数并没有那么重要。事实确实如此，优势是逐渐积累的：初一、初二时，我的语文成绩稳定在全年级前30%左右，并非次次拔尖；但初三以后，我基本上就不需要为语文成绩而额外花时间了。在中考和高考的备考过程中，语文成绩一直是我稳定的“优势后方”。现在看来，从小学中高年级到初一、初二，正是个人阅读和写作能力培养的关键时期。记得于老师当时鼓励我，对花木兰故事进行不那么主流的改编，强调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在课堂上的轮流朗诵中，他通过对姿态和节奏的强调，修正我们的气质和精神面貌；当然，打油诗“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修辞案例。他对“减法教育”的倡导是建立在对应试系统的了解与思考之上的，更带着对育人本身的深刻理解和使命感。

于老师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善教者的范本。多年后，我非常惊讶地发现，他的主张在当今的中学教育中不算主流。虽然我本科就读于香港科技大学数学与经济专业，但从小时候到现在博士毕业之后的职业取向，从应试到立言、立行，我一直算是擅长语文的选手。我对当下一些中学生唯题是论的现状也是非常困惑的。阅读和写作的深度、容量，以及记忆力、思考力的自主训练，是一个人在少年时代能养成的最宝贵的能力之一。它的厚积薄发不仅能为应试带来优势，还能奠定人在成年、走上工作岗位之后的技能基础。而语文也绝不像许多人以为的作文和填空那样简单。比如在进入高等数学学习阶段以后，语言思辨能力、深入阅读能力大大有助于学习和研究的推进；语言、逻辑和数学三者的关系，本来就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命题之一——这就是今天教育中“大语文”理念的根源吧。如果一个人从小没有培养深入阅读的自主兴趣，对自发形成的表达也并无积极性和信心，甚至这种兴趣和信心被其他远为次要的东西所挫磨，无论他从事什么行业，都可谓丧失了相当宝贵的天然资源。

多年后回访，我记得于老师说过一句颇有洞察力的话：“阅读和写作需要闲暇。”一定程度的闲暇是任何深入、成体系思考的必要条件。在这个强调速率和KPI的时代，于老师倡导“减法教育”是格外需要勇气的，虽然对任何稍有研究或创作经历的人来说，这不过是最显而易见的常识。事实上，不仅在教育领域，对科研领域而言也是如此。而现在在中小学中某些揠苗助长、强行量化的教育和评价方式，在学术界也一样存在。常识稀缺、急功近利、暗疾遍布，不就是社会痼疾在单个行业中的具化表现吗？有中小学生越来越普遍化的情绪和心理问题，就有科研人员在本末倒置的考核中走向崩溃、35岁以上的互联网从业者惶惶不可终日。时代中的个体，从最现实的角度考虑，哪怕是那些比同行多一点点独特生存优势的人，也并非唯本书中所谓“应试固定靶位”是瞻就能够养成的，更不要说真正的原创性人才了。

今天回溯于老师留给我的最有价值的建议，看起来十分微小：自己写完一篇文章后，想办法删除三分之一到一半，同时保留原来的意思，这样文章的语言精练性、可读性、结构合理性就会大大增强。我因此养成了下笔力除冗语、文气力求顺畅的习惯，至今受益，在英文写作中也一样。在我的见闻中，多数人都达不到这个标准，包括一些大学教授和语文教师。于老师在当时相对轻的年纪，就能有如此的感悟与传授，不能不说是一位对中文真正有心得的人，他的教育主张，同时也是对语言本身的良心。这种良心在信息泛滥的时代尤为珍贵。在诗歌、对联的讲述中，他对部分平庸案例和僵硬题目的不满，我也颇有同感。

于老师对语文教学的执着和深入始终如一。阅读他的作品，我发觉他的教学比当年更成体系，涉及的范围更广，方式更丰富多样了，于老师本人已然成了一位受欢迎的公众号作者，共鸣甚广。他的书中还涉及升学志愿填报、控制手机使用等心得，这些都是为人父母切身经历的问题，可见作为一线教师经验积累的多样性，颇具实操价值。读他与家长的交流日志，更感慨其教学交流的详尽和尽责，以及方法论发展的成熟。他对《礼记》的讲解，甚至涉及《鹿鼎记》的案例，这样精彩的解读我当年没有听到。也许多年以后，这些学生回首时，也会意识到自己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