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研究动态

在利益相关者、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伦理研究上，都经历了产生和发展阶段。如果从概念出现的先后来看，企业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早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而在20世纪80年代，利益相关者理论被弗里曼赋予了丰富内涵之后，迅速在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伦理中得到发展。

（一）国外研究动态

“Business Ethics”“Economics Ethics”“Corporate Ethics”在国内有不同的翻译，有的学者翻译为经济伦理，有的学者翻译为商业伦理或企业伦理。^[4]

企业伦理作为伦理学中的应用伦理的分支，同时也属于经济理论中社会议题管理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日益重要的理论问题。企业伦理作为一门应用性的规范伦理学学科，是将一般规范伦理学的原则和方法应用于经济活动而产生的。它的研究对象是经济管理活动和行为规范伦理制度，目的是以伦理约束来指导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

企业伦理思想最早蕴含在经济伦理之中。经济伦理的思想在康德、休谟、斯密等学者那里已经出现萌芽，韦伯最先提出“经济伦理”的概念，1926年希尔曼出版了《商业中的伦理：当代标准研究》，书中论述了经济伦理规范和促进经济行为伦理化的方法。近40年来，经济伦理和企业伦理学科范式得以确立并被广泛研究。

国外企业伦理研究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50～60年代在欧美国家的酝酿和萌芽期；20世纪70～80年代初在美国的出现和成形期；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现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和广泛传播期。前两个时期重要的企业伦理文献主要有：1954年查尔德斯和凯特合著的《商业社会中的伦理》，1962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的《对经济伦理及相应行动的声明》，1963年加瑞特（Garret）等人编写的《商业伦理案例》，1968年沃尔顿（Walton）出版的《公司的社会责任》等。在第三个时期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唐纳德森的《企业和道德》，弗里曼（Freeman，1984）的《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弗里曼和吉尔伯特的《公司战略与追求伦理》，邓斐的《商业伦理和发展的社会契约》，潘恩的《领导、伦理与组织信誉案例：战略的观点》，卡罗尔和巴克霍尔茨的《企业与社会——伦理与利益相关者管理》，哈特利的《商业伦理》，弗里切的《商业伦理学》，斯皮内尔的《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等。在这之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弗里曼的成果，他不是第一个使用“利益相关者”一词的，但他是赋予“利益相关者”丰富内涵和生命力的学者。

所谓的“利益相关者”，其英文为“stakeholder”，由“stockholder”，即“股东”一词转化而来。这一词语最早出现在1963年的斯坦福研究所的研究报告中，经过以后研究者的发展，利益相关者理论成为经济伦理中重要的研究方法。弗里曼提出“利益相关者就是任何能够影响公司目标的实现或被实现公司目标所影响的集团或个人”。他第一次把利益相关者的观点系统化，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形成了体系，建立了利益相关者战略管理框架模型，将利益相关者放到企业战略高度进行研究，从此开创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和社会责任与企业伦理分析的新时代。

唐纳德森和邓菲提出了基于“综合社会契约理论”的道德推理方式和模型，认为社会契约有三类：最高社会规范、宏观社会规范契约和微观社会规范契约。最高社会规范确立了世界上基本的道德规定和一般道德构成，宏观社会规范契约规定了经济活动中的伦理约束，微观社会规范契约对企业具体经营活动中的伦理要求作出明确规定。唐纳德森和邓斐以尊重和宽容为基本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伦理空间”和“超规范”伦理原则，为跨国域的企业伦理范式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卡罗尔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了1979年形成的“企业社会责任模型”，他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由裁量（即慈善责任）成为最为经典的企业社会责任思想，从而使利益相关者、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伦理之间形成内在的逻辑关系。斯皮内尔运用以目的为前提、以义务为基础和以权利为结果的分析思路，提出了“伦理学分析的一般框架”，从操作层面解决了伦理实践和应用的方法论问题。佩因提出了“类似一个典型的民间社会成员等级制度的道德维度”模型，提出了“在道德和财务中，道德是财务业绩的基石”等观点。哈特利认为，“一个公司的道德行为并没有明显降低其长期的经济绩效，企业的道德行为与经济效益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

特别要说明的是，在企业伦理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将发端于管理学的“利益相关者”理念引入经济活动中，对后来的企业伦理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使企业伦理有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同时随着其自身理论的成形，进一步完善、优化和促进了企业伦理的快速发展，基于此概念提出了利益相关者模型。黑尔和吉奥斯等学者整合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利益相关者模型研究成果。吉奥斯提出，“企业开展的一切伦理追求都是企业的资源，这些伦理内容都有助于形成组织的核心竞争力”，他借助实证研究，建立起了利益相关者责任问题研究的理论模型。卡罗尔（Carroll，1989）提出了企业社会绩效模型，并首先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末，米切尔、安吉和伍德（Mitchell，Agle and Wood，1997）对自60年代以来国际范围内在利益相关者研究中形成的概念种类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形成了在理论界具有权威地位的利益相关者概念，为利益相关者问题研究提供了比较好的概念认知和分析角度。克拉克森通过案例研究提出了新的利益相关者管理模型，概括出了50个有代表性的利益相关者问题。多纳德森和普瑞斯通（Donaldson and Preston，1995）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应该具备的三个特征，即标准和规范性，方法和工具性，客观和实证性。詹森提出企业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必须考虑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内容。卡罗尔和巴克霍尔茨的研究属于经典成果，他们在《企业与社会——伦理与利益相关者》一书中，将利益相关者分为“外部利益相关者和内部利益相关者两类，外部包括政府、消费者、自然环境、社区；内部包括雇员、公司所有者”，他们认为企业与这些利益相关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价值互动、功能交叉，企业在对利益相关者管理过程中必须处理好5个重要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伦理研究形成了以“企业伦理价值与精神”、“企业管理伦理和模型”、“企业伦理与伦理绩效”、“企业社会责任与伦理”和“利益相关者管理与企业伦理”等为核心内容的研究成果。

在德国和德语国家中，出现了施泰因曼和奥本德里尔的《企业伦理学》、科斯洛夫斯基的《资本主义的伦理学》《伦理的经济学》、阿佩尔的《责任伦理学》、施泰因曼和勒尔的《企业伦理学基础》、霍曼和布洛默-德雷斯的《企业伦理学》，乌尔利希的《经济伦理学》、阿尔巴赫的《企业伦理学》，形成了德国“经济秩序伦理学”、“伦理的经济学”和“整合性的经济伦理学”三大流派。

（二）国内研究动态

中国的企业伦理研究在一开始是与经济伦理研究融合在一起进行的，特别是在理论界和学术界开始关注经济活动中的伦理问题，并形成一些研究成果的时候，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都没有将两者严格分开。中国的企业伦理研究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萌芽时期，20世纪90年代的成熟时期，21世纪以来的平稳发展时期。

在企业伦理研究上，经济学家厉以宁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经济学中的伦理问题》，其中对许多企业伦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就在这一时期，在哲学和经济学界，同时形成了一些开拓性研究成果。^[5]陆晓禾等在对经济学和伦理学关系研究上，从语义学角度分析“经济”一词在汉语中本身就有的“经世济民”要义，即经济价值和伦理价值存在内在的统一。王小锡作为国内有影响力的经济伦理学专家，在1994年就率先发表了研究经济伦理学体系的学术著作《中国经济伦理学》和学术论文《经济伦理学论纲》，对企业组织层面的伦理学研究方法的形成和学科体系的原则加以指导。他将马克思、韦伯和斯密评价为开辟了代表着经济伦理研究的三种不同理论路径的经典人物。基于马克思主义伦理的基本原理，王小锡提出经济伦理学作为研究经济活动协调各种社会关系的“应该性”学科，不仅要关注经济领域的普遍性和一般性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也要时刻关注各个地域和国家在经济伦理上的共同认知。王小锡在《道德资本与经济伦理》中提出了“道德资本和道德生产力”的命题，被学术界视为当代中国经济伦理学原创性的思想贡献。王兆响（2011）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视角进行研究，提出客观的、现实的人是经济活动的行为者即经济活动主体，明确“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是我们理解经济伦理学研究兴起的出发点”；他提出“人的社会性本质是经济伦理成为可能的内在根据”；“人的实践性本质是经济伦理成为可能的生成性基础”；“人的理性本质是经济伦理学建立的理性能力前提”。张志丹（2011）在王小锡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经济伦理维度思想，提出了“道德生产力”“道德资本”“道德竞争力”的概念，并从本体论意义上对经济的道德本质进行系统阐述。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经济伦理结合的研究上，龚天平（2006，2007，2009，2011，2014，2015）的研究成果最为集中也最具影响力。龚天平提出，“企业原则上同其他所有的潜在市场参与者一样，应该被视为市场经济竞争过程中的一个伦理行为中心”，企业开展伦理经营“既是一种守法经营，也是一种合德经营”。他认为经济伦理学就是关于经济主体、经济决策行为的伦理学，经济伦理学要帮助改进经济主体决策的伦理质量，决策行为的功效、公平和环境保护，是经济伦理中必须关注的问题。他对企业和利益相关者的伦理关系界定十分明确，认为两者之间是“平等的伦理关系”“信任的伦理关系”“尊重的伦理关系”，充分肯定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伦理之间存在内在逻辑。

在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企业伦理研究领域方面的重要研究者和主要成果还有：董慧（2001）发表于《理论论坛》上的《企业伦理责任——企业伦理学的基础和核心》，对伦理责任性质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体系中一定包括伦理道德责任，认为企业承担这些伦理责任才能够保证使企业获得真正的自由发展，并且在市场机制的竞争中“实现企业利润性、社会性和伦理性的统一”；陈宏辉和贾生华（2002）发表于《社会科学》上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企业管理的新进展》，从企业经济行为的道德性建设出发，提出了企业开展伦理管理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认为企业履行与利益相关者“长期隐形契约”必然要求将伦理管理作为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工作。为此，他们提出了实现“伦理管理的保障措施”，形成了伦理管理深化研究内容；王雨辰（2002）发表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上的《市场经济的信用伦理与我国市场经济中的信用缺失》，揭示了“信用伦理”缺失的成因和建立完善“信用伦理”的前提基础，是国内最早研究“信用伦理”的成果；李锡元和王艳艳（2006）发表在《江汉论坛》上的《我国企业经营管理者道德问题研究》，对企业伦理影响因素和道德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6]

王珏（2005，2007，2008，2015）发表在《哲学研究》、《道德与文明》和《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经济伦理哲学范式的辩证转换》、《组织伦理与当代道德哲学范式的转换》、《后现代伦理谋划的道德哲学基础》和《伦理实证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对于经济伦理哲学和企业组织哲学理性，进行了深入研究，“确立了组织伦理性”，“否定了组织行为中立性”，客观分析了伦理实证研究合理性和需要完善之处。赵勇（2009）发表在《湘潮》（理论版）上的《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企业伦理管理》，明确企业要加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伦理管理，以赢得“双赢”策略处理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曾志伟（2010）发表于《价值工程》上的《企业战略伦理的提出——基于利益相关者角度的探讨》，提出了企业战略管理是能够将企业“对社会与伦理的关注”与传统的“对生意的关注”紧密结合的管理方法和途径，认为探索企业战略管理中的伦理需要，可为管理者解决企业伦理问题和冲突提供有效的解决途径和方法。与此同时，对欧美相关经济伦理和企业伦理研究成果也陆续出现，具有代表性的是：《论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的学派争论》（陈泽环，2005）、《德语背景中的不同经济伦理流派比较研究》（卢山冰，2007）、《当代美国企业伦理学特点论析》（赵德志，2007）、《企业伦理的管理学态度——论德鲁克的企业伦理思想及其对企业伦理学的拒斥》（郭志文，2007）、《国外商业伦理研究回顾与展望》（莫申江、王重鸣，2009）、《西方商业伦理教育沿革及影响研究》（晁罡、程鹏、鲁常玉，2012）、《营销伦理决策测量研究述评与展望》（田虹、王汉瑛，2015）。这些研究成果针对以美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经济伦理和企业伦理发展现状、主流伦理典型流派、前沿性伦理教育、最新研究方法和成果、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专项研究，研究成果对于推动我国企业伦理比较研究具有理论借鉴价值。

（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本评价

上述国外和国内在企业伦理研究、利益相关者与企业伦理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可以归纳出以下特点。第一，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经济伦理和企业伦理已经有40余年历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经济伦理和企业伦理研究范式、体系和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管理学中最早形成的理论分析框架，在企业伦理的发展中得到充分应用，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企业理论研究促进了企业伦理的丰富和完善。第二，国外企业伦理研究者积极吸纳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并把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企业伦理的方法论之一，初步形成了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逻辑主线的企业伦理研究成果和研究路径，形成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与社会责任、企业伦理问题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第三，我国的企业伦理研究已经有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在哲学、伦理学视域内企业伦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领域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初步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理论基础的中国特色企业伦理研究领域，同时，在企业伦理创新研究上出现了一些企业伦理新成果。第四，由于学科分类和学科交流上的差异，在企业伦理的研究上，我国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多学科学者参与、交叉学科融合，没有形成深度融合的企业伦理成果。在企业伦理研究上，哲学和伦理学分析框架下的成果很丰富，而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企业伦理研究没有和伦理哲学研究紧密结合。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和价值确认上，尤其是对其工具论和价值论的认知研究，远远少于其作为战略管理理论模块的研究成果及效果。第五，我国伦理学和经济管理研究领域，尚未形成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社会责任模型建设，也没有形成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伦理分析框架和研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