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袭乌丘屿

刘浑生

一九四五年三月，在军统东南特种技术训练班（简称东南班，设于建瓯东峰）副主任兼中美合作所第七特种技术训练班（附设于东南班内，以下简称技训班）副主任林超少将的直接策划和美方人员的配合下，我成功地指挥了对位于湄洲湾外的日占岛小丘屿的夜袭，摧毁了岛上灯塔，从日敌手中夺取了大量的海洋气象资料，实现了预定的目的。

东峰受命

一九四四年，我在莆田县警察局长任内办理某劫案时，被人指控“故纵案犯”，在获悉省政府已下令将我“撤职查办”的消息后，立即离开莆田往东南班投奔林超（浙江泰顺人，黄埔四期，是我受训于福建省警官训练所时的老师）。林超正在需人之际，对我前来“避难”极表欢迎，聘我为警政系中校教官。我在警政系讲课不及一月，林超即以我是闽东人，便于开展工作为词，派我往闽东一带海湾勘察“盟军（未来之）登陆点”，了解与登陆有关的后方交通补给情况，并向沿途地方政府要些文字资料。此行预计需时三个月，不料，当我和上尉参谋柳中门出发仅月余，刚到霞浦即接林超来电，要我兼程赶回，我便于年底回到了东峰。

回到东峰的当天，林超即邀我共进晚餐。餐间，他向我说明了要我赶回的缘由。原来，不久前的一日，他接到李崇诗（中美合作所参谋长兼东南办事处主任）的电话，要他速到建阳东南办事处所在地面商要事。两人见面后，李告诉他，办事处接到戴笠和梅乐斯（中美合作所副主任、美国海军准将）的下述通知：美国海军因军事需要，急需摸清中国东南沿海的气象情况。据悉最完整的气象记录资料存在日占岛乌丘屿的灯塔内。军统局本部决定由林超设法夺取这份资料，由于事关战略急需且对国际合作影响重大，须尽快完成任务。转述了李崇诗的话后，林超对我说，他这几天一直在到处打听乌丘屿（乌丘屿位于莆田县湄洲岛以东约三十一公里处，分大丘、小丘两屿，因状似乌龟，故名大、小乌丘；两屿东西并列，相距约一公里，大丘位于西，小丘位于东）。因在美国海军军用地图上，只有湄洲湾外的海面上标着两个小黑点，其他什么都没查到。最后，他郑重地说：“你（指我）在莆田当过两年多警察局长，所以把你找回来。我想只有你能帮我的忙了，你看怎样？”言毕，两眼直瞪着我，亟待我的回答。我想，这恰是个为抗日救国做点实际工作的机会，再说，林超让我“避难”，现在要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就是赴汤蹈火也义不容辞，于是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此后三天，我忙于和林超、美方顾问及东南班、技训班有关人员（尤其是技训班的顾问张弛）商讨办法，交换意见。经林超请示李崇诗，并取到美方顾问司华兹少校同意后，决定了一个工作方案，其内容是：一、即日成立“奇袭乌丘屿突击队”，由中校教官兼突击队指导员刘浑生领导。二、武器、器材、机械的使用和维修训练由美方派两名军官负责。三、突击队下分侦察组和行动队，前者由技训班第一突击营的十名具有侦察技能的莆仙籍学生组成，随刘浑生先期出发；后者由第一、第二突击营中挑选善于水战的一百五十到二百名学生组成，编为一个中队，先留在东峰施以各种技术训练，随时待命出发。

十个随我先行的学生选好之后，我们便以请假回乡过年或搬取家眷为由，于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农历除夕前一天）离开东峰赶赴莆田。

巧施侦察

到达莆田后，十个学生（均身着便衣）按预定计划回到自己家中，白天以走亲串戚为名暗行侦察，晚上则到我寓所汇报活动情况。如此几天，即获知乌丘屿的大致轮廓，弄清了大、小丘屿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所在海水深度、潮汐流向、落差及屿上建筑物外观等一般情况。但只知这些还不能据以捕捉战机，必须打入该岛侦察，以彻底弄清敌情。为此，除留两名学生担任我的交通和助手外，我将其余学生每两人为一组，分住三江口、埭头、忠门、莆禧四个点活动，要他们设法混入渔民中出海打鱼或下海走私，以接近大、小丘屿。为便于指挥，我佯作到莆田平海乡做客，住在一间礼拜堂里。

在三江口方面侦察的叶、陈两位学生在涵江结识了一个妓女，获知她曾与大丘屿伪军（“福建和平救国军”）大队长张秀宝（惠安人，兵痞出身）姘识，便啖以重金，邀其合伙下海走私：由三江口偷运粮、酒及肉、禽、蛋品至乌丘屿，换取鱼干、鸦片、布匹等回陆贩卖，获利三人均分，资金、船只、内陆采购及出口手续的办理由叶、陈负责，岛上进口与贩卖由她负责。见条件优厚，她便欣然应允。第一次航行到达大丘屿后被哨兵扣留，她便要求面见张秀宝，诡称张是她的表兄弟，此来是邀他合伙做生意的。张秀宝检查船货后，盘问叶、陈，所言与她相同，遂深信不疑。叶、陈将部分货物送给张秀宝，其余都卖与张的部下。伪军见他们为张所信任，也乐与交道，要他们经常送货来岛。第一次航行成功，叶、陈故意多分厚利给那个妓女，巩固了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此后便以资金充足、扩大经营为借口，每隔三五天就航行走一次。张秀宝有时将女的留下，让叶、陈自行回航取货。叶、陈行动如此自由，不消多久，便与伪军混熟了，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一些由日军驻守的小丘屿的情况。

叶、陈还认识了一个专给日军做翻译的汉奸，送了他一份厚礼，要他设法介绍他们与小丘屿的日军做买卖，约明事成之后给予厚谢。那个汉奸见有利可图，便应允效力。经他介绍，日军答应叶、陈来航（日军最喜欢兴化米粉和莆田荔枝酒），约明只能在靠船码头交易，不准登岸（小丘屿只有一处设有靠船码头，其余各处都是奇岩怪石，不能靠泊；码头上设了一个哨所，日夜均有日军哨兵把守）。于是叶、陈得以靠船小丘屿，并从买卖中认识了屿上唯一的一个中国人。此人原籍莆田望江，自幼被雇到小丘屿与一个看灯塔的白俄做伴。后日军占领该屿，白俄逃跑，他被日军留下挑水做饭，久之能通日语；叶、陈来屿做买卖，日军便叫他当临时翻译。由于叶、陈有意拉拢，双方很快地成了朋友。他说日本人不许他离岛一步，最近这两年也只许他住在大丘屿的老婆每星期来这里住一晚。得知这个情况，叶、陈如获至宝，即乘航走大丘屿之机，多次送东西给他老婆，联络了感情。从这位“望江嫂”那里打听到小丘屿的许多内部情况，如建筑物的出入门户、驻军人数、武器设备、电台位置和日本人起居习惯，等等。另三个组的侦察工作也有收获，他们混入下海的渔船，对小丘屿周围的海水深度和海流速度进行实测，为后来选择强渡徒涉点提供了数据。

敌情分析

侦察工作进行期间，我与林超之间的单线通讯联系无一日中断。一个月后，我给林超写了一份“已接近目标”的详细报告，其内容包括下述各点：

一、大小丘屿的地理位置：位于莆田县属的湄洲湾外的海面上，距平海乡海岸约十五浬。

二、大小丘屿的地形地貌及建筑物情况：大丘屿面积仅约一平方公里，地势平坦。小丘屿比大丘屿更小，不过是露出海面的一堆礁石，海拔高度约一百多米。礁石之上原是乱石堆，后被铺成平地，面积只有几十平方米。平地之上矗立着一座约十余米高的用石料砌成的灯塔。平地周围是一道高约四米多、宽一米五十的围墙，面对大丘屿方向留有一扇铁门（日夜关闭并有警犬守护）。从铁门到码头水边有一条几百级的石阶路，是小丘屿对外的唯一通道。除日军官兵上下岗及搬运从大丘屿运来的生活必需品和定期补充的燃料外，平时绝少行人。顺着正对灯塔的围墙根搭盖了一溜五间房子，这是日军官兵的住地，电台和储存室也设在这里。灯塔分为三层，底层有一房一厅，房就是那位“望江人”的宿舍，厅则是日军的厨房和进餐处；中层是灯塔管理人员的工作室，室中除气象测候设备外，还存放着许多记录本（就是我们要夺取的气象资料），室外悬着能自动明灭的讯号灯；顶层置有风向标、望远镜等设备，还架着一门能作三百六十度旋转的勃朗宁机关炮。灯塔底层下面是个天然洞穴，洞底有一眼清泉，建有提水设备，此水除供驻守人员饮用外，还可应过往的日海军舰艇对用水的紧急之需。洞内还储存着几百桶汽油，是为舰艇紧急加油准备的。这些情况说明，小丘屿灯塔的作用不仅限于海上导航，还是日本海军在福建的一个补给站，即使不为夺取资料，也有必要摧毁它。

三、大小丘屿的敌军兵力：大丘屿由张秀宝大队驻守，约有人枪二百余众，大小船只十余艘。该大队名义上受张逸舟（“福建和平救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住在南竿塘）指挥，实际上受驻小丘屿的日军小分队指挥。小丘屿上的日军分队原有三十余人，一九四三年后被不断抽走，现只有十余人。其中军官、军曹各一人，其余大约一个班，分任放哨、驾船等勤务。电台设有台长和电讯员，连同他们的家属，共五男一女。测候工作和讯号灯管理由电台人员兼任。

四、根据已知敌情，建议采取突击行动。不论智取、力取，都要由一支人员精悍勇敢、能作水陆之战的行动队来完成；这支队伍须立即带足器材，移来平海训练，以熟悉水战环境。

周密准备

林超收到我的报告后，立即派遣以罗中中校为队长、一个李姓上尉为副队长的一支由一百八十名受过基础训练的学员组成的突击队赶来莆田（美国教官富勒海军上尉和礼本各中尉、三名美军机械军士及一位名叫李保罗的翻译随行）。他们以演习为名，经南平、闽清、永泰，抵达莆田城内梅峰寺安营。罗中校按林超命令，一到达即向我报到，并汇报了在东峰的训练情况，我也向他们通报了敌情。此后在梅峰寺开了几次秘密会议，讨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争取那位在小丘屿的望江籍老乡，要他在日军的饭菜中投放氰化钠，同时从外部进袭，在敌无力抵抗的情况下获取资料。第二个方案是：选择适宜天气登陆突袭。届时兵分两路，一路偷渡到小丘屿的正面消灭码头上的哨兵，随即向大丘屿方面警戒，并发出信号。另一路偷渡到背面，将船停靠在离岸最近的地方，徒涉到围墙下，爬上围墙，潜伏在房屋顶上，听到码头上的信号声，即同时投弹（要先炸死警犬和炸毁电台）；然后直闯灯塔，护住二楼的资料并直上顶层夺取机关炮，随即向大丘屿开火，不让敌军来援。资料到手后，即破坏油库，然后冲出铁门，直下码头上船离去。

林超以第一方案不可取，批准了第二方案，要求据此抓紧训练，并严密监敌和预测天气，以捕捉战机。

方案既定，就须先备好船只。我们以扩大走私为由，通过叶、陈那条“走私船”上的艄公，不惜代价租到了五条船并雇用了船上的艄公，继而在船内装上美军教官带来的马达，挑选五十名体格强壮、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员，让他们换上便衣，下船出海训练。那条“走私船”虽也参加作战行动，但须保持原来面目，不装马达，行动前也不参加训练。

渡海奇袭

一九四五年三月中旬某日，根据气象预测报告，次晨海上将起大雾，我们即决定于是日晚间退潮时出海袭敌，得手之后乘满潮在大雾掩护下返航。夜八时，五条船（出发前的最后一次会议认为五条船已足用）从平海岸边出发了。突击队员扮成渔民，佯作出海捕鱼，武器弹药都包装成“货物”放在船舱里。“走私船”作为一号船走在头里，舱内伏着三名队员，其余四船不开动马达（以免惊动敌人），在后跟进。第一船即计划中的第一路，负责占领码头上的哨所；二、三、四号各船是突击的主力，各配十至十二名队员，由李队副带领，执行第二路的任务；第五船是总预备接应船只，备有临时维修部件、药品及通讯器材，届时不拟靠岸，而在小丘屿码头与其背面礁石堆之间的海面游弋，随时准备接应，我和罗中队长及两名美军教官都在这条船上。

夜深沉，海上风平浪静，一路不曾遇到其他船只。十一时许，刮起东北风，空中乌云渐布，海雾渐起，顷之，愈来愈浓，能见度极差，好在这时计划从背面进袭的船只都已靠近登陆点了。船一停，突击队员们便纷纷跳入水中，徒涉到岸边的乱石堆上，进而来到围墙下，矫捷地翻过墙，埋伏在房屋顶上，悄然无声，竟未惊动警犬。

当一号船驶抵码头附近时，叶、陈手拿白手帕左右摇动，要求靠船“验货”，随即降下风帆，直靠码头。站岗的日军哨兵正想叫醒尚在哨所内酣睡的两个同伙一起去“验货”，我伏在舱里的三名队员突然跳出，迅速结果了这三名敌兵。叶、陈见目的已达，即发出信号。只听一声令下，埋伏在房顶的突击队员纷将手榴弹砸向那一溜五间房子，刹那间炸声雷动，房中敌人有的尚未醒来即一命归天；有的手拉衣裤四处奔突，寻找躲避之所，但也很快地倒在汤姆生枪弹下。全歼了房中的敌人，李队副即率一组人冲进灯塔，由几个人在二楼搜取资料，其余人冲上顶层控制了机关炮。在李队副指挥下，在二楼的几个队员以迅速的动作，用十余个麻袋把厚厚的数十本海洋气象资料装起来，随即出铁门顺石阶路下到码头，把资料放入船内。打扫战场时，只见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二十一具尸体，却遍寻不着那位望江籍老乡。突击队按计划在油库里安放了定时炸弹，怕这位老乡还未离屿，又找了一遍，仍未找着，时间紧迫，只好集队撤离。全体队员登上二、三、四号船（一号船弃而不用）后，即发动马达返航。

离岸约莫十多分钟，只听轰然一声巨响，小丘屿火光烛天，油库被毁，奇袭获得了完全的成功。一小时后，一架敌机飞来，在大、小丘屿上空盘旋，由于大雾垂海，竟未发现船队。船队顶风逆浪而行，虽开足马达仍航走缓慢，且海雾迷茫，能见度差，船距越拉越大，久之，各船间失去了联系。直到次日十时左右，二号船才驶回平海岸边；又过了好一会儿，三号船也安全归来；只是四号船久而不见踪影，直到深夜才迟迟归来（在雾中迷失了航路，往南日岛方向开去，发现后才折回）。

凯旋而归的第三天下午，参与行动的全体人员在梅峰寺开了个讲评会。会上，那精心装订、用圣经纸记录的四十二本海洋气象资料自然成了话题的中心。我在发言中强调这些资料来之不易，罗中中校要谨慎保管，带回技训班本部交给林超副主任处理，还说这是我的重托。会后，美国教官礼本各中尉即向罗中索取资料，说他随队而来的目的就是要拿资料。罗中来问我怎么办，我说：这些资料是中国的财富，是我们成百人冒着生命危险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的，只能带回去复命，哪能轻易给人家？美国朋友如果需要，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罗中转复之后，礼本各暴跳如雷，据说当时还想跑来跟我争吵，经罗中苦劝，答应请示班本部后再交给他，他才没有来。后来我从林超口中得知，这些气象资料送到建阳东南办事处后，终被李崇诗交给了美国海军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