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一体化”的焦虑与现代化反思

晚清以降，面临积贫积弱的严峻形势，有着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了探索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艰难历程。西方社会在军事、科技、思想等方面的强势自然使他们将西方国家的发展之路作为中国走向独立富强国家的蓝本，由此催生了他们学习西方、跨入世界民族国家之林的梦想，对现代化的焦虑与渴望也成为知识分子乃至国人延续至今的不懈追求。

一 启蒙意识与现代化焦虑

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制度、经济、人等都是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人又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1]正因为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对农民的启蒙和改造成为知识分子现代化想象的有机组成部分，农民也就很自然地被知识分子纳入创作视野，成为启蒙的对象。不过，由于缺乏现实的基础或者说知识分子与农民的隔膜，所谓的启蒙往往缺乏现实的依据，只能停留于想象，从而形成“启而不蒙”的悖论。正如李泽厚所说，“在大中城市，传统已逐渐被西方文化所浸润、修正、改变。但真正的中国的时空实体——广大的农村农民，却仍然远远没有真正走进这个为近代知识者所创造的文艺中来。反过来说，这也表示着、标志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方式’还远远与真正的农村生活和农民群众相当隔膜和脱离。尽管作品里有为数不多的对农村和农民的描写，但离真实毕竟还有很大距离”。[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认识到农民的力量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调动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农民成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主力军。与之相适应，农民也在小说叙事中占据了突出地位，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更是被推向极致，并且，由于特殊的背景，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地位被颠倒过来，农民不再是启蒙的对象，而是成为启蒙的主体，一贯以启蒙者自居的知识分子反而要到农村接受改造。吊诡的是，就在知识分子真诚地接受改造的时候，农村却是普遍的贫困、愚昧与落后。进入新时期之后，在“归来者”、回城知青乃至农裔城籍者笔下，知识分子走进乡村接受改造的历程不啻是对农村贫困、愚昧和落后的展示过程，乡村真实的一面展现在大众面前，农村的贫困和农民的愚昧再一次被提上改造的日程，农民再次成为启蒙的对象。知识分子和农民分别恢复了各自的身份，知识分子又一次以启蒙者的心态掌握了话语霸权，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关注着农民的命运，表达着对乡村现代化的想象。“80年代的文学史，是以‘新启蒙’为中心的知识分子文学话语方式贯穿始末的。”[3]在知识分子的乡村现代化想象中，以城市为参照的现代文明成为他们衡量农民现代化的标尺，也是改造农民的目标。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对农民的启蒙过程也就是不断地对农民进行思想改造，以祛除其小农意识并灌输现代文明的过程；他们对现代文明的理解也就成为衡量农民思想的主要参照。小农意识的形成是由农民与土地的密切联系决定的，甚至可以说正是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以及土地对农民的生存保障和发展制约形成了农民的小农意识。因此，农民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他们不断调整与土地关系的过程，农民现代意识形成的过程也就是他们的小农意识逐渐向现代意识转变的过程。

包产是新时期农村改革的开始，包产制[4]的尝试、推行和探索不仅使农民获得了土地解决了他们的温饱问题，也使他们获得了支配剩余价值的权利，有了改变命运的可能。在急剧变化的时代面前，农民不断思考自身与土地的关系，从包产制初期对土地的渴盼，到利益驱使下对土地的理性思考，乃至进城之后对土地和家园的眷恋，都显示出农民与土地的复杂关系。新时期小说叙事中，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追求显示出农民对城乡一体化的焦灼与渴望，呈现出知识分子的现代化焦虑。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面对的，一方面是全球化的大环境和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现实；另一方面则是具有第三世界国家寓言性质的城乡关系，对一体化包括城乡一体化和世界一体化的渴望成为他们的心理特征。“事实上，现代性项目之所以在中国被表现得如此的迫切，被如此不屈不挠地追求，是源于一种担心自己可能被排斥于现代性之外的恐惧。”[5]同时，现代化进程中的弊端以及国内外学者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也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影响，从而使其对乡村乃至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进行反思，并通过农民意识的现代嬗变表现出来。因此，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追求、焦虑、矛盾、困惑以及理想和追求的内在分裂，也显示出作家对乡村城市化的矛盾心理和复杂感情。

二 农民意识的现代嬗变

随着包产制的推行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家庭逐渐成为农村生产和经营的基本单位，它一方面接续了传统的经营方式调动起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另一方面也由于放松了对农民的限制，为其进行多种经营和追求个人自由创造了条件。家庭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孕育着超越，家庭内部的个人显示出越来越强烈的独立性，最终因强烈的个性追求摆脱了家庭的束缚，家庭成为孕育个性意识的蝉蜕。作家凭着对现实的敏感和自觉的使命意识忠实地记录了这一时期的历史，但由于长期政治斗争的影响，其创作不可避免地带有了浓厚的政治意味，从而使个性意识笼罩着浓郁的政治氛围，政治成为个性意识的决定因素，二者显示出亦步亦趋的特征。“80年代初，人们刚刚从漫长的政治和文化禁锢下解放出来，作家创作上带有过去的浓厚的影子和心有余悸的惊疑是很自然的，所以，此时期作家们文学创作的功利性和表白性的昔日印迹还相当浓重，作家真实的内心还往往被这种传统和对潮流化的趋附所损害、所遮蔽。”[6]包产后，农民的生活水平、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商品意识的渗透使其日益理性，土地不再是他们顶礼膜拜的神，反而成为他们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这显然是与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相适应的，也因为迫切发展经济的需要，土地及其价值观念被视为传统而成为现代化的桎梏。“强大的土地观念，像沉重的轭头，套住了中国的民众，延误了现代文明抵达中国的时间。”[7]在“固守土地＝保守”的观念影响下，新时期小说叙事中乡村改革者的探索被视为代表了社会的发展方向，成为走向现代文明的象征，固守土地的农民则被赋予了愚昧、落后、保守的意义。《鸡窝洼的人家》中的禾禾与回回、《鲁班的子孙》中的木匠父子等分别被赋予了现代和保守的意义，禾禾、小木匠等表现出农民现代意识的觉醒，回回、老木匠等则代表了商品经济影响下小农意识的嬗变。在这一过程中，农民表现出来的经济观念一般被视为现代理性的表现，象征着现代文明，至于其与传统价值观念的联系则被有意地忽略。换句话说，农民现代意识的觉醒作为“立”是以对传统观念的“破”为基础的，现代和传统之间的有机联系被人为地抹杀。其实，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农民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考察这一时期的小说叙事，由《积极叔》《不仅仅是留恋》《苍生》《鸡窝洼的人家》《四妹子》等作品不难发现，农民在恢复传统家庭经营方式的同时也逐步突破了家庭和传统的限制一步步走向现代文明，传统与现代显示出延续性和渐变性，也正是在这种嬗变中，农民形象不断显示出新的特征，呈现出现代的转型。

市场经济向农村的渗透打破了乡村的平静，农民也在与外界的交往中开始反观自身，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成为他们的不懈追求。在商品经济影响下，农民开始理性思考与土地的关系，努力追求经济利益。当乡村城市化成为农民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理性思考与土地的关系甚至将土地视为谋取利益的工具成为他们的选择。在利益驱使下，农民开始了艰难地走向城市的历程，土地连同家园消失在他们身后的苍茫暮色中。失去土地，农民也失去了生存之本，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和农业文明的潜在影响又使他们对土地表现出更多的留恋，对乡村城市化表现出更多的担忧，农民意识的现代嬗变显示出复杂和暧昧。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村干部的职能发生了变化，对公共资产尤其是土地及其衍生事务的管理成为他们的主要职能，这也使其在乡村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有了谋取利益的可能。关仁山的《天高地厚》中的荣汉俊占用土地办钢厂污染环境、与外商合伙倒卖土地，从中渔利；蒋子龙的《农民帝国》中的郭存先不断构筑个人的独立王国，他自己也逐渐成为郭家村的“土皇帝”；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中旷开田由朴实、勤劳的农民异化为欺压百姓、追逐利益和享受的村干部；如此等等，都显示出村干部的蜕变。他们也曾经是朴实、本分的农民，可是一旦当了村干部，其意识深处的封建思想马上抬头，在市场经济的影响和物欲的诱惑下逐渐沦为权力和金钱的奴隶，并利用权力和金钱控制着村民，成为新时期农村的“卡里斯玛”典型。他们大多有着精明的头脑和极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为维护村民利益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村民对他们也有着发自内心的崇拜，借助于非凡的能力和村民的崇拜他们树立起个人的权威。他们利用政治资本取得经济上的成功，经济上的成功又助长了他们的权力意识，从而使他们成为封建性与资本性混合的复杂人物。詹明信在分析具有寓言意味的第三世界国家作品时说：“这样，资本主义的原始罪恶被揭露了：不是工资劳动、货币形式的劫掠和市场的冷酷无情的循环，而是旧的集体生活方式在已被掠夺和私人占有的土地上所受到的根本取代。”[8]这样的判断对这些村干部完全适用。他们一方面有着较强的能力，通过改革促进了乡村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又利用权力和威信对村民进行新的统治，成为乡村社会发展中的“土皇帝”。企业家与村干部的双重身份使他们的身份带有了传统和现代混合的特征，也使他们对乡村现代化的探索呈现出资本性与封建性结合的特点，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现代化之路。

在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环境污染、土地流失、物欲崇拜乃至人情缺失和道德下降等负面因素对乡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农民在没有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之前就先遭受了现代化发展带来的灾难。长期的物质贫困使农民对金钱有着一种内在的渴望，市场经济下金钱至上主义更刺激了他们的这种欲求。金钱逐渐在农民的生活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并对乡村伦理形成剧烈冲击。在利益诱惑下，农民疯狂地出卖可以出卖的一切，包括土地、身体甚至生命。就如陈应松《归来·人瑞》中的阮白脸所说，“摆脱贫困，总是要一代人作出牺牲的”,“桃花峪有二十几个妮子长梅疮，就是梅毒，没了生育，可人家楼房都做起来了，富裕村哪，哪像咱们这儿！后山樟树坪穷死，可去年死了八个，挖煤的，瓦斯爆炸，一下子竟把全村的人均收入提高了一千多块，为啥，山西那边矿上赔的么……要奋斗就会有牺牲……”[9]王梓夫的《花落水流红》中，桃花冲的小簸箕在外卖淫挣钱成为村人争相效仿的对象，乡村伦理在金钱的诱惑下发生了变异。当农民为了金钱出卖身体这个唯一的也是最后的资本的时候，乡村伦理的溃败也就成为必然。

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是以占有大量的土地为前提的，农民的“失土”既颠覆着乡村秩序，也冲击着乡村伦理，但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格局以及农业文明的悠久历史，农民失去土地和家园之后并不能立刻融入城市。失去土地这个赖以生存的保障，他们成为无根的浮萍，不得不在乡村城市化进程中承受着更多的痛苦，从而也就对乡村城市化表现出更多的质疑。对土地的疯狂攫取从根上对小农意识（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农本意识”）形成冲击，土地的神秘价值逐渐被经济价值代替，土地成为金钱和利益的等价物。小农意识对功利的需求与现代文明对欲望的追求纠缠在一起，使金钱成为农民疯狂追逐的对象并影响甚至决定着他们的价值观念。斯宾格勒对此有着形象的描述，金钱“还试图闯入乡村，把不动的土地变为动产，用金钱思维改变各式各样的手艺。此外，它还对工业施加压力，并成功地控制了企业家、工程师和劳动者的工作，使他们成为其战利品。机器与人类共同面临着一个更强大的统治力量——金钱”。[10]在市场经济影响下，农民对金钱的崇拜已经超越了对土地的感情，但土地并未因此从他们的思想中消失，而是作为回忆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农民走出土地被赋予了现代意义，但同时意味着他们失去了精神的家园，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显示出复杂的一面。

由于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以及以乡村城市化为特征的乡村现代化之路，传统与现代的时间观念被置换为乡村与城市的空间观念，城市象征着现代文明和农村的未来，农村则代表着愚昧和过去。“历史上文明与城市几乎总是有着无法分离的渊源关系，文明总是以能量高度密集的城市作为中心。当今还在有力地推演的以西方到东方的现代化更是一个明显的、确定无疑的城市化过程。现代文明作为一种权力结构，同以往的任何文明一样，其本质正是乡村对于城市的憧憬与屈服。”[11]据此看来，农民进城实际上暗含着乡村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对比，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文明显然占据了上风，农民工对现代文明的主动追求和对乡村传统的主动放弃更是显示出现代文明的魅力。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着艰辛、低贱的工作，还要忍受城市的歧视，可他们仍然义无反顾地走向城市，将城市身份作为奋斗的目标。刘庆邦的《到城里去》中，宋家银毕生的理想就是获得一个城市的身份，并为此嫁给了性格懦弱的成方，成方丢掉工作之后，她宁肯让成方在城市拾荒也不准他回来。宋家银对城市的向往和内心的虚荣可见一斑。成方由合同工到拾荒者再到最终返乡的经历表明，农民工真正被城市接纳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进城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经受“畸变”、泯灭自我的过程，只有“当他们中的男性懂得用‘恶’，女性懂得用身体后，他们也就取得了城市的通行证，城市借助他们进行‘恶’与‘性快感’的生产与再生产，他们中的成功者则借此完成自己做一个‘正常’城市人的原始积累……”[12]城市的陌生环境和工具理性的处事规则使精神和物质都极度匮乏的进城农民被楔入工业发展的链条，成为物化的人；同时，都市的欲望景观又诱惑着他们疯狂地追求金钱和利益，从而使他们在追求欲望消费的同时成为消费的对象，城市侵蚀的不只是他们的肉体更是他们的灵魂。对现代文明的追求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但他们的肉体和灵魂也伤痕累累，从而注定了他们身在城市却眺望故乡的尴尬。

三 精神家园的构建

关仁山的《天高地厚》《麦河》等作品为我们展示了现代农业的光辉前景，但在《农民的终结》中，孟德拉斯通过法国农民种植美国玉米的事例认为，正是这种种植将农民纳入世界一体化的战车，使他们步入现代化的同时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和冲击。也许马歇尔·伯曼的话更能表达农民现代化的真实：“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13]在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文明带来了物质的进步，同时使人“异化”为工业生产的工具，沦落为金钱的奴隶。土地流失、环境破坏和道德沦丧更使人类丧失了赖以栖息的家园，现代化的弊端全面呈现。这对以现代文明为追求目标的知识分子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自然引发他们对乡村现代化的疑虑与反思。因此，那些捍卫土地、固守家园的守护者一改乡村改革初期愚昧落后的形象而被赋予了苍凉大地保护神的悲壮意义。这既是知识分子对现代化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也是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使然。

进城之后，城市艰难的生存环境和“二等公民”的身份注定了农民工在城市的屈辱地位，农民工自然将乡村当作精神的寄托，对故乡的回望成为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常态。《二的》中小白对童年的回忆，《亲爱的深圳》中李水库对故乡的留恋，均显示出故乡的慰藉作用，故乡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精疲力竭的时候，返乡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真正回到故乡，返乡者看到的却是愚昧、落后甚至人性的残酷与冷漠，鲁迅小说中“离乡—返乡—离乡”的模式在他们身上一再重演。对农民工来说，尽管生活于城市的底层，但毕竟身处城市，必然要受到现代文明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其价值立场和思想观念也就有可能超越乡村伦理而显示出现代性的因素；返乡后，他们对乡村的审视也就带有更多的理性色彩。《我们的路》中，郑大宝在城市遭受着屈辱和歧视，可回乡之后迎接他的不是乡亲们的安慰，感受到的不是乡亲们的纯朴和善良，而是故乡的凋敝、贫穷以及他曾经寄予了厚望的乡亲们表现出来的残忍和冷漠。大宝的再次离去与其说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倒不如说是因为对故乡的绝望。《淋湿的翅膀》中，马新回乡带领村民与造纸厂打官司，在赔偿即将到手的时候却发现村民为了金钱和利益已经开始互相算计，甚至有人丢掉了性命，马新绝望之下选择了离开。一方面是不回去了，另一方面则是回不去了。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和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民种地有利可图。因此，当农民工在城市遭遇困难的时候，自然将希望寄托于土地。可当他们返乡的时候，却与土地经营者发生了矛盾，返乡农民对土地的要求遭到土地经营者的拒绝。《永乐春》中，马冲的父亲发生车祸，家里丧失了经济来源，马冲选择辍学回家种地，但她种地的要求遭到承包她家土地的马光斗的拒绝。《夜深沉》中，隗三户回乡寻求归宿也被坚决地拒绝，隗三户在失去土地的同时失去了家园，其失望之后的离乡实为无奈之举。隗三户离乡后送掉性命与其说是因为突发事故，倒不如说是失去家园之后的绝望。乡村的贫困、愚昧、落后乃至村民对金钱和利益的疯狂追逐，不仅没有显示出乡村伦理的淳朴、善良和温馨，反而增添了现代社会的物欲崇拜，返乡者的回乡之梦彻底破碎。按照伦理学家的普遍说法，现代伦理是现代人在现代社会生活的道德规则，它是以现代人的生存、生活为根基的。但在农民的城乡往返中，象征着现代的城市将农民拒之于外，走向现代化的农村又失去了温情，农民陷入进不了城又回不了乡的尴尬。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伦理失去了根基，现代伦理显示出残酷，对城市物化的环境和乡村伦理沦丧的双重失望使知识分子陷入伦理的困惑，他们只能在想象中重建精神的家园。

精神家园的重建既是知识分子对乡村伦理的怀念和失望，也是他们对现代文明的不满和反思，以及对物欲化、庸俗化现实的逃避和城市文明的本能排斥。正如南帆所说：“事实上，对于城市的敌意是一种恐慌的症状，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所引起的巨大不适乃是这种恐慌的来源。为了抗御恐慌，作家竭力召回乡村的影像作为感情的慰藉……他们甚至愿意因此承担身心分裂所引起的痛苦与烦恼——他们不得不身陷城市而神驰乡村。”[14]正是这种理想化诉求使作家将乡村与城市进行了人为的嫁接，城市里种满了庄稼。《城市里的庄稼》《城市里的玉米》《在天上种玉米》等作品从题目就表现出乡村的影子和农业文明对知识分子的潜在影响，虚构的田园表达出农民怀乡的深情。胡学文的《虬枝引》可谓是典型的寓言。乔风进城打工，可当他返乡时再也找不到故乡。最后，乔风执拗地在一个地方种上一棵树，建造了一个新的“一棵树村”。这显然是作家的一厢情愿，表现出他们对城乡一体化乃至全球化进程暴露出来的问题的逃避，蕴含着他们对现实太多的无奈、焦虑以及对乡村现代化发展的反思。

总之，进入新时期之后，对现代化的渴望使传统社会的自然发展发生扭曲，乡村发展被纳入城乡一体化的轨道，“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特征使乡村现代化的发展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精华与糟粕并存的情态，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冲突、融合与抵牾构成乡村现代化的典型特征，而乡村现代化的主体——农民也往往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走向迷失。正如有论者所说：“旧的价值和规范系统的迅速消失和不能发生作用，以及新的价值和规范系统形成的缓慢，会形成‘价值真空’现象。随之而来的是自我认知、目标和手段的混乱。”[15]新时期小说叙事中，农民在社会发展中的困惑和迷茫正是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价值观念冲突的具体表现。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的第三世界的农村，如何吸取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优点摸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之路，既是农民奋斗的目标，也是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