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Introduction
大约20年前，我领导多年的安佰深公司（Apax Partners）举办成立30周年的庆典。我是这家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在庆典的致辞中，我警告说，如果我们不能更有效地解决那些落后群体的需求，那么，不久之后，在我们的城市、国家以及各大洲，富人和穷人之间就会升起一道“愤怒之火的帷幕”。我们最近在法国、黎巴嫩和智利等国看到的暴力抗议，说明这种“帷幕”已经出现。而在英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是2016年6月英国全民公投决定退出欧盟的原因之一。
今天，贫富差距已大幅扩大。不平等正导致大量人口从较贫穷的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涌向欧洲较富裕的国家。人们冒着生命危险乘坐单薄的橡皮艇横渡大海，寻找更美好的生活。接收这些移民带来的挑战，加剧了“东道国”国内业已存在的社会不平等。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看到解决方案已经触手可及——我称之为“影响力革命”。在影响力投资的推动下，影响力革命将助力我们解决地球上的不平等、环境退化等重大问题，并将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
我在1998年开始了本书的写作之旅，当时，我决定在7年后（也就是我60岁的时候）离开安佰深，转向解决社会问题，并试图帮助解决中东冲突。我不希望自己的墓志铭上写着“他做到了年投资回报率30%”——我一直都相信，人生应该有一个更伟大的目标。
在我11岁的时候，全家被迫离开埃及。我们很幸运，以难民身份被英国接收。我们到达英国的时候，每人只带了一个行李箱，我把我的集邮册夹在腋下，担心有人会把它抢走。我们在新的“家乡”受到了欢迎，并在伦敦开始了我们的新生活。
我的人生获得过几次飞跃的机会，包括在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接受一流的教育。在那里，我了解到当时刚刚兴起的风险投资。我获得了亨利奖学金（Henry Fellowship），可以用它来负担我在哈佛商学院第一年的学费，条件是我毕业后要把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带回英国。我最终带回了风险投资，而我因此在2001年受封为爵士。
回馈社会是我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得到了帮助，因此，我也想帮助别人。我之所以成为一名风险投资家，部分原因是在当时高失业率的环境中，我可以通过风险投资帮助企业创造就业机会。当我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看到社会问题蔓延时，我坚持初心，决心做出改变。我希望在60岁离开安佰深后，可以花20年的时间来研究这些社会问题，并有机会带来真正的改变。
我在26岁时联合他人创立了安佰深，并将其打造成了一家全球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目前，安佰深管理着超过500亿美元的资产，在世界各地设有办事处。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扮演过许多不同的角色：创业者、投资人、慈善家和政府顾问。通过扮演这些角色，我有机会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这些经历让我明白了为什么资本主义不再能满足我们这个星球的需求，我们还可以有另一条新的前进之路。在本书中，我将提出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付诸行动的新的解决方案。
现在的状况是不可持续的。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都在加剧，社会紧张局势也会升温，那些被时代落下的人们感到他们将永远被困在那里。我们的体系似乎对他们是不公平的，所以他们就反抗它。
与此同时，环境挑战威胁着人类的生活质量，甚至威胁着地球自身的存在。我们目前的经济体系不能解除这一威胁：很多国家的政府缺少手段来应对人为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也没有能力开发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创新方法，这一创新过程不可避免地涉及有风险的投资、试验和偶尔的失败。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政府每年在卫生和教育方面的支出已超过10万亿美元，这相当于这些国家国民生产总值（GNP）的20%，该支出的数额是其60年前的两倍。政府受预算限制，无力再增加支出。然而，这些支出是不够的。慈善事业在帮助政府应对这些挑战方面也只能做那么多了：全球慈善基金会每年的捐款保持在1500亿美元，与政府支出相比，这是个小数字。1
因此，显然有必要建立一种新体系，这一点已经是金融和商业领袖们的共识。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花了大量时间查找我们体系的问题，却很少花时间去提出能真正替代当前资本主义体系的方案，这让我们在新体系的建立上迟滞不前。
人类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有能力找到正确的答案，有能力转向一种新体系。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新体系——更公平地分配机会和成果，并为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新体系中，道德约束和审慎原则令我们用使命感来调控自身利益；对社会做出贡献会比炫耀性消费给人带来更高的地位；那些对社会和环境负责任的公司比那些只注重自身利益的公司更成功；个人和组织被鼓励超越自我中心主义，与某种“大于自我的东西”建立精神联结并获得满足，而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努力。
这种新体系就是影响力资本主义。它使私人部门与政府的理念保持一致，使两者协调而不是对立，利用资本和技术创新来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
影响力资本主义从资本市场吸引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就像过去40年里私人资本为创业者提供资金，帮助他们掀起一场技术革命一样。
影响力资本主义将社会和环境影响力与利润结合起来，颠覆了利润至上的理念，将影响力提升到与利润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将利润置身于约束之中。这一点已经明显体现在我们行为偏好的变化上：我们越来越多地选择从和我们有着共同价值观的公司购买产品；我们投资那些不污染环境和不使用童工的公司；我们更愿意为拥有鼓舞人心的社会或环境目标的公司工作。
资本主义体系的“燃料”是资本，因此影响力投资是新体系的一种标志就不足为奇了。正如风险投资是对科技创业者资金需求的回应，影响力投资是对影响力创业者和影响力企业需求的回应，这些创业者和企业希望改善人们的生活，帮助人们保护地球。
影响力革命已经改变了我们对社会责任、商业模式和投资的思考方式。它正开始改变我们的经济，把经济变成强大的引擎来推动资本在实现利润的同时产生影响力。我们已经看到，技术革命是20世纪的标签，而影响力革命正在成为21世纪的标签。
影响力投资就是要创造一系列连锁反应。我们将在本书的不同章节考察由影响力投资引发创新的5个利益相关者群体，他们的参与对于规模化地应对巨大的社会和环境挑战至关重要。影响力投资将改变投资人、慈善家、创业者、社会组织、大企业、政府和一般公众的思维与行为，并将影响力置于我们决策的中心。
我推动影响力投资的大部分动力源于在社会投资特别工作组（Social Investment Taskforce, SITF）的工作，这个工作组是我应英国财政部的要求于2000年在英国成立的。
2013年晚些时候，鉴于已经取得的进展，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希望我领导八国集团社会影响力投资工作组（G8 Social Impact Investment Taskforce, G8T），以“促进建立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全球市场”。2014年俄罗斯退出八国集团时，参加投资工作组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加拿大，我们还引入了澳大利亚和欧盟作为观察员。我们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组织了超过200人，形成了8个国家顾问委员会和4个工作组。
我们从这些工作中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世界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化，我们正在从一个以“风险-回报”为决策基础的世界进入一个以影响力为第三个基本维度的世界。社会影响力债券（Social Impact Bond, SIB）——一种“义利并举”的新投资方式的出现，是这种根本性变化的第一个表现。
在2014年9月发表的一份名为《影响力投资：看不见的心》的报告中，我们阐述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报告得到了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的支持，他敦促各国政府“致力于发展一个高影响力投资市场以对抗不包容和不环保的经济”。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称其为“大事件的开端”。2这份报告引发了一场在全世界传播这一理念的运动。
报告发表后不久，英国政府让我在全球范围内努力推广G8T的工作。因此，2015年8月，我和他人共同创立了全球影响力投资指导委员会（Global Steering Group for Impact Investment, GSG），并担任主席，继续G8T已经开始的工作。GSG吸纳了G8T董事会的大部分成员，并迅速接纳了5个新国家：巴西、墨西哥、印度、以色列和葡萄牙。
在首任首席执行官阿米特·巴蒂亚（Amit Bhatia）的领导下，GSG扩展到了32个国家，各个国家的顾问委员会共会聚了500多位影响力领袖。GSG在不断“创新、呼吁和指挥”3的同时，使自身成为推动全球影响力投资发展的主导力量。
2007年，我觉得世界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知道社会投资将是下一个大事件，并在我的第一本书《让世界为我打工》[1]（The Second Bounce of the Ball）中写到了这一点。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我相信影响力思维将引发的变化会和技术革命带来的变化一样巨大。
影响力思维正在改变我们的投资行为，正如在50年前涉及衡量风险的创新思维所做的那样。风险思维可以让投资组合使用多个不同的资产类别分散风险，从而在风险投资和新兴市场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中获得高回报。现在，影响力思维将变革我们的经济，重塑我们的世界。
对于我来说，影响力思维方面的突破出现在2010年9月，当时我们第一次把社会影响力衡量和财务回报衡量联系到一起。第一只SIB——“彼得伯勒SIB”，解决了从英国彼得伯勒监狱刑满释放的年轻男性再犯罪率居高不下的问题。在SIB出现之前，传统观点认为社会领域中的一切都是无法衡量的。你如何衡量一个改造表现良好的囚犯的生活改善程度？今天，有192只SIB和DIB（发展影响力债券——专门应对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挑战的债券，Development Impact Bonds）正在解决32个国家中的十多类社会问题。这一切清楚地表明，把社会和环境改善程度与财务回报联系起来，正是让慈善组织的领导者进入投资市场的钥匙。通过这种做法，我们为社会企业家提供了他们所缺乏的财务支持，使他们能针对那些最大的社会挑战制定创新的解决方案。
SIB的诞生是今天正在发生的影响力创新的一个先兆。就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软件和硬件公司一样，这类创新的“影响力”组织，包括非营利的“社会组织”和“目标驱动型企业”，正在给现有的创业模式、投资模式，以及大公司、公益机构甚至政府的运作模式带来创造性的颠覆。
这本书介绍了一个新的理论，关于影响力革命将如何让我们实现全方位的社会和环境改善，以及我们如何理解这种进步的理论。它研究了影响我们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各种趋势，以及这些群体如何相互影响，进而为整个体系的变革创造动能。
第一章介绍了影响力革命及强力驱动它的创新性思维——“风险-回报-影响力”模型，并展示了影响力革命与之前的技术革命的相似之处。
第二章研究了影响力创业，并观察了年轻创业者们如何重新定义颠覆式商业模式：能够在产生财务收益的同时改善人们的生活和保护地球。
第三章讨论了投资人的角色，他们已经在推动公司将影响力整合到它们的产品和运营中。
第四章转而探讨影响力革命对大公司的影响。大公司受到消费者、员工和投资人不断变化的偏好的影响，有时还受到较小的竞争对手的商业模式的影响（见第二章），在此背景下，大公司开始将影响力嵌入一些活动和产品线中。
第五章考察了慈善新模式，这些新模式是随着影响力思维和创新性影响力工具的出现而出现的。我们考察了如何运用基于成果的慈善和基金会捐赠资金，以最大限度地改善人们的生活和环境。
第六章探讨了影响力方法和工具如何帮助政府更快地解决更大的问题。
最后，第七章指明了前进的道路。我们不能再坚守这样一种体系——既不积极寻求产生正面影响力，又造成负面后果，而政府不得不花一大笔钱来纠正这种后果。我们必须改革我们的经济体系，让其产生解决方案，而不是产生问题。我们责任重大，影响力革命的成功将改变数十亿人的生活。现在有一个绝无仅有的、实实在在的实现变革的机会，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18世纪末，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描述了个人对利润的追求是如何实现每个人的最佳利益的。他的第一本书《道德情操论》则是关于人类出于同理心和利他主义而行动的能力的。如果他知道我们将在21世纪衡量影响力，他很可能会把这两本书合二为一，把影响力写成“看不见的心”，它引导着“看不见的手”。
[1] 本书简体中文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