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延安，西出陇东

走了十几天，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早晨，队长宣布最后一天行军，要求大家注意军风纪。下午，太阳偏西的时候，走在前面的同学，突然欢呼起来：

“宝塔山！”“延安到了！”“胜利了！”……

我走到公路的高处，眺望着延河东岸的宝塔山，西岸的延安城墙，心里激动万分，盼望一年多的目的地到达了！平生第一次长途行军胜利了！辛苦和汗水化为欢乐，止不住眼里闪着泪花，内心里呼喊着：“延安！我的母亲，远方的游子来到你的身边了！”

休息10分钟。同学们擦干脸上的汗水，打掉身上的灰尘，整理服装站好队。队长喊着“齐步走”，队伍里唱起《抗大校歌》，走进古老的城门：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延安城里十分热闹，街道两旁摆着一处处货摊，羊肉汤锅里发出诱人的香味，行人熙熙攘攘，小贩们喊着招揽生意。我们兴奋地走着，好奇地东张西望。天刚黄昏，有几处小摊点亮了电石灯，夜市开始了。

晚上，我们被安置在几间空店房里，没有门窗，没有被褥，铺板上只有一点谷草。我们3个侨生，每人在汉口做了一件夹大衣，一路上用它当被子。行军时嫌累赘的棉军服，夜晚成为挡风御寒的宝贝。

翌日上午到校部报名填表，表格两旁印着对联式的口号，原词记不住了，大意是：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要如实填写自己历史；是抗日救国革命青年，不隐瞒家庭出身成分。办完入校手续，我们3人游览了古城。城圈不大，街道不长。用石灰水刷写的抗日标语，随处可见；雄壮的救亡歌声，响彻云天。一队队八路军健儿，踏着整齐的步伐；一群群爱国青年，露出欢乐的笑脸……到处热气腾腾，充满了春天的气息，古城变年轻了！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城外那些从黄土山边开出的窑洞，听说里面冬暖夏凉，许多抗大同学都住在窑洞里，大约我们也可以进这种别致的宿舍里享受一番。

初到延安，吃不惯小米饭，咽不下干馒头，口袋中还有余钱，可以下馆子吃蛋炒饭，上街头喝羊杂碎汤。最难受的是没有地方洗澡。行军十几天，每天一身汗水，衣服湿了又干，身上一股酸臭味。找不到澡堂，只好到延河里洗身。这天晚饭后，我们3个“南蛮子”，跳进冰冷的延河中游泳。穿着棉袄、披着大衣到延河边散步的男女同学，围在岸上观看，互相议论着，大概说我们是疯子。我们只顾洗得痛快，哪管别人说三道四。

外地青年陆续到延安。有一天，通知我们开会，200多新生坐在大院里，一个中年人给我们讲话。他身材细长，上身穿着单军装，外面套着敞开衣襟的棉袄，下身穿着马裤，头戴一顶红军帽，脚踏一双布条编的草鞋，走路一瘸一拐。司仪介绍，他是何长工同志，法国留学生，井冈山时代的老革命，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他的跛腿就是在保卫井冈山战斗中负伤的。现在是我们的大队长。同学们听了，都不禁肃然起敬。

何长工同志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编为抗大第五大队。由于延安地方小，抗大四大队在洛川，五大队要到甘肃庆阳建校。陇东比延安好，牛羊猪肉很便宜，白面馍馍吃不完。他讲话很风趣，煽动力强。他还当场用法语唱了《马赛曲》，同学们听了都很兴奋。

200多新生编成两个队。我编在第一队，被选为副班长，林有声和陈耕国编入第二队。去陇东的前一天，队里有个从马来亚回来的广东同学，知道我在南洋演过戏，写过诗歌、小说，劝我转到鲁迅艺术学院。他说已经和沙可夫院长谈好，假如我愿意，可以和他留在鲁艺学习。我当时想：到延安是为着学习军事，到前方打日本，不想搞文艺工作。我婉言说了，他感到惋惜。

11月初，开始600华里的新路程。从原路南下甘泉、富县，转向西走。在黑水寺意外吃了一顿大米饭，往后全是荒山小道，人烟稀少，几十里路才有一个村庄，村民们很多是从山东逃荒来的。到了直罗镇，看到好些残垣断壁，原来这是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到陕北后，在这里打了一个大胜仗，歼灭国民党一个师的著名地方，现在还留下战火的痕迹。

初冬的西北，气候严寒。路上下过一场大雪，乐坏了我们几个南洋客，生来第一次看到雪花翻飞，觉得十分有趣。不料兴奋之后带来了苦恼，我穿的是胶鞋，脚后跟冻裂了，走起路来疼得要命，只好每天晚上用热水烫脚，往裂口里塞雪花膏，也没有多大效用。

在冰天雪地里行军，清早呵气变成白雾，白天走了一身汗，休息时冷风一吹，身上凉飕飕的。夜里睡在凉炕上，个个当“团长”，只好两人通腿睡觉，彼此抱着对方的脚丫子取暖。

出发前每班发下一个半截的洋油桶，两边拴着铁丝，早晨当洗脸盆，值日生从伙房里打来热水，10块手巾往里蘸着洗脸；晚上当洗脚盆，10双脚轮流放进去洗；开饭时当菜盆，10双筷子在里边夹菜吃。头两天觉得恶心，不想吃菜，慢慢也习惯了。从西安一同到延安的那个东北军军官，用一个特殊方法洗脸，舀一缸子热水，含了一口喷出来，双手接着搓脸，再用干毛巾擦。同学批评他特殊，不能和大家同甘共苦。

12天走了600里地，来到黄土高原上的古城庆阳。二队住进一座大庙，一队分了一片破烂的军营，立即投入修建营房的劳动。每天挑土和泥，搬砖垒墙，忙得不亦乐乎。队里没有炊事员，各班轮流做饭，每班轮一个星期，我们是二班，很快轮上了，班上6个洋学生，1个东北军的军官，1个西北军的排长老胡，1个越南归国的店员余自克。副班长分工管生活，做饭要我负责。我在菲律宾当过学徒，会烧大米饭、炒家常菜，对面食却一窍不通，给养偏偏是白面，顿顿馒头小米稀粥。老胡是陕西人，懂得做面饭，也是见得多做得少，特别是每餐要蒸百十人的馍馍，有些胆怯。其余8位都没下过厨房，只能洗洗菜，烧烧火，打打下手，干点杂活。赶着鸭子上架，我这个火头军司令，请老胡当军师，硬着头皮上阵。头一顿蒸了死面馒头，同学们拿它当“手榴弹”；二一顿面发过头，大家说酸掉大牙；第三顿碱大了，大伙儿说是“鸡蛋糕”。听了讽刺挖苦，我们毫不灰心。“吃一堑，长一智”，拜师傅，请顾问。我们很快学会了蒸馒头、做花卷、擀面条、包包子、烙单饼。看来吃饭简单，做好了不容易。

每餐每人发4个大馒头，足足半斤重，我顶多能咽下两个，剩下的全给老胡，他个子高饭量大。晚上饿了，我和余自克悄悄出去买烧鸡。庆阳烧鸡都在夜间叫卖，分鸡头、鸡腿、鸡身、鸡翅膀零卖，味道鲜美，价钱便宜。这里还用清代的大铜钱，每个当10铜板，两个大铜钱能买1只烧鸡。

新同学源源从延安转来，一个月到了1000多，其中有不少是平津流亡的学生。这时，广州失守，武汉陷落，南方青年来的很少，辗转到了西安的，大多被国民党扣留，送去集中营受训，侥幸能逃过特务魔爪，实是凤毛麟角了。

营房修缮完毕，刚要正式开课，忽然接到命令，要我们到敌人后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