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以乐道

人文人格。中华文明中，人文人格特别突出，人文精神构成了它的重要精神支柱。以自然界中人与火、与水的关系中，可见一些端倪。比如，古希腊人认为火种是普罗米修斯从天庭盗火赠给人类的，而中华民族却认为是他们中间的一位先行者——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而将火作为一种工具进行使用的。又比如，《圣经》中记载，在大洪水中诺亚方舟救了犹太人的生命，而中华民族中，却有夏禹治水这样靠人的自身力量治水生存的故事。这反映了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在人与自然交往中的差异。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不像西方古人那样，把栖息生存的希望寄托于上帝天神，而是对人类主体自力更生力量的自信。中华文明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为核心，是在以人而文之、以人而明之的文化和文明交往创造活动中，追求完美的人格，坚持人的良知，探索人的主体意义。

文以乐道。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关注天文人文关系，在寻觅人类精神家园时，在现实人生中超越了宗教中介，在人生态度上走向了文以乐道的诗意栖息。孔子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重道追求，其思路是志于道、善于学的安贫乐道。他自己“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评价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乐”于道是主题。他在政治上失败后，仍然对治学持乐观态度，面对诸弟子的述志乐道，赞美他们诗意愉悦的活动，感叹这种场面：“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者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是一种执着而又潇洒的生活态度，积极乐观地诗意歌颂人生的状态。

史通古今。诗意人生观是史诗般的历史观，往往在诗人那里表达得更清晰。朱自清对诗人闻一多有这样的表述：“他研究中国古代，可是他要使局部化了的古代复活在现代的人心目中。因为这古代与现代究竟属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而历史是连贯的。我们要客观地认识古代，可是在客观地认识古代、现代的生活，要能够在心目中分享古代的生活，才能认识那活的古代，也许那才是真的古代。”诗意生活的特点，首先是乐观，接着是美观，重要的一点是富于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和理性的判断力结合在一起，才更富真善之中的乐和美。这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便是最重要的。回归历史，获得自觉，不仅哲学，文学也一样。

器物和合。诗意的和谐和音乐的和谐是相通的。“诗和”与“乐和”是相互协调的。这于中西是同样的。然而在生活器物上却大不相同。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在《符号禅意东洋风》中，认为东方日常生活中用的筷子，不像西方餐具刀、叉那样，用于切、扎、截，因而食物不再成为人们暴力之下的猎物，而是和谐传送的物质。中华民族早有用筷子的习惯。此小小餐具，简巧、灵活，难怪巴特在其比较文化学著作中将它和中华文明的“和谐”观念化于物质之中。其实，两根筷子，互相配合操作，也包含协同合作的“合”的观念。“和合”观念体现在筷子的用餐功用美德上。据说用筷子进食时，要调动人体30多个关节和50多条肌肉，有助于神经系统的活动，使手指和大脑互动，有益于健康。何时开始用筷子，已无法考证，但筷子“梜”为“木”旁，先民有“羹之有菜者用梜”，后称“箸”，为“竹”字头，可能是木竹器时代的产物。先民钻木取火，煮熟食物烫手，用树枝、竹棍方便取食。木竹石并用时的文明工具，包括食具、武器，都是常见的用餐和战斗的器物。见物见人见思想观念，筷子于此可见一斑。此中有真意啊！