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吴笛
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前沿性学术问题涉及诸多方面，随着时间的更替和学术语境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和更新。然而，作为外国文学学科研究的中国学者，为建构自己的学术家园，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前沿问题，世界文学意识是必须尊崇和巩固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根基。
一
外国文学研究，尤其是国别文学研究，需要世界文学的整体意识。培养世界文学的整体意识，对于很多文学现象都可以做出更加全面的认知。因为各种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之间，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作家之间，以及国别的主题和创作方法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文学研究，既要从宏观的视角整体把握，又要从微观的方面进行比较和分析。
强调世界文学意识的培养，有助于我们不再孤立地看待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学，而是将此看成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尤其是有助于我们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视角来审视文学经典以及相应作家的文学创作。
譬如，对于19世纪的英国作家哈代的创作，我们从世界文学的整体视野进行观照，便可发现，他的重要作品与同时代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重要作品有着独特的血性关联。仅从内容和作品结构方面考察，我们就可以看出在这两位不同民族的伟大作家之间所存在的共性。
以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和《苔丝》为例。这两部作品是同时代的作品，先后创作于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两者之间不存在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但是，在人物形象塑造、作品框架结构等许多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两位作家的内在关联。
在人物塑造方面，哈代笔下的女主人公苔丝和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都是传统道德原则以及宗教法律等社会原则的勇敢的叛逆者，同时，也都是两位作家所竭力描述的各自民族中和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充满激情和愤恨的优美的女性形象。在哈代的理想世界中，苔丝是美的象征和爱的化身，更有坚强的意志和叛逆的精神，同时也有威塞克斯人的正直忠实和自然纯朴。
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同样是一位被极力美化的形象，她被视为俄罗斯民族文学中最优美迷人的女性艺术形象之一。如同苔丝，她不仅天生丽质、光彩夺人，而且显得极为纯真、自然，并且有着一个深邃复杂的、充满激情和诗意的内心世界。
尽管都是优美迷人的艺术形象，有着高尚的品质，但与此同时，这两个人物形象也都存在着宿命论思想和一定程度的悲观情绪。尤其是对待爱情方面，尽管她们有着不同的家庭出身，但她们也都是爱情至上者，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甘心做克莱尔或沃伦斯基的爱的奴隶，甚至以死相报，这些都是有着同样局限性的。
在结构方面，其中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两部作品都是以一个女性和两个男性的关系为主要框架的。而且在这一框架中，女性是作为轴心的，两个男性都是在不同的方面起着烘托和完善这一女性形象的作用。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的迫害主要是通过卡列宁和沃伦斯基来体现的，安娜身上所具有的火热的爱和强烈的恨也是通过这两个人物来实现的。卡列宁形象的作用，体现在烘托安娜的对虚伪家庭和传统道德原则的反感和叛逆，而沃伦斯基的形象则烘托了安娜爱与激情的一面。同样，在哈代的《苔丝》中，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体现的。哈代通过克莱尔的形象，来展现女主人公苔丝的火热的爱，又通过亚雷克的形象，来展现她强烈的恨，所以，两个男主人公以不同的方式完善了苔丝的形象。克莱尔和亚雷克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苔丝性格典型化的过程中，在苔丝奇异的优美的特性和诗化特征的认知中，发生着重要的作用。
除了各自以女主人公命名并且表现女主人公命运和叛逆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和《苔丝》，哈代和托尔斯泰之间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血性联系”则是《列王》与《战争与和平》了。
如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列王》所叙述的剧情也是《战争与和平》所关注的发生在1805年至1815年的历史事件。尽管这两部题材相近的作品出版年代有一定的距离，相差30多年，但是，有证据表明，哈代几乎是在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创作的同时期开始构思《列王》的，但是由于这是史诗剧的形式，篇幅巨大，直到20世纪初才完成和出版。如同《战争与和平》，《列王》在战争与和平相互交替、宏观与微观相互结合的框架之下，写进了许许多多的思想观点，可以说，《列王》是哈代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
哈代所选择的题材尽管与《战争与和平》相近，但是，像托尔斯泰那样现实主义地表现战争的本来面目以及宏观再现当时的现实生活并非哈代的本意，哈代所要表现的是他一贯关注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悲观主义思想内涵以及他的“进化向善论”的思想体系。
二
有了世界文学意识，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
谈及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我们不能不联想到19世纪初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构想。尽管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或许也提出过这一概念，但是，产生影响的却是歌德的观点。歌德在1827年写道：“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上面说的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1]歌德的世界文学构想中，有两点应该引起我们必要的注意：一是各个民族文学之间需要交流，只有通过交流，才能互鉴，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二是他将世界文学看成一个价值的尺度，认为民族文学应当走向世界，同时力求达到世界文学的高度，达到世界的水准。
所以，关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有一些学者辩证地认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可见，民族文学是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民族文学，何来世界文学？只有通过世界文学之间的交流，才能达到互学互鉴的目的。
我国很多作家，尤其是现代作家，在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方面处理得非常好，很多现代作家本身就是翻译家，他们通过自己的文学翻译活动，使得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譬如，鲁迅先生在自己的作品中成功地借鉴了俄苏文学的营养。鲁迅所翻译以及关注的俄国文学，特别是描写平民百姓和普通知识分子的作品，如果戈理、契诃夫等著名俄罗斯作家所描写的“小人物”的作品等，都在他的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痕印。
湖畔诗人汪静之先生也正是读了数首外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作品，受其启发和影响，才开始了自己的诗歌创作道路。
抒情诗人徐志摩由于翻译哈代的作品，受到哈代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的影响。正是受到哈代思想的影响，徐志摩在作品中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深切的关爱；正是在继承传统和艺术创新方面受到哈代的影响，徐志摩的诗歌无论在意象选择还是在韵律节奏方面，都有意无意地烙下了哈代诗歌的印记。
在三四十年代的创作中，戴望舒、夏衍等著名作家都是在翻译和创作两个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而且他们所从事的翻译活动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创作。
戴望舒的文学翻译活动与诗歌创作活动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他的诗歌创作充分汲取了欧美现代诗歌的营养。他尤其受到象征派的影响，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他注重象征意象的使用。他的思想情感主要是通过相应的象征意象来表现的，他常常注意寻找妥帖的“客观对应物”来把自己的心境恰当地展现出来。
夏衍的戏剧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国戏剧的影响，譬如，正是在契诃夫作品的影响下，夏衍剧作形成了一些重要特质：平凡地展现重大语境，淡化戏剧冲突、强化诗化效果，现实主义创作规律下讲究细节的真实，以及轻松的喜剧氛围中蕴含悲剧气质。
夏衍最初喜爱直接描写重大历史事件，然而，自《上海屋檐下》起，他在创作中往往将政治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置于一个背景之中，着力于表现人物在这种情境之下的琐碎行为。
他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随着时间的磨砺，当大量着力于空泛宣传的作品逐渐失去其生命力的时候，夏衍的剧作依旧熠熠生辉，因为他的剧作是生活化的，是“严格地遵循真实的原则”的。
在诗歌创作方面，著名九叶诗人唐湜在回忆自己四十年代所受到的西方诗歌的影响时，非常形象地描述说，他喜欢“倾听欧洲诗人们在明媚的河畔歌咏，有时听着雪莱的云雀鸣啭、济慈的夜鹰轻啼，有时也进入象征的森林漫游，浪漫主义的激情引起了我的狂放不羁的幻想”。他总结道：“在三十年代，尤其是二十年代，诗人往往是高级知识分子，文化水平较高，知识十分渊博，十分熟悉中国的古典诗词，也可以从原文直接欣赏西方的诗，直接接受西方诗的影响。”[2]可见，正是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以及象征主义诗歌的不朽的魅力激发了诗人的灵感，从而影响了我国一些现代诗人的创作。
其他国家的文学也是如此，譬如，果戈理的《死魂灵》。《死魂灵》是鲁迅翻译的，很多人认为这一翻译是错误的，所以，出现了《死农奴》《农奴魂》等译本名称。其实，我认为，只有《死魂灵》这样的翻译才能体现果戈理这部杰作的精神内涵。因为，这部作品的创作，是从但丁的《神曲》中得到灵感的。《神曲》中通过梦游三界的故事来探索意大利路在何方。同样，果戈理的这部作品也是在探索俄罗斯路在何方。果戈理本打算写三部，对应但丁的《神曲》，他甚至将这部长篇小说称为长诗。但只完成了第一部的创作。其他两部都没有写完。完成的第一部，其实是对应《神曲·地狱》篇的，书写了俄罗斯乡村地主的亡灵一般的生活状态，以及展现对俄罗斯路在何方的探索。
可见，民族文学需要借鉴其他民族或国别文学的营养，才能实现文明互鉴的理想，达到世界文学的高度。
三
只有充分理解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辩证关系，我们才能清晰地理解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和文明互鉴。其中，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影响研究，表现得尤为典型。
国别文学之间具有互文关系，我们在研读外国各语种文学经典的时候，关注这种互文关系，不仅可以整体把握文学经典的精髓，而且能够认知文学经典的生成。探究这种互文关系，我们可以适当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
影响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使用这一方法，可以追溯经典生成的渊源，也可以探究经典传播的途径。
以意大利作家彼特拉克为例，若置身于英国作家莎士比亚，追溯到彼特拉克对他的影响，便是属于探究经典生成的渊源研究。
如果以意大利作家彼特拉克为例，着眼于彼特拉克，探究他的十四行诗对欧洲各国的影响以及其演变过程，便是属于影响研究中寻找终点的研究。
类似的研究具有鲜明的考据性质。如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受到彼特拉克十四行诗的影响，那么彼特拉克是不是十四行诗的首创者呢？这种追溯，可以就十四行诗的生成问题拓展研究思路。
当然，这种研究并不限于单个作家，影响与渊源也可以是集体的影响与渊源。如骑士传奇（Romance）对浪漫主义（Romanticism）的影响以及对近代长篇小说的影响。
既然谈及骑士传奇，在此适当展开。骑士传奇对其后世界文学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对现代叙事文学的影响，尤其是对长篇小说形成和发展的影响。骑士传奇有着曲折离奇的故事结构、跌宕起伏的情节线索、充满异国风情的自然风光，还有性格丰满的人物塑造，这些都是现代长篇小说的重要结构因素。受其直接影响的典型例子便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而且，从一些民族语言的“长篇小说”名称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影响以及长篇小说与骑士传奇的渊源关系。如法语的“长篇小说”为同一词根，拼为r-o-m-a-n；俄语“长篇小说”也是这样拼写的，相应为“роман”。这些名称进一步说明了近代小说与骑士传奇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联。
二是对文学题材的影响。由于骑士传奇中有着曲折感人的爱情故事，而且，骑士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忠实于自己理想的恋人，心甘情愿地为她去行侠冒险。这一题材在一定的程度上作用于后世的创作，在主题学意义上深深地影响了爱情小说，因此有了爱情小说（love story）等基本题材。而正是这一题材，使得骑士传奇在被翻译成中文时，有了“罗曼史”等译名，甚至使其常常被当成“风流韵事”而普遍接受。在西方语言中，现在“romance”也通常指“romance novel”，在这类小说中，也主要是关注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和富有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而且，这类小说往往具有获得情感满足的充满乐观情调的结尾。
三是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浪漫主义的名称“romanticism”便来源于骑士传奇“romance”。骑士传奇反映了理想化的骑士生活，富有神秘色彩，也充满想象和异国情调，说它是欧洲最早出现的浪漫主义文学也不为过。正是这些独特的文学色彩，使得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予以承袭，发扬光大，并且发展成为一场具有革新色彩的文学运动，在世界文学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是对后来作家创作风格的影响。非凡的人物性格、感伤的情感渲染、奇特的幻境描写、对忠诚和荣誉的崇尚、故事场景的童话倾向——后世文学中的这些特性都是从中世纪骑士传奇中接受而来的。甚至连一些科学幻想作品，以及诸如奥康尼等西方当代作家作品中的怪诞风格，都有一定的骑士传奇的痕迹。奥康尼在谈到小说中的怪诞风格的时候，甚至将其标为“现代骑士传奇传统”。
四
强调世界文学意识，也就是强调文学研究的国际视野，因此，研究方法必然发生相应的变更。世界文学意识促使文学研究方法发生变更的，不仅体现在文学内部的影响研究等方面，而且更多地体现在跨学科研究、跨媒体研究等方面。这部由多位学者撰写的书稿，较多地体现了跨学科、跨媒介研究方法。
譬如研究但丁《神曲》的跨媒介传播，就是典型的跨媒介研究方法的运用。《神曲》不仅是以翻译等纸质文本的形式传播，还以影视网络传播、美术传播、绘画传播等多个方面进行跨媒介传播。
再如莎士比亚著名悲剧作品《哈姆莱特》中的哈姆莱特延宕之谜的跨学科解读。在《哈姆莱特》中，王子通过“戏中戏”等各个方面，已经知道杀死他父亲的是克劳狄斯。可是，哈姆莱特犹豫不决，迟迟没有复仇，很长时间过去了，他不但没有复仇，反而考虑着“生存还是毁灭”这一问题。这就是哈姆莱特的延宕。
从文学自身研究这一延宕问题，结论无疑是哈姆莱特性格的软弱。这么一来，人们甚至将作品中的台词“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改为“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哈姆莱特！”。
当然，在文学研究中，形象是特定时代的折射，所以，哈姆莱特不仅有性格方面的软弱，还包括这一形象的时代特质，譬如，德国著名作家歌德认为，哈姆莱特的延宕出自自身能力的限定，“莎士比亚的意图是再现一桩伟大的行动由一个不适合去执行它的灵魂来担负会产生的后果——一只应该盛放美艳花卉的花盆，里面却栽了一棵橡树：树根伸展开来，花盆就裂成了碎片”。[3]
从现代心理学——尤其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此进行分析，人们认为，这一延宕中，主要是“俄狄浦斯情结”发生作用。如对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的主人公的延宕行为的解释：王子之所以一味地延宕，犹豫不决，迟迟不采取行动为父报仇，缘由便是他对母亲的眷恋，出自恋母情结，奸王克劳狄斯所做的一切，实际上是哈姆莱特想要做的，正如西方学者厄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的阐述具有代表性，在琼斯看来，哈姆莱特的延宕出自恋母情结，这也是颇具说服力的。“当他父亲的鬼魂告诉他自己是被他的叔父杀死的，而他的叔父又娶了他的母亲的时候，那在沉睡之中的童年的欲望又部分地觉醒了；克劳狄斯杀死了他的父亲，娶了他的母亲，做到了哈姆莱特自己曾想做的事。在这一意义上克劳狄斯就是哈姆莱特。杀死克劳狄斯就等于杀死他自己。这正是哈姆莱特拖延的原因。”[4]在这一意义上，克劳狄斯就是哈姆莱特的化身，杀死克劳狄斯，无异于哈姆莱特自杀，正是这一点，阻碍了哈姆莱特的复仇。
如果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野对此进行解读，主要结论是“伦理禁忌”。因为，克劳狄斯对于哈姆莱特而言，既是继父，也是国王，弑君和弑父双重伦理禁忌阻碍了哈姆莱特的行动。国内学者认为，哈姆莱特的母亲嫁给克劳狄斯为哈姆莱特的复仇造成伦理禁忌，而伦理禁忌在悲剧中同一个个伦理结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并自始至终主导着哈姆莱特的思想和行动。
如果从文学法律批评的视野对此进行解读，结论又不一样了：莎士比亚是一个十分关注法律问题的作家。“莎士比亚的戏剧中确实能发现多处同时代的其他任何作品无法匹敌的相关法律表达，而且这些都用得非常精确。”[5]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哈姆莱特》涉及诸多法律问题，其主人公哈姆莱特也具有强烈的法律意识。哈姆莱特内心潜在的强烈的法律意识与他的身份和其所接受的人文主义教育密切相关。正是这一法律意识，极大地作用于他的行动，造成了哈姆莱特复仇行动中的延宕。哈姆莱特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源自他内心对法律的尊重和敬畏，法律意识是个人复仇与“重整乾坤”的试金石。正是哈姆莱特所接受的人文主义思想以及所具有的法律意识，阻碍了哈姆莱特个人复仇的实施，从而强化了重整乾坤的历史使命，也使得这一形象更为辉煌。
可见，文学研究以及文学批评方法总是在不断更新，国内外学者也总是在寻求拓展文学批评的空间，知识更新的速度不断加快，评论界出现的包括生态批评、跨媒介批评、后人类主义理论在内的多种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强调文学研究中的“全球意识”和“国际视野”。
同样，随着世界文学格局的形成，以整体联系的视角进行文学批评，不但能拓展我们的视野、扩充我们的知识结构，并且使得外国文学研究与我国本土文化意识的建构发生关联，而且会使得文学的探索和研究更加具有科学性。
由于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转变，知识生产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从学科语境朝跨学科语境的转向。于是，学术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如今已经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探究各个学科之间的关联以及共同的规律和价值取向，无疑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捕捉热点问题以及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的重要内涵。而外国文学研究一直是体现跨学科视野的丰富领域。尤其是21世纪以来，很多学者一直在追踪学科的交会和联动。正是在这一语境下，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同人对文学跨学科研究、比较文论、文学史对话、中外文化交流等领域努力进行开拓。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集体著作中所提及的“前沿问题”，便是跨学科研究视野以及世界文学意识的典型体现。我们期望对前沿问题的关注以及跨学科视野的呈现，能够有助于推动我们共同钟爱的外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并且能为祖国的文化繁荣和学科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