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自鲁迅始，对农民生活、命运及精神的关注就成为文学研究经久不衰的内容，也成为文学研究者持续不断地关注的焦点。从阿Q精神分析，到乡土文学研究、赵树理方向，再到浩然现象，农民的生活、命运及精神嬗变不断地被书写、改写、重写。新时期，农民一方面背负着历史沉淀的重负，另一方面又在新的环境下开始了新的追求，其生活、命运、精神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质。在他们的追求中，虽然有迟疑、有惶惑、有挣扎、有痛苦、有煎熬、有屈辱，但他们依然相信前途的光明，与命运顽强地搏斗，以身体甚至生命为代价去拼、去闯，显示出不屈的韧性。在农民生活、命运与精神的嬗变中，土地所有权、经营权的变化及其影响下农民与土地关系的递变，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以“小岗村”为标志的“包产到户”开创了农民把握自己命运的先河，其后，他们便以土地为依托开始了艰难地探索改变自身命运的历程。他们在土地上种下了希望的种子，收获了果实，也尝到了失望，吞下了苦涩。日益渗入农村的经济意识使他们看到了农村之外的广阔天地，霓虹灯的闪烁和土地的重负驱使他们踏上了艰难的进城征途。农民是土性的，离开土地他们便失去了依附，尽管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还是飞蛾扑火般涌向城市，用身体甚至生命为代价追求生活的平等，探求生存的意义。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注定了他们在城市生活的艰辛、屈辱和伤痛，故土成为他们精神的支柱和心灵的港湾。可他们不回去了，回不去了。他们的故乡只能存在于意识深处，化作精神之乡的眷恋。成千上万的农民潮水般地涌向城市，给农村留下的是大片的荒芜，人心也像荒草一样疯长，苍茫大地的守护神在机器的轰鸣声中陷入了情与理、利与义的挣扎。他们热恋着脚下的土地，不甘心土地就这样失去，家园就这样丧失，顽强而又固执地抵抗着城市的蚕食，既有黄昏中孤独背影的苍凉，又有堂·吉诃德式战斗的悲壮；既有螳臂当车的迂腐，又有大智若愚的顿悟，留下难言的遗憾和不尽的思索。吉登斯等人认为，当下，现代性不仅没有被后现代性代替反而显示出全球化的特征，所谓的后现代不过是现代的一个特定阶段。按此理论，新时期农民受外来因素影响不断改变自身命运的过程也就是农民现代化的过程，新时期小说叙事中农民形象呈现出的新的特征也就是农民形象的现代嬗变，而思想意识的嬗变则是其主要表现。本书以包产为起点，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为线索，从农民的土地意识、身份定位、伦理困惑、科学意识和消费观念等五个方面，探讨新时期小说中农民形象的现代嬗变，并借此对乡村现代转型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