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安医派的主要特点与成就

1.医家辈出，医著宏丰

从北宋神宗元丰年间的1080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800多年中，在新安一府六郡之地，医家之众，医著之多，全国殊为罕见。有史可辑的医家近800位，据王乐匋教授主编的《新安医籍考》载，产生或成名于新安一带的医家共编撰中医药学术著作800余部，其中医经类107种，伤寒类70种，诊法类40种，本草类54种，针灸类22种，内科类210种，外科类15种，妇科类24种，儿科类84种，五官科类30种，医案医话类77种，养生类15种，丛书类37种等。因之，出现了中医学术史上独特的“新安现象”。如果横向加以比较，据《浙江中医流派研究》，浙江省的历史上也是名医辈出，医家众多，但浙派医家分布甚广，几乎是遍布全省，而新安一隅，医家之众、医著之丰，殊为罕见，于此可见这一地区学医风气之盛。

其中，影响甚大、具有代表性的医家不下50位，代表性医著不下百种。此处选取宋代至晚清民国部分代表性新安医家简要介绍如下（表1）。

2.儒医群体，家族传承

“儒医”一词最早出现于宋代，洪迈《夷坚甲志》曰：“有蕲人谢与权，世为儒医。”但何为“儒医”？古人并未给其下一个明确定义。直到现在，虽在新安医派研究的论文或著作中不乏该词，但也没有公认而确切的定义。根据新安医家的情况，个人认为，儒医可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儒医是指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素养的医者；狭义的儒医是指学习研究儒家经典，先宗儒、习儒而后从医的医者，也可以是习医、业医而通儒的医者，即先儒后医，或儒而兼医，或医而兼儒。如唐晖在程敬通（程衍道）重刻《外台秘要》序言中言程氏“以日出治医，日晡治儒；出门治医，入门治儒；下车治医，上车治儒”。儒医在宋代以后大量出现，主要是两方面因素，一是宋代医者社会地位的提高，二是医学的社会功能与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目标一致。后者恰是很多新安人以儒入仕的人生追求。

对照上述定义，新安医家大多数为儒医。从广义而言，前已述及，由于新安地区一直有崇文尚学之风，他们从小在儒风浓郁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所以新安从医者大多文化程度高，知识相对渊博，能对医学进行系统的学习和研究，有别于某些单纯掌握部分医学知识甚至只掌握一些治疗技术和手段的一般从医者。从狭义而言，新安医家中，有相当部分医家是先学儒然后从医，或弃儒从医。他们有屡试不第而弃儒，有“亲疾己病”（父母至亲或自己生病）而业医，有晚年弃官隐迹于医。科举屡试不第而弃儒攻医者，如吴楚、汪昂。吴楚是在科举考试一次次败北的情况下，经朋友的一再劝说，摒弃杂念，专事医学；汪昂，“明诸生，顺治元年，昂年三十二，罢科举，专意医学，辑《本草备要》《医方集解》二书相资为用”（康熙《休宁县志》卷八）。“亲疾己病”而弃儒攻医者，如汪机、江瓘。汪机为邑诸生，“因母病呕，究心医学，诊切无不奇中，后名高难改，所著《石山医案》《医学原理》《本草会编》”（道光《休宁县志》卷十九）；江瓘“因病弃举子业而学医”（道光《徽州府志》卷十二之六），著有《名医类案》等。弃官隐迹于医者，如余傅山，曾为湖北钟祥县令，弃官隐于医术，并劝堂弟余淙弃儒从医。有人统计，新安医家中，“究研儒学”的儒医有近200人之多。可见儒医群体在新安医派中所占的分量。

新安医派的另一个特点是世代家族传承。新安医派中，父子相袭、兄弟相授、祖孙相承、世代业医的家族链现象十分明显。如南宋孝宗时御赐“医博”的歙县名医黄孝通，医术递传，14代孙黄鼎铉，17世孙黄予石，予石之子序庭、孙惠中、曾孙应辉、玄孙鹤龄到黄竹泉再到黄从周等均继承家学，相继25代，历经800余年，是新安医学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医学世家。又如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的歙县吴正伦医术高明，其族侄孙吴崐、曾孙吴冲孺、玄孙吴楚等承其学，均为新安名医；清朝乾隆、嘉庆年间歙县程文囿出生于世医之家，20岁始究心医术，临证之暇著《医述》，其弟程文苑、程文荃，其子程光墀、程光台均以医为业。

从时间上看，明清新安世医传承在宋元时期就已经形成气候，而高密度、成规模的涌现是在明代以后，尤其是清代以后，已知以清代为开山祖的世医人数是起于明代的近2倍（明代相对久远，传承断代后更难以考证，也可能是一个因素）。从地域上看，歙县世医最多，近100人，其次是婺源，近60人，再依次是休宁、黟县、绩溪、祁门。从所从事的专科看，临床各科均涉及，如歙县的王氏医学（内科）、澄塘吴氏医学（内科）、黄氏妇科、江氏妇科、正口妇科、南园喉科、西园喉科、蜀口曹氏外科、野鸡坞外科、吴山铺伤科、潜口杨氏儿科、江村儿科，休宁的舟山内科、西门桥儿科、梅林妇科，黟县的三都李氏内科，祁门胡氏伤骨科等。

关于以家族链的世医形式相传的家族数量和医家总量，不同的学者统计结果有所差异，但总体而言，若以3代或3代以上相传的家族链计，总数不会少于百支，医家不会少于300人，超过明清新安医家总数的1/3。可见，家族传承，世代业医，是新安医派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3.创新不辍，成就卓著

新安医派不仅在医学著作数量上丰富而全面，而且富有创新精神，所撰著的许多文献在中医学术史上成为首创或医学之最，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章。如南宋歙县张杲于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著成《医说》10卷，凡47门，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记载大量医学史料的医史传记类著作，后世称该书是“研究疾病史的良好参考书”；明代江瓘所著《名医类案》是我国第一部总结和研究历代医案的专著；明代吴崐所著《医方考》是我国第一部注释方剂的专著；近代中医所推崇的“全国十大医学全书”之中，出自新安医家之手的就有明代江瓘所著的《名医类案》、徐春甫所著的《古今医统大全》、清代吴谦所著的《医宗金鉴》和程文囿所著的《医述》四部。《古今医统大全》100卷、165门、185万字，卷帙浩繁，内容包括基础理论、临床各科、本草方药及养生保健等各个方面，是一部内容极为丰富的大型医学全书，概括了明代以前我国重要医学典籍和医学成就；《医宗金鉴》共90卷15种，是一部切合临床实用的大型教科医书；程文囿辑成的《医述》16卷，不仅开阔了临床思路，而且便于对照和查找，成为节录诸家医论之佳作。此外，明代陈嘉谟所著《本草蒙筌》，孙一奎所著《赤水玄珠》，清代汪昂所著《汤头歌诀》《本草备要》，程国彭所著《医学心悟》，吴澄所著《不居集》，祖上迁徙苏州的叶桂所著《临证指南医案》，都是临证习医者的必备参考书，并被中医高等院校编入教科书。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医学会——“一体堂宅仁医会”是新安祁门医家徐春甫于明朝隆庆二年（1568年）于北京发起创办的，参加者47人，来自全国7个省，有学会宗旨、会规、会款，并极力倡言学术之精益求精和医德医风对业医者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医学会之最早者，也是自然科学学会于世界上之最早且规模最大者。

新安医家在著作出版、学术组织方面创造了诸多第一，在中医学术层面也创造了很多新观点、新思想。如在中医基础理论领域，孙一奎的命门动气说观点新颖，影响颇大，成为中医温补理论的重要学说。清代医家汪昂在宋明医家暑病证治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暑必兼湿说”。《本草备要·香薷条》提出“暑必兼湿，治暑必兼利湿。若无湿，但为干热，非暑矣”，认为暑与热均为阳邪，两者的区分就在于有无兼湿。《医方集解·清暑剂》指出：“暑为阳邪故蒸热，暑必兼湿故自汗，暑湿干心则烦，干肺则渴，干脾则吐利，上蒸于头则重而痛，暑能伤气，故倦怠。”并推荐了四味香薷饮、清暑益气汤、六一散、缩泉丸、消暑丸、五苓散等10首清暑剂。在外感病领域，明代汪机提出“新感温病说”，突破了《黄帝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认识。在伤寒领域，明代方有执的“错简重订”说一鸣惊人，开启了伤寒学派内部学术争鸣的序幕，对后世影响深远。在治法领域，明代汪机的营卫说和参芪说影响颇大，当代著名医家裘沛然教授认为其说“足开后世医家处方用药的妙谛”（《中医历代各家学说》）。程国彭提出“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的医门八法，高度概括了中医的治法，言简意赅，脍炙人口，成为中医治法的津梁。在喉科领域，清代郑宏纲所著《重楼玉钥》是我国第一部针药并用并治的喉科专著，其治疗白喉的养阴清肺法及其方剂对中医喉科做出了重要贡献，奠定了白喉治疗的基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见新安医家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在中医理论和临床方面都有着突出的贡献。

4.流派纷呈，贡献突出

在新安医派内部众多的医家中，根据其研究旨趣和学术贡献，可以看出其中存在若干学派，主要有医经学派、伤寒学派、温补学派、养阴清润派。

（1）医经学派

新安有“东南邹鲁”之美称，儒学传统悠久，重经典、重传承，成长于这样的环境里，新安医家在崇古遵经思想的熏陶下，都遵从《黄帝内经》经旨，刻苦钻研《黄帝内经》理论。在《黄帝内经》研究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明清共有18位新安人士撰写《素问》《灵枢》研究专著19部。

明代汪机著《续素问钞》，是对元代滑寿《读素问钞》的补注。他认为滑寿所集过于简略，不利后学阅读，故复取王冰注，并采《难经》《针灸甲乙经》《备急千金要方》以及张从正、朱丹溪、王安道、黄仲理等各家之说，参补其间。既宗滑寿之解，又常采王冰前贤之说，并结合临床心得阐发经旨，加以发挥，不仅使经文更易于理解，而且大大提高了《素问》的学术价值。

明代徐春甫《内经要旨》，也是“因滑氏之钞目，而益以诸贤之勾玄，提注详明，辨释条达”著成。全书分阴阳、摄生、病能、论治、脉候、色诊、藏象、经度、运气、标本、针刺、骨空等12篇，注释提纲挈领、详略得当。

明代吴崐《黄帝内经素问吴注》以王冰24卷本为底本，对《素问》79篇原文逐句进行校注，在整理经文、训释经义、阐发经理等方面成就突出。他深研经义，通过删衍繁、辨阙文、移错简、纠讹文等方法对经文进行了整理，使经文语句通顺，旨意晓畅，其改动经文共出校语151处（包括4处对篇名的修改）。其训释《素问》旨在准确说明经文中的使用意义，因而在训诂方法上主用义训。其注释《素问》结合医理，阐发透彻，使理论更能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全书共出注4 386条，其中训诂条目就有2 500余条，是医史上《素问》的重要注释文献。

明末清初汪昂著《素问灵枢类纂约注》，将《素问》《灵枢》分类合编，突出重点，分为藏象、经络、病机、脉要、诊候、运气、审治、生死、杂论9类，广采众说，加以注释。对于解释不通的经文，则存疑待考，不随文敷衍、臆断，严谨求实。

清代罗美著《内经博义》，由博返约，分别对《黄帝内经》五运六气、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脉因、针刺、病态证治等加以总结。对《黄帝内经》理论融会贯通，其解说不望文生义、以经解经。如在“其气三论”中，罗美举“三而成人”之例说明，“故人之成也，本乎气交。禀天之阳动之气，本地之阴静之精，而神存乎其间，以立性命之基。是精、气、神三者，合而不离也，此所谓三而成人”。以天地之间动、静及所以能动静者三个变化状态，为《黄帝内经》所言“三气”之实质，对后世颇有影响。扬州名医叶子雨于《难经正义》中称：“阴阳之理，以和为洽，究未若罗澹生《内经博义》引申《天元宝册》之义为晓畅也。”裘吉生先生于《珍本医书集成》中评罗美之书曰：“其学说参《素》《灵》之奥义，为国医之基础。于《内经》运气之学，阐发无遗。”又曰：“论生理，皆天人合一之旨；论病理，皆根据经文之意；至诊断治疗，无不引证经义，询一部《内经》大注解也。”

清代江之兰著《医津一筏》，摘取《黄帝内经》中“治病必求其本”等14条经文，结合临床实际对其进行疏论阐解，言语精当，说理透彻，如对“治病必求其本”所注，认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是一注脚，“然亦有身体壮盛之人，暴受邪气”，则“邪为本、虚为标”，对深入理解《黄帝内经》治则治法理论及临床运用，很有参考价值。

清代胡澍《黄帝内经素问校义》，计32条文，不仅校勘了《黄帝内经》部分原文，而且校正了王冰、林亿的部分注文。此前，《黄帝内经》注家多不通音韵之学，胡澍精于谐声、转注、假借之学，首次将“小学”方法系统引入医学，不蔽于原文字形，而从音韵上求得其义。但不专倚音韵一端，训诂学中形、音、义三者相互参用，校正文字广涉各家，辨衍、脱、讹、倒，精思博考，表现出了浑厚的功力和严谨的学风，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新安医家以深厚的儒学功底，以对古文字娴熟的驾驭能力，在继承的基础上对《黄帝内经》进行了多方面的诠注与阐发，尤其以明代汪机《续素问钞》、徐春甫《内经要旨》、吴崐《黄帝内经素问吴注》，清代汪昂《素问灵枢类纂约注》、罗美《内经博义》、胡澍《黄帝内经素问校义》为代表，此外尚有汪钰《难经释义》、程林《难经注疏》、戴震《难经注》等，明显形成了医经学派。

（2）伤寒学派

代表医家有汪机、方有执、程应旄、郑重光、吴谦等。汪机《伤寒选录》乃壮年读《伤寒论》时对经文及各家论注作的分类选编，其自序云：“尝辑诸说，少加隐括，分条备注，祖仲景者书之以墨，附诸家者别之以朱”，以“备临证参考之用”。新安医派中着力治伤寒之学最为突出者，当推方有执、程应旄、郑重光三医家，三人皆为倡“错简重订”的代表医家。方有执潜心研究《伤寒论》数十年，认为王叔和整理、成无己注解的《伤寒论》“颠倒错乱殊甚”，首开其端地提出“错简重订”说，对《伤寒论》的篇章和条文顺序大加改订，著《伤寒论条辨》，开《伤寒论》错简重订派之先河，掀起了伤寒学派学术争鸣的序幕，在中医学术史上有重要影响。其后，与方氏同里的歙县程应旄，汲取方氏研究整理伤寒条文之长，再行归类条理，阐发己见，著成《伤寒论后条辨》（又名《伤寒论后条辨直解》）。同为歙县的清代医家郑重光，“于治疾之余，原本《条辨》一书，删其支词，更旁及《尚论》《缵论》《后条辨》《伤寒论翼》诸书，谬以己意，折中一是”，著《伤寒论条辨续注》，使“篇中诸条，皆遵经文，精详辨注于后。若证若治，开卷了然”。“是书……融贯诸家之发明，增损条辨为完书。纲举目张，使人一寻究乎其中，而即不至诿为莫殚之业，则意者其庶几乎。”可见，方、程、郑三家学术著作一脉相承，具有典型的学派特征。其后的清代歙县名医吴谦，奉敕命领衔编撰《医宗金鉴》时，仍吸收方有执“错简重订”说，以《伤寒论条辨》为蓝本编次《医宗金鉴·订正伤寒论注》17卷。

新安医派中，除以上几位研究伤寒论成就卓著的医家之外，还有明代陆彦功《伤寒类证便览》，清代汪纯粹《孝慈备览伤寒编》、程林《伤寒论集注》《伤寒抉疑》、汪文誉《伤寒辟误三注真经》、汪春溥《伤寒经晰疑正误》、汪宏《伤寒论集解》、程文囿《伤寒提钩》、程宏宾《伤寒翼》、程云鹏《伤寒问答》。

从广义伤寒而言，新安医学在温病学方面的专著尚有郑重光的《瘟疫论补注》、郑康宸的《瘟疫明辨》、汪文绮的《瘟疫论两诠》、许思文的《墨罗痧问答论》等。

可见，新安医派中有一批医家致力于外感病尤其是伤寒的研究并著述甚多，从而形成了伤寒学派。

（3）温补学派

新安医家中，有一批医家在理论和临床上都重视温补，因此存在着温补一派。代表医家如汪机、徐春甫、孙一奎、吴楚、郑重光、程文囿等。汪机的重温补主要体现在善用人参、黄芪。他在《营卫论》中说：“经曰：阴不足者，补之以味。参、芪味甘，甘能生血，非补阴而何？又曰：阳不足者，温之以气。参、芪气温，又能补阳……可见参、芪不惟补阳，而亦补阴。”于此可见，汪氏重视温补，把参、芪作为既补阳又补阴之药对，并且在虚损性疾病中广泛应用。此外，汪机有一族侄弟子，名汪副护，新安休宁人，生卒年不详。《休宁县志》载汪副护：“师祁门汪机……祖东垣老人，专以扶元气为主，因号培元。医行四十余年，全活甚众。”从其自号“培元”来看，其重视温补元气的思想是显而易见的，但若从其“祖东垣老人”来看，其所谓的“培元”主要还是补益脾胃之气，与后世所言的培补命元精气的内涵尚有差异。

徐春甫师从于汪机的族侄汪宦，而更私淑李东垣，以胃气为元气，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补中益气汤等方“为王道之本，而实为医家之宗主”，提出了“人之有生，以脾胃为主”“治病不查脾胃之虚实，不足以为太医”等观点，确立了“调理脾胃以安和五脏”的治疗思路，临证诊治多立足于“脾胃元气”，善以白术、茯苓、人参、黄芪等药用治。其寓居京师时开设“保元堂”，其起家之成药秘方《评秘济世三十六方》，和脾胃、补脾肾、从脾肾论治之剂多达18方，专治脾胃者8方。作为汪机的再传弟子，徐春甫固后天之本、培“脾胃元气”之治用，较之先师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古今医统大全·痼冷门》重申“附子以行参、芪之功”，强调痼冷者“惟贵乎温补，不可太刚”。徐春甫也不否认《难经》先天元气之义，所编《老老余编》《养生余录》均认为，保养元气关键在于保养肾精，其要旨在于培护元气，诸如“人生元气之所禀”“大凡住生，先调元气”之类的言谈，随处可见，所列186首药膳食疗方，脾肾方119首（其中脾胃方69首），投人参、白术、黄芪者无计。

明代另一位新安医家孙一奎，师从汪机弟子黄古潭，为汪机之再传弟子。孙氏深受理学影响，在理论上提出了命门动气说，构建了自己的命门三焦模型，对上焦的气不上纳、中焦的水谷不化、下焦的水谷不分等病证，都主张采用温补之法，并创立壮原汤、壮元散等方剂来治疗命门元气不足之证。但需要指出的是，孙氏虽在理论上提出新说，并应用于临床，但综观《孙文垣医案》，其用温补之法尚不够普遍。

清代另两位新安医家吴楚和郑重光则是力倡温补的勇猛精进者。吴楚，清初歙县澄塘人，诊治中常立足于虚、寒来分析处理疾病，是一位典型的重温补的新安医家。吴氏不仅重视脾，也重视肾，常益气与温阳合方，补脾与温肾同用。其《医验录初集·凡例》称：“俗见谓余好用温补，兹集中所载用寒凉而验者十之三四，用温补而验者十之五六，则诚如所谓矣。”他指出“甘温之药，如行春夏之令，生长万物者也……司命者，当常以甘温益气血”。

清初郑重光则于伤寒、温病多有研究，强调阴阳和调，力倡阳气之说，认为“乾统乎坤，卦画于阳”，阳为阴主，“万物体阴而用阳，二气屈阴而伸阳，圣人贱阴而贵阳。人之身，阳不尽不死，阴不胜不病”，治病主张温阳益火、温补培元。因痛感时俗恣用苦寒，故专捡“亢害疑似之症”汇成《素圃医案》，选案以阴证居多，议治以温补见长，擅用人参、黄芪，尤多以干姜、附子起病，所辑187案以温补治验效案达152案，形成了鲜明的温补培元诊治特色。如治“朝食暮吐，百治不效”案，“全用参术为君以培土，桂附为臣以益火”，坚持4年、约服千剂而愈；再如治痢下脓血、历医不效案，据脉诊为肾气虚“大瘕泻”，药用人参、黄芪、白术、当归、附子等补气，月余果验；又如治中焦虚寒泄泻案，素体阳虚，重用“附、姜、桂”等辛热温补取效。郑重光客寓仪征、扬州30年，以善用人参、黄芪、肉桂、附子驰誉两地。《仪征县志》载：“殁数十年，黄童白叟无不知其名字。”

又有程文囿，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安徽歙县人，其代表作为《医述》和《杏轩医案》。其《杏轩医案》共192案，涉及内、外、妇、儿诸科，尤以内科医案最多。粗略统计全部医案之治法，其用温补治法约有80余案，占了全书近50%的分量，可见程氏对温补法的推崇。观所用温补之方，有归脾汤、两仪煎、理阴煎、附子理阴煎、镇阴煎、补中益气汤、附子理中汤、大补元煎、补阴益气煎、左归丸（饮）、右归丸（饮）、地黄饮子、六味丸、八味丸、六君子汤、六味回阳饮、参附汤、大营煎、暖肝煎、生生子壮原汤等，以上诸方，大多出自《景岳全书·新方八阵》，可见其主要受到张景岳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李东垣、赵献可、孙一奎的影响。

以上所举医家，既有部分存在师承授受之关系，又都有皆重温补之相同学术特点，因此，将其归类为温补学派是能够成立的。

（4）养阴清润派

新安养阴清润派导源于朱丹溪养阴说，主要是在明清时期防治瘟疫的临床实践中应运而生的。

明万历年间歙县罗周彦拓展“固本培元”治法的范围，超越元气偏阳性的定论，第一次将元气分为元阴、元阳，明确细分出先天和后天元阴、元阳4类，并创立了4首培补先后天元阴元阳系列方，实质上是试图将朱丹溪养阴说纳入元气论之中，其先天元阴不足治以补水益元汤、后天元阴不足治以滋阴益元汤之法，对后世新安养阴清润派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清代康熙时期祖籍歙县的叶桂，自署“古歙”，迁居苏州，他擅长治疗温病时疫和痧痘等证。1733年苏州疫病流行，他拟定甘露消毒丹、神犀丹，救活了很多患者。诊断上他注重从舌象干湿润燥去测知津液之存亡，针对温病火热伤阴、消耗津液之情，认为“热邪不燥胃津，必耗肾液”，强调“治疫必重养阴”，存阴保津贯穿瘟疫治疗的始终，用药“忌刚用柔”，燥热伤阴之证多以“甘平或甘凉濡润之品”濡养胃阴，又谓“夏暑发自阳明，急以甘寒养津而急救胃阴”。保胃阴、存胃阴并不局限于外感，叶桂认为胃喜柔润，得阴自安，明确指出“胃为阳明之土，非阴柔不肯协和”，养胃生津更适用于“杂病虚劳”，从而系统地创立了养胃阴的理论和治法。

与此同时，歙县吴澄有感于时医“治虚损者少，做虚损者多；死于病者寡，死于药者众”，潜心研究虚劳病证。他认为虚损之证又往往最易表现为脾胃后天虚损之象，脾胃虚弱则一切药饵措施不能尽效，主张健脾胃为治疗虚损之第一步；而虚损之人又多为阴火所灼，津液不足，筋脉皮骨皆无所养，而精神亦渐羸弱，百症丛生，此时若一味地用芳香辛燥之品温补脾胃，势必更伤脾阴，于事无补。他在前代有关“脾阴”和“元阴元阳”说的启发下，提出脾虚当分阴阳、“虚损健脾勿忘脾阴”的观点，主张以芳香甘平之品培补中宫，而不燥其津液，由此系统地提出了辨治方案和理法方药，开创了治理脾阴的大法脉络。

叶桂“养胃阴”说与吴澄“理脾阴”相得益彰，两人又是同时代人，一起弥补了李东垣脾胃学说的不足，使新安调理脾胃的治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清乾隆、嘉庆年间，歙县许豫和以善治儿科名震郡邑，尤专痘疹，所治病热者十居其八，认为治壮热“泻邪以存元即是补”，主清热为治。据《怡堂散记·曹振镛序》记载，许豫和在针砭时俗之误时明确指出：“又有温吹黍谷，火逼甘泉，味只重于参苓，性独偏夫姜桂，遂使采薪之虑，几等积薪。本无求艾之劳，但知灼艾。苗先熯尽，树已烧空。三虫作心腹莫大之忧，二竖为膏肓不治之疾。炽乎火上炎而作甘烁矣，心内热而饮冰，纵力可回天，孰若调和于未熏蒸之始？”

清代自乾隆年间起白喉多次大流行，病情瞬息万变，夭枉者不可胜数。“古无是病，亦无古法”，歙县郑氏喉科郑宏纲、郑枢扶父子亲眼见证了这些灾难，积累了大量的诊治经验。他们在继承家传喉科秘法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养阴清肺说”，倡阴亏之说，立养阴之法，创制养阴清肺汤，与吹喉药、三针法灵活施用，成功治愈了无数患者。郑氏父子在白喉、烂喉丹痧等重大疫病和其他咽喉感染性疾病等的防治上均有贡献，养阴清肺说扩大了多种阴虚肺燥病证的治疗思路。

19世纪中叶，“燥火之病”流行，激发了婺源余国珮对燥湿二气重要性的理性思考。未末申初“燥金极旺”，他以禾苗易受旱涝影响、草木有汁则长青为喻，针对外感时疫燥邪为患，并由此及彼推论至内外各科病症的辨治，独树一帜地提出万病之源“燥湿为本”说。余氏治外感伏邪“宁多用救阴”，创制了偏重治燥的各种方剂，治内伤“首重补阴”，持“欲作长明灯，须识添油法”之论，重养阴润燥之治，临床各科多以体软滑润、多汁多油之品用治，其《婺源余先生医案》用药不过百余味，其中沙参出现频率高达86%之多。他声称：“予述《医理》，立论传方，无不有异于古法，医家病家从来未见未闻。”余氏的自信来源于他对“大运转于燥火”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更是建立在亲身临床“已验再验”基础上。

基于元气分阴阳出发，从胃阴虚、脾阴虚到肺阴虚再到燥邪致病说，从养胃阴、理脾阴到养阴清肺再到内外各科均重养阴润燥，以叶桂、许豫和、郑氏喉科、余国珮为代表，以瘟疫诊治为重心，以养阴护津为要务，以顾养阴液为治则，有代表性医家、医著，有学说支持，有特色治法用药，俨然形成新安养阴清润派。

以上各派，虽有些学派内部并无明显的师承授受关系，然就其学术主张和研究领域而言，都具有明显的共性和特色，因此，在新安医派中存在以上四个学派是可以成立的。

5.临床方药，皆有成就

新安医家，皆学有渊源，理论功底扎实，临床疗效甚高，而且善于著述，因而，其在临床各科及方药方面皆有成就。

（1）内科方面

新安医家中内科名家甚多，其相关著作有70多种。如明代程玠精研脉理，其《松厓医径》主张“杂病准伤寒”治法，临床医案颇能给人启迪。吴正伦的《脉症治方》按脉审证，因证酌治，因治定方，环环相扣，立论精详。余淙的《诸证析疑》为内科善本，医者竞相传抄，被称为“苍生之司命”。孙一奎的《赤水玄珠》专于明证，对寒热虚实、表里气血辨证详细。明末清初程衍道的《心法歌诀》《医法心传》二书，有博有约，各有发挥，李中梓为《心法歌诀》作序时盛赞此书“博而约之，神而明之……为医道之舟楫，岐黄之模范”。清代程国彭的《医学心悟》对养生、诊断、治法、伤寒、杂症、妇产等，靡不备述，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影响颇大。其所创用的贝母瓜蒌散治疗痰热生风，止嗽散治疗咳嗽，神仙解语丹治疗中风不省人事之厥证，生铁落饮治癫狂，消瘰丸用于清热化痰、消坚散结等方，均为医界广泛应用。吴澄的《不居集》专论虚损，将虚损分为内伤、外损，是一部专治虚损的著作，辨证立法，独有见解。

（2）外伤科方面

代表性医著有明代祁门汪机《外科理例》、洪玥《外科秘要》，清代程国彭《外科十法》、鲍集成《疮疡经验》、王有礼《尊生外编》、姚慎德《外科方略》等，计有8种。其中《外科理例》从病理上解释外科病证，说明外证多本于内因；在治法上主张调补元气，先固根底，戒滥用刀针，以消为贵，以托为畏，这些主张均为经验之谈，可以效法。故为当时外科书中一部较好的著作。另外，《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是一部影响较大的伤科著作。

（3）妇产科方面

新安妇科，源远流长。始于南宋孝宗时之歙人黄孝通，曾被御赐“医博”，其后裔因多次治愈皇亲国戚之病而得到皇上嘉奖，相传25代，历800余年。在妇科领域，有一批医学著作诞生，如明代徐春甫《妇科心镜》、洪九有《生育指南》，清代黄予石的《妇科衣钵》、汪喆《产科心法》、程公礼《产科良法》、许思文《妇科阐微》。妇科文献约有12种。二版《医史讲义》称汪喆之书是较好的产科专书。

（4）儿科方面

新安医家擅长儿科的甚多，医著也有数十种之多，如明代汪源的《保婴全书》、汪机的《痘治理辨》、徐春甫的《螽斯广育》《幼幼汇集》、孙一奎的《痘疹心印》、程公礼的《保赤方略》，清代孙光业的《幼科仁寿录》、余梦塘《保赤存真》、许豫和的《许氏幼科七种》等，均是儿科难得的专著。其中许豫和的《许氏幼科七种》（包括《小儿诸热辨》）为新安儿科专著的善本。

（5）喉科方面

代表性著作有清代郑宏纲《重楼玉钥》、郑承海《喉科杂证》、郑枢扶《重楼玉钥续编》、许佐廷《喉科白腐要旨》、许思文《喉科详略》、郑鏖《喉科秘钥》、程镜宇《痧喉阐义》等，计有10种。二版《医史讲义》称：“郑梅涧的《重楼玉钥》总论中，对咽喉在生理上的重要性，及喉疾病的诊断方法，做了详细的论述。于总论之后，列出喉风三十六证，其中已述出白喉的一些特征。此外对喉科的针刺方法也做了详尽的介绍。”郑若溪的《喉白阐微》则是少有的白喉治疗专著。

（6）医案方面

新安医家留下了大量的医案著作，成为寻绎新安医家学术思想、学习他们临床经验的重要读本。如明代医家江瓘和其子江应宿的《名医类案》是中医学史上第一部总结历代名医医案的著作，该书搜集了自汉至明代的名医验案、家藏秘方和编者个人医案，并旁及经、史、子、集有关资料，各科齐全，内容丰富，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医案著作。汪机的《石山医案》，孙一奎的《孙文垣医案》，程文囿的《杏轩医案》，在中医界都负有盛名。另外吴楚的《医验录》，郑重光的《素圃医案》也是极佳的医案著作。《孙文垣医案》《医验录》《杏轩医案》中的医案叙事完整，诊疗过程详细，其中的辨证思路清晰，可读性很强，许多医案从初诊一直到复诊，乃至四诊、五诊，个别医案字数多达两三千字，读起来啧啧有味，启迪良多。《杏轩医案》既记载成功经验，也记载失败教训，这种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尤其难能可贵。其他还有《程正通医案》，许豫和的《橡村治验》《怡堂散记》《散记续编》等，都是不错的医案著作。

（7）针灸方面

南宋时期，即有休宁吴源善针灸，被封为翰林医官。元代王国瑞著《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影响颇大，杨继洲的《针灸大成》就是以此书和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等书作为主要的参考书籍编撰而成。明代汪机的《针灸问对》语简义明。吴崐的《针方六集》集古代针灸学之大成，内容丰富，理邃学深，很有临床价值。还有清代吴亦鼎著《神灸经纶》4卷，是中医学宝库灸治文献中最典型的灸治专著。

新安医家对针灸理论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王国瑞提出“穴法相应三十七穴”，首创“透穴针刺”法；汪机提出“灸治疮疡”“治病无定穴”理论；徐春甫倡导针药并用，尤其推崇灸法；吴崐将经络辨证和脏腑辨证相结合，按照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分别取五腧穴，且补注《金针赋》；郑宏纲提出“开风路针”“破皮针”“气针”之三针说，编写针灸歌赋。这些学术思想，对丰富针灸学术理论和指导临床实践均有重要意义。

（8）方药方面

本草著作，如元代程汝清《医药图记》，明代汪机《本草汇编》、陈嘉谟《本草蒙筌》、鲍元则《野菜博录》、吴崐《药纂》，清代汪昂《本草备要》、汪汲《解毒编》、巴堂试《本草便读》等，计有31种。其中陈嘉谟的《本草蒙筌》对药物的产地、采集季节、真假鉴别、炮炙、服药方法均有详细的论述。而汪昂的《本草备要》则“参酌古今药论加以发挥，或选用常用之药，以求实用，颇切初学”。其中汪汲《解毒编》则是针对因食物中毒及往常用药出现人所难以耐受的副作用的应急处理之法，所编亦较独特。又鲍氏能于天灾人祸之年，著此济荒本草，其慈爱之心可鉴。

方剂学方面的专著颇多，如元代程汝清《医方图说》、徐杜真《杜真方书》，明代吴崐《医方考》，清代罗美《古今名医方论》、汪昂《医方集解》、程林《即得方》、汪绂《医林纂要探源·方剂》，余懋《方解别录》等，计有62种之多。吴崐的《医方考》是选录前人良方，探索制方用药原理的代表。汪昂的《医方集解》亦为研究方剂者之必备参考书。

总之，在北宋至晚清乃至民国的数百年间，新安地区医家辈出，医著宏丰，成就卓著，蔚为大观，在中医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