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竞争的参与者不是个体，而是国家。
不同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竞争中客观地分处三类地位——核心、半边缘（半核心）、边缘，从而形成了“核心—半边缘—边缘”的依附结构，通过不平等交换和制度剥削，半边缘和边缘区域的利益不均等地向核心国家输送，在这一过程中，核心国家地位不断强化，边缘国家地位不断弱化。[14]
在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全球化竞争中，分处不同地位的三类国家盈亏不同：第一类是占据金融资本阶段主导地位的核心国，其之所以能够赢家“通吃”，乃在于占有收益却不支付成本；第二类是从属于核心国的制度体系、能够以战略伙伴名义“搭便车”的半核心国，在与核心国的战略利益基本一致的时候，其得以分享核心国的收益；第三类是以资源经济和实体经济为主的边缘国家，由于承载了转移过来的制度成本，其经常处于被“洗劫”状态，但不自知。于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纳入这种全球化进程中，因盲从核心国“软实力”而导致内乱，有些成为所谓的“失败国家”。
本书简介了新兴七国（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4个长期研究对象为主，外加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委内瑞拉3个短期研究对象，简称E7）的经验教训，将上述国家既往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归纳，将其表述为从核心向边缘的“双重成本转嫁”过程。
把握这个规律，就会理解核心国金融霸权趋向于法西斯化是当代人类社会最大的威胁：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的核心国越是过度负债，越要借助“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推动成本对外转嫁；为此不惜制造冲突，甚至发动战争。[15]
在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新阶段，核心国家因客观上占据着“经常账户逆差+资本账户顺差=资本输出获利”[16]的全球食物链最顶端，而得以在增发货币的同时增发债务，并且势必以增发的货币购买增发的债务。也因此，才成为双向度地推进虚拟资本过度扩张的最大金融经济体。与此同时，那些违背基本的市场价值观的所谓“负信用”“负利率”等概念由此也成为金融霸权国家主流社会的当代流行语……
占有此类巨额收益的金融资本核心国，势必为了维持这种获取制度利益的地位而积极调整其币缘-地缘战略，推行全球体系制度重构，以便更顺利地向半边缘及边缘国家进行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双重成本转嫁，更大程度攫取全球经济成果。否则，核心国就无法维持过度泡沫化的虚拟资本主导的经济基础，以及其建之于过度负债基础之上的政治体制。
这是人类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宿命。对于核心国而言，这属于“生存还是死亡”的“哈姆雷特之问”。但对于边缘国家而言，则无疑只有衰败和死亡。
经济成本转嫁是指，通过国际货币及金融制度权，核心国家破除发展中的主权国家对金融资本流动的限制，把金融全球化的风险成本主要转移给非核心国家来承担，以此最大化自身的收益。由此，势必导致金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爆发而使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加上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中下层群众日益不满，族群、宗教、区域冲突加剧，使社会动荡。全球不论何种体制下的何种政府，几乎都无可避免地面对经济、社会及政治的多重不稳定。而这些非核心国家的不稳定又恰好给了核心国难得的低成本介入机会——凭借意识形态化的教育文化、科研学术、法律服务、标准设立等多种软实力，以及伺机策动政治、宗教、民族、地缘等冲突的巧实力，来诱使边缘国家群众接受核心国的政治和文化，把斗争矛头转向本国制度，从而又增加了核心国家介入操控的条件……
诚然，核心国家高昂的政治及社会制度成本，使它更需要大量攫取全球的经济收益来维持本身的体系稳定性。但是，“二战”之后被核心国控制所形成的国际秩序及其为维护此国际秩序而建立的组织，不可能有应对单极霸权国家按照本国利益一意孤行的合法手段，也根本没有条件形成全球治理的有效经验。由此，核心国可以同时进行“政治的成本转嫁”，主要内容是利用币缘-地缘军事战略部署，加上各种巧实力、软实力的操作，颠覆被核心国视为妨碍自身战略利益的国家政权，或者使其“去国家化”。
此类“政治成本转嫁”的制度收益分外显著——竞争对手及非核心国家的政治及经济不稳定，一方面有利于核心国资本趁危机之际收购有价资产，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吸引国际资本回流本国。而对非核心国家的去国家化之所以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即在于以“自由民主”的名义，实质性地解除竞争国家调控经济及管制资本破坏性流动的能力；或在其国家资本还未具备竞争力时，打压其相对具有竞争力的国家资本，扼杀其长远国际竞争力。
据此，全球竞争之中广大民众遭遇的最惨痛教训，就是所谓的国家失败。而失败国家最尴尬的悲剧，就是其精英群体盲目“自毁”地推崇敌人，不仅自取其辱，也使芸芸众生苦不堪言……
发展中国家思想理论界越多接受核心国的“先进”制度文化及其意识形态化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就越失去自主的“话语”能力。这也是美国政治家强烈反对美国高校的科学技术专业接受中国留学生，只允许他们进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习美国制度和文化的原因。
由此可见，以往立足于“个体理性”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既不适用于当代发展中国家解释本国参与全球化竞争中的利弊得失，也不适用于理解西化精英操控造成“国家失败”的教训，更无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形成重新构建制度权和话语权的竞争力。
本书主要研究分析核心国家美国近年的战略性调整，以及其对新兴国家的影响。
研究团队选取了七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国家，在研究国别报告时归类为三组：
第一组是曾经有过“去依附”努力、相对来说自主性较强的，处于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产业资本阶段、越发走向金融全球化的中国和土耳其；
第二组是存在于农村地区的、数量庞大且分布广泛的、组织化程度低的微观经济主体（非正规部门），且与高组织化程度的城市“正规经济”并驾为二元结构，致使产业经济难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形成规模竞争力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第三组是始终受制于殖民地时代“经济单一化”的历史因素，经济未能完成工业化、过分依赖原材料输出，面临国际经济下行周期严重冲击的后殖民化国家巴西、委内瑞拉和南非。
通过分析当前这七国各自的困难，可以粗略地反映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困境。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危机的积极应对之中，演化成为工业制成品总量最大的工业化国家。随之，即主动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新时代做战略转型；并且，据此推出“区域整合”“乡村振兴”“扶贫攻坚”等一系列主要由国有企业操作的国家投资战略。诚然，中国若能切实贯彻体现人类自觉的生态化转型，则有可能走出一般发展中国家被动“依附”的困境。但中国这种靠“举国体制”才能奏效的转型努力，却被核心国当作试图挑战其全球霸权控制而遭遇到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国内制约，甚至不可避免地招致核心国家发起以“新冷战”为内涵的全面“围堵”……
人们在经验教训的总结中逐渐意识到，任何发展中国家要挣脱对核心国的依附，走出被动接受成本转嫁的发展陷阱，都必须加强多边关系及区域合作的共生协调；与此同时，力争形成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构建权与维护自身利益的话语权，共同努力建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包容、平等、互利发展的国际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