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安医派的形成背景

1.政治安定为新安医派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新安地区，偏安东南一隅，崇山峻岭，交通不便，犹如世外桃源。古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说。自唐代以来，除了发生过几次小规模、持续时间很短的战乱外，基本没有发生战争，因而社会安定，百姓安居。正因为如此，在东晋至南北朝、南唐和南宋时期，中原士族三次因避战乱而南迁该地。第一时期是两晋之际的“永嘉之乱”，中原大族南渡者十有八九迁入徽州；第二时期是唐中后期的“安史之乱”、黄巢起义等战乱时期，中原大族迁入徽州更多；第三时期为两宋之际的“靖康之乱”，在金兵铁骑的打击下，大族世家纷纷南迁。如唐僖宗乾符年间（874—879年），黄巢率兵起义，中原战乱，一批中原人迁入此地避难。彼时，歙宣观察使王凝引用诗人司空图“华下支离已隔河，又来此地避干戈”的诗句，作为中原望族迁入该地的真实写照。南宋定都临安以后，杭州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徽州与杭州山水相依，成为近畿之地，自然总体必须维持安定局面，这种社会局面为新安医派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文化发达为新安医派的兴盛提供了强大活力

医学与文化的关系极其密切，医学的发展是文化发达的象征和结果。宋代史崧在《黄帝内经灵枢》叙中说：“夫为医者，在读医书耳。读而不能为医者有矣，未有不读而能为医者也。”为医需读书，而读书要有文化。徽州是一个崇文重教的地区，自宋代起，文化便开始勃兴，明清时期，文风更加昌盛。嘉靖《婺源县志》记载“十家之村，不废诵读”。休宁《茗州吴氏家典》记载：“族内子弟，有器宇不凡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教之……培植得一二个好人作将来楷模，此虽族室之望，而实祖宗之光，其关系匪小。”可见徽州人对文化有发自内心的追求。为了学文化，徽州地区求学之所甚多，府学、县学、乡学教育网络齐全，建有众多的书院。嘉庆《两淮盐法志》谓：“学之地，自府县学外，多聚于书院。书院凡数十，以紫阳为大。”书院就是成规模的文化教育之地，位于歙县的紫阳书院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出众多文化层次较高的民众，医家的产生就自然有了文化基础。新安医家中不少是饱学之士，博古通今，知识渊博，对医学理论的学习和理解相对容易和准确。所以，新安医家大多学养深厚，能系统地学习中医经典和历代医家的著作，精研医理，勤于临证，理论与临床水平均高。其中也有一些专门致力于理论研究和经典校注的医家，如明末清初之汪昂以毕生精力从事医药研究和著述，著有《素问灵枢类纂约注》《本草备要》《医方集解》《汤头歌诀》等。清代医学家吴仪洛在《本草从新》中赞扬汪昂《本草备要》“卷帙不繁，而采辑甚广，宜其为通世脍炙书也”；清代医学家王子接评汪昂《医方集解》：“集众说而成注，递相祖述，辅翼前人，厥功伟矣。”于此可见新安医家做学问严谨认真之一斑。需要指出的是，新安医家中有些人读书先是为了考入仕途，加之唐宋以后，政府重视文教，由儒入仕成为徽人的追求，所谓“学而优则仕”；与此同时，学而仁则医也是一条重要的选择道路，大批文人在仕途无望时则改习医学，终成良医。所以，新安医家大多为儒医，这些人的医学、儒学功底均十分深厚，如新安医家程衍道就是儒医的典型代表。

徽州又是程朱理学的桑梓之乡，理学家朱熹、戴震皆出自该地，“四方谓新安为东南邹鲁”（康熙《休宁县志》），“人文辈出，鼎盛辐臻，理学经儒，在野不乏”（道光《重修徽州府志·序》）。明清时期，理学对中医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安医派概莫能外。如汪机私淑朱丹溪，而朱丹溪师从于理学大家许谦，许谦乃朱熹的四传弟子，新安医家孙一奎又是汪机的再传弟子，孙氏也接受了朱熹的观点，宗“理气合一”之旨，其在《医旨绪余》卷首提出：“天地间非气不运，非理不宰，理气相合而不相离者也。何也？阴阳、气也，一气屈伸而为阴阳。”“人与天地万物同者，同此理气也。”可见理学思想在这些医家中一脉相承，孙一奎的命门动气说与理学思想密切关联。新安地区受理学影响的其他医家甚多，如徐春甫、吴崐等大家都受到理学的深刻影响。

此外，新安地区印刷业发达，为古代医著的印刷传播，以及医家自己著述的刊行均提供了便利条件。如明代大出版家吴勉学就在徽州歙县设木刻园，其刻印书籍达80种之多。如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刊刻我国第一部针灸专著《针灸甲乙经》，该版目前仍被认为是最优版本；校刊王肯堂的《古今医统正脉全书》44种、215卷，发行新安及全国各地；所刻《河间六书》被收入《四库全书》。吴氏还刊刻了其他大量前代医家的医书和诸子著作。有些新安医家著作则由自家或宗祠刻印，如《汪石山医书八种》《伤寒论条辨》《丹台玉案》等。新安所刻之书，“皆极精工，不下宋人，然亦多费校雠，故舛错极少”（谢肇淛《五杂俎》），表明所刻之书质量甚高，所提供的是甚为确切的知识。这为保存前世和当时的医学文献，传播医药知识，繁荣新安医派均做出了积极贡献。

总之，明清时期新安医派的兴盛与其文化高度发达有直接联系，新安医派也是徽文化的一部分，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这种良好的文化氛围，为新安医派的形成和兴盛提供了强大活力。

3.商业繁荣为新安医派的交流传播发挥了推动作用

整个徽州处于万山之中，山多田少，粮食不能自给，这样的环境逼迫他们必须为生存寻找出路。“徽州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瞻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饥岁也。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康熙《休宁县志》）。头脑灵活的徽州人走出深山，到外地经商，同时将本地的特产输出域外。徽商经营项目极多，诸如食盐粮米、茶叶竹木、布帛丝绸、文房四宝、陶瓷漆器、药材珠玉等，无所不及。其行商的范围，“逖而边陲，险而海岛，足迹几通宇内”（康熙《休宁县志》）。据考证，徽商萌芽于东晋六朝，成长于唐代，鼎盛于明清。彼时，徽商遍布全国各地，以至有“无徽不成镇”之称。

徽商的兴盛大大促进了新安医派的兴盛。随着经济的繁荣，徽商从追求物质文明走向追求精神文明。因为徽商在物质的获取之外，内心不乏精神的追求，“贾而好儒”是徽商的特点。徽商由于内心文化情结难以释怀，始终未能脱却以儒为旨的儒商之道。一些商人在富裕后，精神文化的建设成为他们投入的重点。回报桑梓，除了回乡置办田产、兴建房屋和宗祠之外，兴办学校，培养后生，也成为他们的重要追求。徽辖六县，共有书院54所、学社562所，绝大多数来自徽商的捐资建设。这种行为为新安医派的繁盛提供了大量高素质的人才。一些巨商大贾，还大量购进书籍。另外，前述徽州的印刷业发达，印刷业不仅是文化，也是商业，为这些医家的医著刻印出版奠定了良好条件。

徽商也促进了医学的交流互鉴。伴随着贸易人员的出入来往，本土文化与外界信息渗透融合。徽商散布全国各地，对于促进医学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徽商的流动使新安域外的医学传播到新安，又将新安医派的理论与经验传播于域外，一批新安医家在徽商的经商之地或游历拜师请益，或行医治病，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医学的交流，同时扩大了新安医派的影响。如清代著名医家叶桂祖籍歙县，叶氏虽生活于吴地，与徽商往来甚密，常与徽州人相互考订药性。可以说，其在医学上的成就，与新安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有学者考证，徽商最为兴旺发达的时期在明成化至清道光以前，这是研究中国经济史者公认的事实。这一时期的新安医派，亦处于发展的高潮。可见，徽商的发展既为徽州文化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也对新安医派的兴盛起到了推动作用。可以说，新安医派是伴随着徽商的繁荣而兴盛的，外向发展的徽商经济是新安医派形成的经济基础和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